令我感到迷惘的是：近年来，晋职、招研、聘任、获奖、出国、评优，忽然同有无科研项目和巨额经费挂钩。我写过一篇“打虎”的散文，谓：武松打虎，单枪匹马，因为没有列入国家“打虎”项目，没有“打虎”经费，因而没评上“打虎”教授；“官家打虎”队(唐人王键做诗讽刺官家射虎不力)虽然没有打到老虎，但却因为有项目和经费，可以评“打虎教授”，带“打虎”研究生，出“打虎”专著，出国考察“打虎”经验，获“打虎”先进，其巨额经费可以“折合”成“打虎”数量，云云。
这绝非子虚乌有。如今，争报项目，凶抢经费已成时髦。国家经费有限，能上项目、争取到经费的不多。结果，有些勤恳工作多年，教学科研成就颇丰者，仅因未能争取到经费，便连年评不上教授，形成“经费”一票否决制；而有些人空领军饷，只有区区成果，却一跃而居“教授”宝座。科研经费竟可以折合成“科研分数”。
国家设立科研项目，拨款资助，本是一件好事，结果却事与愿违，争经费似乎成了唯一目的。于是出现走门子、拉关系、弄虚作假、谎报成员、凭借职权、捷足先登、优先谋取经费。没有关系的只好望洋兴叹。有些官员利用职位方便，屡屡申报成功，同时拥有几个项目和数十万元经费。纵然你有三头六臂，如何完得成之多项目?有了项目，官员的“成果”获“社科奖”又着先鞭。另一些人则“无米下锅”，由于没有科研经费就不能“评优”，甚至可能考评“不称职”。所以有不少人竟自已出钱，从外单位“打”进单位账号，伪造“立项”和经费。这真是逼良为娼!官员霸占经费版面、论坛与奖项，所在多有。
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无须购置实验设备，只需要思想的自由与能力就可以。有经费固然好，比如可购电脑(如有多个项目，还可以多购几台)，可以购书、复印、打印、邮寄，甚至通电话、打的、旅游(读作“开会”)，都可被视为研究之需以报销。说白了，安个空调亦可视为科研必备。争取到国家项目的，有如知识界新贵，出入有车，花钱大方。另外一些人则紧紧巴巴，从牙缝里抠出几个钱搞科研。然而，对于一个甘于寂寞，肯坐冷板凳的人文学者来说，他所需要的无非是几本书外加一个会思考、敢思考，并不惮于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的大脑，岂有它哉!他若没有活动经费，就会甘于清贫。不花国家经费，自选课题，自定项目而殚精竭虑地思考并撰写论文，本应受到奖励，不料却被认为还不如那些领取国家经费而不做实事者，岂非咄咄怪事。
不少人拿到项目和经费之后，并不勤奋读书写作、认真思考，而是最终以经费买版面，发表一两篇不成体统的文章，或买书号，出版一本不像样子的“著作”，敷衍交差。也有的人编一套应试题，就算成果。他们又凭“著作”升职称、当导师。这些所谓“成果”粗制滥造，肤浅无聊。不客气地说，有些政府“选题”本身就由于选题者的局限性而落伍于时代，品格不高。
也许有人会说，有国家项目，说明你的研究被政府认可，是国家急需，同社会挂钩；没有立项，说明你的研究项目没有社会价值。此言大谬不然!察我国情，尚在“初级”，国力贫弱，财政拮据，轻视人文，鄙薄理论，科研经费，尤其是人文社会科研经费，每况愈下，能争取经费者，凤毛麟角——我们那些不遗余力同时拿到几个国家项目者，实乃麟凤龟龙之尤物也。僧多粥少，狼多肉少，贫富不均，怎么可以因为人家拿不到经费就下人家的岗呢?关键是：教授是否在“教”、学者是否在“学”(不教书的“教授”，不学习的“学者”不少见)、研究员是否在“研”。拿项目的目的是研究，如果人家就在研究，自定项目，自筹经费，且有实绩，为何不予承认呢?
鉴于国家项目和基金申报、使用中的不正之风，鉴于某些项目成果有负众望，我建议重新认识什么叫科研、学术、知识和学问。无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它们的实质都是思想、观念。观念不是金钱资助出来的。勇于思考的精神不受金钱的诱惑。过于优越的物质条件很可能使思想者慵懒。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重赏之下，未必有智者。很可能，重赏之下，必有庸夫。也鉴于国家资助悬殊过大，少数人“暴富”掩盖了知识分子普遍的学术环境与条件的恶劣，我建议取消科研资助，普遍改善大批知识界学者的物质境遇，使真正有思想的人借助高科技交流思想，奉献于社会。数十万元大奖、高薪，可能只能掩饰对多数人的不公平。
社会科学是独立的思考的研究，是思想的操练与运作。它要求思想者冥思苦想，杜门避器，远离红尘滚滚，痴痴情深于书中。“文章千古事，得珍寸心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如同自然科学中重大发明发现一样，也许在当时收不到惊人的轰动效应和官方认可，往往不被人注意，要等到几十年、几百年之后才会令世人瞩目。我们正处在“博士”帽店减价——“跳楼价”——大拍卖的时代。我们的著作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不过无人问津的著作大概在私家已蒙尘多年。科学史表明，历史上重大发明创造并不都是由政府和社会资助的，而是探索者们在潦倒与贫困中孜孜不倦地努力的结果。中外历史上不少文化名人在世时一文不名，囊中羞涩。他们的学说并不被时人承认和拥戴。活着的时候得大奖，死后著作被尘封网埋，可能很常见。这就要求文化人、人文学者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目标既定，毫不反悔。这并非赞美贫穷。我仍矢志不渝地力争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我是赞美独立人格的价值。社会对知识分子唯一要求是：思想，思想，再思想。我们时代是“文化人海战术”与团队作战，集中一批“兵”力突击出书，各执一段，然而，个人的思想独特性及锋芒不见了，然而，从来大学问家的不朽经典都不是行政组织和兵团作战的产物。
社会科学工作者是社会的良知，他凭借独立思考的力量屹立于世。金钱可以买到书号、出版专著、发表“一级论文”，也可以买到书籍、电脑，但买不到智慧、知识、观念、思想、精神与活力。只有独立不移的思想才是无形的力量。枪炮打不穿，威武不能屈。精神的本质是自由，自由就是不为物累，不假外物。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不谋求掌声、冠冕、鲜花、奖状和喝彩，而是要细心思量、谨慎推敲、聚精会神、反复琢磨。一门学术，只要自身有价值，言之成理，言之有物，就不必追求大多数人的暂时认可。它的价值在久远，在将来，在身后。一切巨著宏论，都有待第二次被 “发现”。今日被埋没的金子日后才闪光。许多政府经费资助的出版物，印数寥寥，品位不高，而闪烁真知灼见的学术论著却并非资助和喧哗的产物，而是学者们在安静的书斋苦苦思索的结晶。今日获资助、获奖励的论著，不乏平庸之作。传世之作，应当是包含思想的文字，唯思想可以传之久远。思想者，是最伟大、最不朽的。不包含独立思想的著作，纵然汗牛充栋，亦不过废纸耳。
我从来认为思想是单人独处、面壁而坐、沉思默念的结果。我不相信有什么集体的智慧与群众的思想。我也不认为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会酿出精神的美酒——那只会造就恶。思想都是个人的。社会人文研究很难搞集体的项目、团队作战。集体可以编书，可以搞大批判，可以结伙抢劫，但真正有思想的独创性作品乃出自个人深思熟虑，出自意识之流，精神之流。毫无疑问，国家应当改善思想者的物质条件。让思想者去思想——哪怕这思想暂时不被认可。但如果国力维艰，暂时不使真正的知识者富起来，那也不应当由于他们“不富”而不评教授职称，不准带研究生，不准评优——优与劣，全看其成果，而不看经费。经费不是成果。
同李醒民先生有些相仿，我自号为“六未斋主”(未获奖、未带研、未有政府项目、未出国、未做官)，可惜未遵守。这里确有高级“牢骚”的味道。但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离骚”不也是一种牢骚吗?《圣经》“约伯纪”中约伯的牢骚被上帝听到，约伯的苦难便结束了。《共产党宣言》是对当时社会的“牢骚”。唯有牢骚才有思想。肥衣轻裘者有著作，但无思想，无牢骚。中国的《诗经》便是劳动者在田间的牢骚，传至千古。诗可以愤，可以悱，可以怨。杜诗乃是集民间疮痍于笔底。志得意满中没有牢骚，但也没有思想之美。应当说，牢骚乃是碰壁之后的产物。“愤怒出诗人”，牢骚出文人。我希望学者多碰壁，多蒙羞，多受挫折，多出作品。平步青云的人无“牢骚”，但亦无思想——牢骚乃是思想的别名。不过这不等于说有权势者可以给学者“穿小鞋”。
我们的时代是“学术”大发展的时代——官僚衙门的“学术”刊物和由官僚主持的学会甚多。“无思想”的论著频频出现。官僚“学术”的症结在于：他们霸占了“学术”论坛。“沙发只卧三分热”，便有了“大作”问世。这现象不能持久。思想者应当昂起头来，大学应当是思想沙龙，而不是权术猖獗之处。
（作者系山西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