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大学的管理，很多人至今对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这些昔日的大学校长们怀念不已。的确，在中国，一个大学的兴衰与校长的人品胸襟及办学思想极有关联。
一个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学者。即使不是一流的学者，也应该是二流学者。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不是学者，没有体验过做学问的艰辛，便很难理解学者、关心学者、尊重学者；学者的特点是独立思维，不人云亦云，以这种思维去办学，自然会既尊重大学之共性，又力争办出个性、办出特色。在这一点上，中国大学曾经有过很好的传统，早期的大学校长几乎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学问家，以致几十年后人们提起的时候仍亲切地称之为“×××校长”，不像今天的许多大学校长是什么都不是的“几不像”：你说他是学者吧，可又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研究成果；你说他是政客吧，但他又有“教授”头衔，不过，认真一看就明白了，原来是个“管理教授”。
其次，大学校长应该是教育家，有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回顾那些有名的大学校长，哪一个没有令人称道的办学思想？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办学思想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遂成为北大校训。清华校长梅贻琦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看看那个时代的大学校训，就知其校长是有思想的教育家。再看看今天许多大学的校训都是些“团结、勤奋、求实、创新”之类，师范院校则都是“为师为学、求实求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之类的玩意，千篇一律，毫无特色，索然寡味，可见今天的大学校长们已经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办学思想了。
我曾经翻阅过一本叫做《中国大学校长访谈录》的书，收录了报社记者对100多位大学校长的访谈。应该说，被访谈的校长基本代表了中国高校校长的水平。遗憾的是，在这本被称为“质量相当高”的访谈录里，我们却没有发现多少可以值得称道的教育思想，尽管大家都雄心勃勃地表决心要争创一流，但总让人感觉到是你抄袭我、我抄袭你，或者都在根据同一个模式办学，真不知道这些校长们拿什么来“创一流”。
当然，今天的大学校长中也不乏可圈可点之人，比如以延揽人才著称的湖南师范大学前任校长张楚廷，以高扬人文教育大旗著称的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尽管他们的教育思想无法与蔡元培等前贤比肩，但在大学校长普遍思想贫乏的今天，他们的那么一点“异样”就足以鹤立鸡群了。我常常感到困惑，历史在前进，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家怎么就绝迹了呢？其实不难理解，就像其他学科领域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家一样，多年来，我们的教育就是用一个模式来铸造人，哪里能培养出思想家呢？
再次，作为大学校长，应该具有极强的人格魅力。用流行的话说要德才兼备，如果说学术成就和教育思想是大学校长必备之“才”的话，良好的个人品行及开阔的胸襟便是大学校长应有之“德”。大学校长的人格魅力源于对学校的责任感和对教职员工以及学生的关爱。有资料这样记述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为人：“司徒雷登把燕大看作是自己的毕生事业，以校为家，很注意与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关系，时时处处表示对他们的尊重和关爱。每年新生入学，他必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茶会或设宴招待；在校园里遇到学生，总要亲切地问候交谈；如有需要他帮助解决的问题，他会尽力帮助解决；许多教职员或学生结婚时，请他做证婚人并在他的住所举行婚礼；日寇占领北平后他曾设法营救被捕学生，也曾协助学生投奔解放区……他好像是燕京大学这个大家庭里的家长。”燕京大学“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孩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来的……”
尽管这些记载不排除溢美的可能，但是基本事实是可信的。像司徒雷登这样的大学校长恐怕今天已经不再有了。今天的大学校长已经高高在上，且不说普通学生难得一睹尊容，便是教师，也难得“亲近”了。也正因为如此，湖南师范大学前任校长张楚廷把分给自己的住房让给住房困难的教授，每有教授调离都要亲自送别，这些便被传为佳话。
蔡元培时期的北大之所以成绩斐然，除了蔡元培的改革措施得力之外，也得益于蔡元培的人格力量。“在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传为佳话的就是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校长蒋梦麟先生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今天的一些大学，文科学者当校长便发展一番文科，理科学者当校长又重视一番理科，弄得学校像打摆子一样。20世纪80年代，一所历史上有名的以文史见长的大学，因为理科学者当校长，重点发展理科，结果，文史专业渐趋衰落，到90年代初，梯队青黄不接，学术水平大降，已经危机频频了。回想蔡先生“兼容并包”的人品与胸襟，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一校之长的人格力量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于有知恩图报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一位好的校长就是一种无形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人这样形容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的重要性，苏步青说：“凡是竺校长要我干的事，我都干。”谭其骧说：“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当校长时那样继续办下去，我是不会离开浙大的。”使浙大由普通地方大学变成“东方的剑桥”。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成功也与三位校长的人格力量不无关系。
1937年，平津沦陷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迁至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前后共计8年，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本来三校联合，教育部任命了三位常务委员，即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由三人轮流担任主席。但张伯苓因在重庆另有任事，便将自己的职责委托给蒋梦麟，蒋梦麟则常年不到昆明，将两副担子委托给了梅贻琦，于是，常委会主席一职就落到了梅贻琦的肩上。梅贻琦与联大教授同甘共苦，成为后人的美谈。按规定，梅贻琦可以配备一台汽车和一名司机，但为了节省经费，梅贻琦先是辞退了司机，改由自己驾车，后来干脆连汽车也停用了。1941年夏天，他出差去重庆，买好回程机票后恰遇有邮政车开往昆明，于是退掉机票乘邮车返回，为学校节省了200余元路费。梅贻琦的4个子女都在联大上学，有一次，教育部补助联大学生，梅却不让自己的子女领取补助。正是因为梅贻琦的人格力量和教授治校的管理制度，使西南联大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延揽了大量的人才，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看一看这样的办学奇迹，想一想在办学条件不知优越多少倍的今天，我们的许多大学还在靠给求职者签订服务期限合同、否则要赔款多少多少来维持教师队伍的“稳定”，今天的大学校长们难道不应该好好反思吗？
今天，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这些教育家、大学校长的名字，仍然令我等听来如雷贯耳，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之后再没有出现教育家，再没有出现可以与他们比肩的大学校长！为什么50年来竟出不了一位堪称教育家的大学校长？是中国没有人才吗？美籍华人学者潘毓刚教授曾经意味深长地说：“中国有没有人才？回答是肯定的。中国即使一万人里出一个人才，也比外国的人才多。……关键是要有一个健全的体制。如果没有健全的体制，即使有人才也发挥不了作用。”
不是因为没有人才，而是我们的体制太不利于人才脱颖而出。有人尖锐地指出了现行校长任命制度的弊端：“大学校长、副校长的任命权集中于中央各部门（包括教育部）。由此，高校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校长主要对上负责。在这种体制下，往往最适于做校长的人不一定能得到上级认可。而上级任命的校长往往并不是最佳校长人选。……实际上，在高校这样的智力密集区，采取民主竞选校长或教授委员会投票选举校长的条件早已成熟。中央部门没有必要介入校长的产生过程。实际上往往是越管越乱，越管越死。……目前由于校长的行政色彩，往往不少人想做校长不是因为它是一种责任，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待遇。”
严格地说，政府任命的校长只是“政府”的官员，而不是“大学”的校长，政府的官员首先当然是对政府负责，人品好一点的可以在对上级负责的同时兼顾大学，而人品不佳者则只把大学当成加官晋爵的一站。大学的校长应该由大学认可，由代表大学的教授会选举产生后，由大学举办者发文聘任，而不是“任命”。“聘任”与“任命”的含义是不同的，“聘任”含有“我请你来管理这所大学”的商量语气，而“任命”则是“我让你来管理这所大学”的命令或施舍语气。两种不同语气下的校长，自然会在惟大学还是惟上上作出选择。一般说来，通过教授会选举产生出来的校长都会对大学负责，把办大学当成一种事业来对待。同时，教授会也有弹劾校长、罢免校长的权力。此外，应该废除大学一切行政人员，包括校长、书记的行政级别，实行一套独立的、区别于党政机关的干部制度，实行严格的任期制，在位时可以享受一定的待遇，任期满后就是一个普通的职员，不再享受什么厅局级之类的待遇。
正如我们所知，人类历史上治理国家的方式只有两种：法治和人治。从理论上说，在法治的社会里，法律至高无上，政治的清明与否，并不取决于谁来做官，而取决于是否有健全的法制，而在人治的国度，虽然也有种种法律，但往往权大于法，有法不依，政治是否清明，常常取决于谁来做官即官员的人品如何。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无疑是一部“人治”的历史，人治的历史里虽然不乏公正廉洁的好官，但却有太多的专制和黑暗。于是世世代代，对明君、清官的期盼和对昏君、贪官的抨击便成为中国老百姓的集体无意识。无疑，大学的管理也是如此。虽然蔡元培、竺可桢们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难得的优秀校长，但是，他们对大学的管理毕竟属于“人治”，靠他们个人的人格力量所搭起的人格平台是极其脆弱的。事实证明，随着他们的离去，这种人格力量消失，人格平台也就出现裂痕，最终土崩瓦解，他们所开创的那个大学的黄金时代也从此一去不返。
所以，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校长是重要的，但校长又是靠不住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住。……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比之人格平台，更为稳定、可靠的是建立制度平台，即建立民主治校、教授治校的制度平台，由“人治”走向“法治”。国外的一些大学就是这样做的。
据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田长霖介绍，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教授会的权力是非常大的，整个学校的学术政策和规划全部指派给教授会，“校长、副校长、院长、副院长、系主任，基本上都是受董事会的委托，执行教授会制定的学术方针和规划，去做行政方面的推动和执行”。教授会由学校的全体教授组成，由于人多，不可能有效地执行、运用权力，因此又成立很多委员会，各委员会的成员由委员委员会指派。委员委员会相当于常务委员会，大约有六七个成员，这六七个成员是从全校教授中普选出来的。每个委员会有五至十五位成员，权力非常大，比如经费预算委员会可以决定哪一个系给多少教授名额，科研委员会负责校内科研经费分配，教学委员会负责全校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安排、学时学分分配，学术规划委员会负责整个学校、学院、系的发展方向规划，学校的行政系统无权干涉，即使一些方案是校、院或系里提出来的，也必须由教授委员会裁定。教授会制定整个学术方针、规划政策及评聘任命教师，行政机构中的校长只有3%的决定权。教授会和校长行政系统是两个永远相互斗争、相互制约的机构。田长霖认为，这两个系统非常好，是该校成功的一个方面。
其实，对于中国大学来说，“教授治校”并不是陌生的东西。回顾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历史，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虽然中国的现代大学教育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很快便能与西方大学接轨。主要原因就是那时办大学的人，很能将西方大学先进的管理方法“拿来”，为我所用。有些东西，直到今天仍不过时，比如蔡元培推行美育、重视文理渗透、改年级制为选科制的思想与实践，梅贻琦的人文教育和通才教育思想与实践仍然是我们今天的奋斗目标。想一想现在的大学校长、书记们也一趟一趟地往国外跑，却没见学到什么东西，也难怪，那时办大学的人多是学贯中西的大家，而如今的校长、书记们很多连外语都说不上两句，出国不过是公费观光旅游而已，还能指望他们学到人家什么好的经验！
“教授治校”在旧时的北大和清华即已发展得较为完善，而且在两校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史上，最早提出并实践教授治校主张的当属蔡元培。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期间发现，德国的大学管理十分民主。校长和各科学长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选，校长由各科教授按年轮流担任，全校从不会因为没有校长而出现问题。
因此，他回国后，极力主张仿德国大学制度，实行民主治校。1912年，他在《大学令》中提出：“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并对评议会的职权作了规定。出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改革北大过去由校长独揽大权，一切校务均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等少数几人办理，连各科学长都无权参与的管理模式，推行教授治校。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法规、学科的设立与废止、课程的增减与改革、聘请新的教授等重要事项，均须经评议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校长是当然的议长。评议员包括各科学长和主任教员、各科本预科教授各2人，由教授自行互选，任期1年。1917年底，全校共推选出评议员19人。各学科（学系）亦设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工作，学科教授会主任由各学科教授互选，任期2年。
蔡元培此举的目的是改善学校管理体制，将权力下放，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授，调动教授的积极性，增强教授的责任感和主人意识，充分利用教授的智慧，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后来的事实证明，蔡元培的改革，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教学质量，促进了学校的快速发展。“五四运动”中，蔡元培迫于军阀势力压迫，离职出京，北大虽群龙无首，运动此起彼伏，但秩序井然，就是因为蔡元培建立的评议会和教授会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如一位学生所言：“蔡校长迫而南下，幸有本校评议会、教授会共维校务，而同仁等亦各本素日之修养照常力学，故未致以一人之去而令全校瓦解。”
清华大学也有教授治校的传统。早期中国大学的体制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1928年以前的清华即遵此制。当时虽亦仿美国大学设教授会和评议会，但其仅为校长的咨询机构，权力甚小。1928年，罗家伦入主清华，次年改校、系两级制为校、院、系三级制。按大学组织法，院长应由校长全权任命，但教授会认为院长系学术领导，校长应根据教授会的选举结果任命，后经协商，双方作了让步，改由教授会每院选出两名院长人选，校长择一任命，这一办法后来成为清华的传统，直至1948年底。
1929年4月，罗家伦辞职，后复职。1930年，罗家伦被学生驱逐出校。是年，阎锡山派乔万选任校长，但乔乘汽车上任时被学生拒之门外。1931年，教育部任命吴南轩为校长。这样，从1929年到1931年，清华基本上处于校长职权瘫痪状态。在此形势下，教授会的权力大大巩固、加强，教授治校的格局形成。1929年通过的《国立清华大学规程》规定，教授会的职责是审议教课及研究事业改进方案、学风改进方案、学生考试成绩及学位授予事宜。实际上教授会的权力大大超过了此范围，比如在院长任命上，已形成教授会选二、校长择一任命的制度，校长聘任讲师、教授亦须经教授会同意。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院院长及教授会互选出来的7名评议员组成，负责议决学校重要章制、预算、建筑及其他重要设备、各系的设立与废止等事项。学校的权力机构实际上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三方组成，以评议会的权力最大，可以看做是教授会的核心机构，而校务会则成了评议会的执行机构。
吴南轩到清华后，不经教授会选举即任命了文、理、法三院院长，被任命的三位教授因未经教授会选举而拒绝上任。吴便从校外聘请了文学院院长，并指定教务长兼任法学院院长，又弄来教育部令，解散聘任委员会，将校章中教师“由校长得聘任委员会之同意后聘任之”改为“由院长商请校长聘任之”，此举遭到清华教授与学生的强烈反对。
1931年5月28日，教授会通过决议请教育部撤换吴南轩，并恢复清华旧制，否则全体教授将于大考后离校。学生会也两次召开代表会，历数吴的劣迹，并决议全体同学整队前往吴南轩以及他任命的教务长、秘书长、学院院长住宅，请其即日离校。在此情况下，教育部不得不于7月3日下令由翁文灏代理校务，翁推荐清华原教务长、时在美任留学生监督的梅贻琦接任校长，梅于12月3日回国上任。梅贻琦上任后，坚决站在教授一边，维护和强化了教授治校的制度，继蔡元培之后创造了又一个成功的办学模式。这一模式即使在抗战中的西南联大也丝毫没有削弱。
今天，当我们提起战时西南联大，仍对其创造的教育奇迹感叹不已。它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同时培养了何炳棣、邹傥、王浩等人文学家。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473名委员中有118名出身于西南联大，占24.9%。
回头看看过去中国大学的辉煌，不能不让人感叹：假如北大和清华在50年代以后能够一如既往地按照当时已经基本稳定下来的教授治校方式来管理、发展的话，今天绝对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哪里还用得着像现在这样去“争创一流”呢？同时，北大、清华已成制度的教授治校模式之所以能够毁于一旦，也说明要实行教授治校，还需要宽松的外部环境。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按鲁迅先生的说法，好的经验，我们先把它“拿来”，为我所用，不管这经验是西方的，还是我们先人的。这里不存在“全盘西化”、“厚古薄今”的问题。
（本文选自陈远编《逝去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