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大学，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所谓“人”，既指向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也指向“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大学生。我甚至认为，后者虽弱小，但代表未来，更值得重视。具体到某大学，只要有钱，著名教授是可以“买进”的，而学生却只能自己培养。所以，我喜欢谈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国文系，谈转瞬即逝的清华国学院，谈抗日烽火中的西南联大，且特别强调其如何“善待学生”，以及毕业生对于大学的意义。大学的声誉及命运，某种程度不是由教授、而是由学生决定的。换句话说，北大能不能“世界一流”，本科生及研究生起关键作用。我关心的不是学生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数，而是着眼未来——二十年或五十年后的某一天，当人们扳着手指评说各行各业的风云人物时，突然发现他们中很多人与某所大学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所大学就是“一流”。
作为大学教授，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很幸福的事情。无论校长还是院系领导，其工作目标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学生创造好的学术氛围及生活条件。对于学生来说，能在北大念书，乃得天独厚，应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机遇，发展自己。从小就被“励志”的你们，听惯了各种关于读书的老生常谈，已经是“百毒不侵”了。那好吧，我就讲个真实的故事。
前两天搭出租车回家，因在燕园上车，司机知道我是北大教师，于是大谈北大如何了不起。类似的好话听多了，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聊。司机感慨家境不好，孩子只能就近入学，没能及早送进海淀或西城的好中学念书，因此，去年高考，上不了北大清华，只好选了北京工业大学。我赶紧解释，北工大也是好大学，是北京市重点扶持的大学；而且，孩子若真有才华，毕业后还可以到北大念研究生。我们接着聊。说起开出租车的艰辛，赚钱实在不容易，每天起早摸黑，劳作十几个小时，司机显得有点疲惫。我问：“那你供孩子上大学，是不是压力很大？”没想到他马上精神抖擞：“不！没有任何问题。”接着，又补了一句：“要是孩子能上北大，念多少年书我都能供。”不瞒你们，那一瞬间，我落泪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我考取了中山大学。因高考作文登在《人民日报》上，父亲很是得意，说：早知道这样，我们应该报北大；要是你能上北大，我当了破棉袄也送你去。后来，我真的到北大念博士，毕业后又留下来教书。在我念书及教书那些年，父亲好几次病重住院，都是过了危险期才告诉我，而且叮嘱：路远不必往回赶。那年头，电话少，交通不发达，从北京回到我老家广东潮州，得三天时间。但即便如此，也不至于忙到没时间回去探望病重的父亲。每当母亲问他是否通知我时，父亲总说，他在北大，工作压力很大，不要打扰他。父亲去世后，我写过一篇《子欲养而亲不待》，感叹子女学业上的点滴成绩，根本不能跟丧父之痛以及未能报答养育之恩的悔恨相提并论。在座各位家境不同，但我相信，有很多人的父母，都像我父亲那样，把子女在北大念书这件事，看得很重很重……
在我看来，这是一所戴着耀眼光环，某种程度上被拔高、被神化了的大学。身处其中，你我都明白，北大其实没那么了不起——就像所有中国好大学一样，这里有杰出的教授与学生，可也不乏平庸之辈。面对父母谈论子女时骄傲的神情、亲朋好友以及同龄人欣羡的目光、社会上“爱之深恨之切”的议论，作为北大人，你我都必须挺直腰杆。享受北大的“光荣与梦想”，也就得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在漫长的求学生涯中，你我都会碰到许多难以逾越的困境，记得身后有无数双殷切期盼的眼睛，就能尽力而为。
下面的论述，基于一个假设：诸位志向远大，且有一定的才华，只是在如何处理“训练”、“才情”与“舞台”的关系时，需要略加点拨。其中的轻重缓急，因人而异，这里只能大而言之。
关于“训练”
为什么把“训练”放在最前面，因为，在我看来，那是“教育”的本意。教育不能把一个白痴变成天才，但能把一个中才变成专家。说实话，真正的天才，不需要你培养，我们只能顺其自然，观赏其如何在各种逆境中搏斗、挣扎、前行。“伯乐”之所以难得，不仅因其需要特殊的眼光与胸襟，更因“千里马”其实不常有，更极少主动凑到你跟前让你品鉴。我屡次说到，大学的难处在于如何“为中才立规格，为天才留空间”。天才可遇而不可求，大学能做的，就是创造好的学术氛围，虚位以待；偶尔发现一个，赶紧扑上去，全力辅助其发展，这样就行了。我反对把“宝”都押在这，对各种“天才班”的前景均不看好。在我看来，办学的主要目标是训练中才，而不是寻找天才。
这么说，似乎有点悲观。但我更愿意从这个地方起步，思考大学课堂与研究生教育。没错，“江山代有才人出”，问题在于，这“才人”的格局到底有多大，以及“出”在什么地方。做学术史研究的，常常感到困惑：有的时代天才成堆涌现，而另外的时代，即便声名最显赫的，也都不太精彩。倘若学问上“一代不如一代”，你怎么看？当然可以上下求索左右探寻，把这事给说圆了。我只想提醒大家：即便你我加倍努力，也都不见得能超越前人。做自然科学的，容易有“进步”的自信，因科技成果摆在那里，汽车就是比毛驴跑得快，飞机又更上一层楼。人文学者呢，你敢说生活在21世纪，就一定比唐人更能审美、比宋人更有道德？
每年新生入学，老先生们都会谆谆教诲：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这一时刻，新生预支美好的未来，长辈确信薪火已经相传，双方其乐融融。我则经常泼冷水，告诫大家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你就是个普通的大学生、研究生，没什么了不起。缺少这种心理准备，不但成不了大事，还可能患上忧郁症。不要说竞争激烈、学业艰辛，单是从“掌上明珠”变成“普通一兵”，就让很多人无法适应。记得1948年吴组缃撰《敬悼佩弦先生》，提及朱自清不是那种大气磅礴、才华横溢、让你过目不忘的“大师”，初看他的为人及作品，觉得没什么了不得，甚至有点渺小、世俗。但他虔敬不苟，诚恳无伪，一点一滴地做，踏踏实实地做，用了全付力量，不断地前进，这点让吴先生及无数后人感动不已。吴文结尾，摘抄朱自清二十六岁时所作长诗《毁灭》的末段：“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正因此“笃定”与“平淡”，成就了朱自清日后的辉煌。
不只一个美国教授跟我说，你们北大学生有问题。听他/她们发言，确实很聪明；可到了写论文，为什么训练这么差？开始我以为是语言能力或文化隔阂，后来想通了，那是因为北大教授普遍重“创造”而轻“基础”。基于“精英”乃至“天才”的假设，认定自己的学生都能无师自通，拒绝进行“操正步”之类的练习。我们的选修课多是表演性质的，教授们讲得酣畅淋漓，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听众只需观赏，不怎么介入，故没能达成训练目标（参见陈平原《上什么课，课怎么上？》，《中国大学教学》2011年2期）。
各大学情况不一样，有的管得太严，有的放得太松。北大人崇尚自由，希望无拘无束地生活。具体到学业，往往欣赏思想的火花，而看不起艰苦的技术活。在北大，说你很用功，那不是表扬，是嘲笑你没才气。学生中受推崇的，不是认真念书，而是不听课而能拿高分。因此，各位即便背地里下苦功，面子上也要故作潇洒——别看今早考试，昨晚咱还连看两场电影呢。因筹备北大中文百年庆典，我翻看了好多毕业生撰写的回忆文章。有些自认为很幽默的说法，让我实在受不了。不只一篇文章表彰中文系老师“人好”：“在中文系念书，要想考试不及格，那是很难的”；“除轰轰烈烈谈了几场恋爱，四年中似乎没学到什么”。类似的自我调侃很多，写作者或许只是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不能太当真；可也隐约透露出，我们的教学管理可能太宽松了。
有学生到哈佛大学念书，一年不见，瘦了很多；问起来，才知这一年中，没有凌晨两点以前睡觉的——如果不全力以赴，成绩不好，就拿不到奖学金。一开始以为是特例，问了一圈，好多人都这样。学生们说，到美国念研究院，才知道燕园生活有多幸福，无忧无虑，功课压力那么小，玩一样就过来了。这就是中美教育体制的差异。在中国，中小学生最累，有高考的压力在等着；进入大学或研究院以后，压力突然消失，那就全凭个人自觉了。美国则相反，念小学中学很舒服，进入大学后，方才开始拼命念书。我是比较认同美国的教育体制的，小时候多玩玩，长大了才承受竞争的巨大压力。可诸位从小在中国念书，苦了那么多年，也不好意思不让大家喘口气。
不过，我还是想提醒大家，念研究院，单靠小聪明是不够的。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太聪明的人，其实不适合于做学问。因为，聪明人往往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不愿意下死功夫，老想走捷径。捷径走不通，绕回来，发现自己落后了，更是着急，更得抄近路……如此循环往复，最后不了了之。我当然明白，训练只是手段，创新才是目的。可请大家记得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中的一句话：“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学院中人，过分专业化，确实有其弊病；可“训练有素”——也就是所谓的“专业化”，依然是对学生本人、也是对指导教师的很好表彰。训练好的学者，不见得就能做出大成绩；但训练不好的，不可能走得很远。
进研究院，拿博士学位，走的是专门家之路。至于“无心插柳柳成荫”，日后成为达官、富豪、慈善家、革命斗士，这都很好，但不是办学的本意。评判大学及研究院之成败，得看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否训练有素、充满探索精神且确有创造性成果。这就是“专业”与“业余”的差别——前者全力以赴，几十年如一日，念兹在兹，而不是既当官又经商还写作、业余时间主持国家重点项目，那样的“全能冠军”，不可取。
北大学生给人普遍印象是“志大才疏”、“眼高手低”。我对大家的“志向”与“眼界”很有信心，也很欣赏，需要修补的“才”与“手”，说白了，就是良好的学术训练。这也是我所理解的“教育的功用”——让即便才华并非特别出众的人，也能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最终做出好的业绩。
关于“才情”
无论写诗作文、经商从政，都得有才情。做学问自然也不例外。基本训练完成后，剩下的，就是肯不肯下功夫、有没有好的发展机遇了。可是，同样很用功，有人突飞猛进，有人则始终上不去，为什么？这就说到天赋的问题。
关于天赋才情，有几种类型，我略做描述：第一类，虽好学，但资质平平。似乎万事俱备，可就是“东风不与周郎便”。论文中规中矩，就缺那灵光一现，读后老觉得缺一口气。第二类，不是脑子笨，是暂时不开窍。这样的学生很多，调整得好，总会有豁然开朗的一天。北大中文系不主张研究生入学后马上撰写学位论文，而是希望在修课过程中不断调整姿态，等调整到位后，才进入论文写作。如此培养思路，好处是学生眼界高，视野开阔，缺点则是往往调整到位也就差不多毕业了；最后关头，紧赶慢赶，弄出个“眼高手低”的半产品，只好寄希望于毕业后继续努力了。第三类，有才华，但随意挥洒，不能善用其才。我在好多地方提及王瑶先生对我的教诲：“有‘才华’是好事，‘横溢’就可惜了。”这句话，对大学生说有点早，对研究生不说，那就太晚了。很多人“才华”二字写在脸上，且很享受周围一片赞扬声，若不及时提醒，等定型以后，要改也难。第四类，有才华且能善用，但外界条件不允许，最终没能长成参天大树。这就是“千古文章未尽才”。第五类，天时地利人和全凑齐，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可这种理想状态并不多见。
北大教授普遍尊重个性，欣赏才情；可对于中文系学生来说，要警惕“才子”情结。若不善积蓄，随意挥洒才华，太可惜了。在日本学界，说你“天才”，那是嘲笑，意思是你训练不好，或不够用功。章太炎《菿汉闲话》称：“学者虽聪慧绝人，其始必以愚自处”。举的例子是大学者黄侃。世人皆知季刚先生狂傲，不知其读书时如履薄冰，去世前一个月仍在点《唐骈文钞》。在《与徐行可书》中，黄侃称：“常人每自尊大，至于吾辈，见事略多，辄自谓比之古人，曾无其足垢之一屑。前路遥远，我劳如何乎？”关键在于“见事略多”且“前路遥远”，故多有敬畏之心，无暇自尊自大。
清人章学诚着意分辨学问与功力，针对的是乾嘉学人之误以“功力”为“学问”。今天倒过来，国内很多著名大学，尤其是自以为是的北大学生，看不起基本训练，故往往才气逼人但根基不稳。老师们不敢严格要求，讲课时更多考虑学生的兴趣，因为只有这样，教学评估时才能得高分。另外，若真的因材施教，需要花很多时间，老师们都忙着写论文，不愿在教学上多花工夫。这就造成我上面说的，北大学生普遍有才情但训练不好。
对于学者来说，有灵气、有才情、有好的想法，这很重要。但除此之外，还需要认真经营。这不仅仅是技巧问题，也包括心态。吟诗作文，可以发乎性情；撰写长篇小说或学术著作，需要长时间的酝酿与摸索。五四时期曾有一场争论，“小说”到底是“写”还是“做”——前者强调灵性，后者注重经营。实践证明，有才气，必须配上善于经营，方才能出大成绩。历史上众多有“匠心”而无“匠气”的大书，全都是苦心经营出来的。
回到正在或即将撰写博士论文的诸位，你才气再大，也不可能一挥而就。从“资格考试”到“开题报告”到“预答辩”再到“答辩”，这种步步为营的操作方式，有其合理性。对于爆发式的天才，此举确实造成某种压抑，但保证了绝大多数学生的利益——及早发现问题，少走弯路。有的学生追求完善，怕老师批评，想等一切都做好了再拿出来，于是蹉跎岁月；而且，拿出来时，木已成舟，很难再做大的改动。念研究院，本来就是进行学术训练，不要怕出丑，不要怕失误，正是在这种不断修改中，完善自己。
做学问没有才情不行，单靠才情也不行。我见识很多志存高远的北大学生，不屑于从小事做起，看不上具体的专业训练，整天想着如何横空出世，石破天惊。在《假如没有“文学史”……》（《读书》2009年1期）中，我曾提及：成功的文学史研究，必须兼及技术含量、劳动强度、个人趣味、精神境界。为何连“劳动强度”也算在内？你用什么资料，花多少力气，下多大功夫，内行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劳动量大的，不一定是好论文；但没有一定的劳动强度，凭小聪明写出来的，不会有大的贡献。
关于“舞台”
说实话，以诸位的智商，念个博士、当个教授并不难；但真要做好学问，则没那么容易。这需要训练，需要才情，此外，还需要表演的舞台。目前中国的状态是，教授们机会很多，大学生、研究生登台表演的机会则少得可怜。我们的任务是，搭建比较像样的表演舞台，让年轻一代早日脱颖而出。这包括想方设法筹集经费，让研究生走出去，到国内外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也包括去年联合十多所著名大学，创办“两岸三地博士生中文论坛”等。诸位千万不要将目光局限在这小小的燕园，要走出去，参与各种学术上的合作与竞争。一方面是增长学识，另一方面也是表现自己，让学界了解你这坛“酒”的存在。过去说，“酒香不怕窖子深”，现在不行了，你没在学术会议及刊物上亮相，不会有人三顾茅庐的。
缺乏“舞台”，那是学校及长辈的责任；有了“舞台”而表现欠佳，那是你们的遗憾。好大学的学生，往往不太懂得“惜福”，有了机会，不擅长马上抓住，以为过了这个村，还有那个店。其实，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一辈子也就那么几步。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博士论文是否优秀、重要学术会议上有无上乘表现、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对于学者来说，这都是决定性的。十年寒窗苦读，要将自家学问心得在十分钟的发言中体现出来，你敢轻慢待之？目前国内学术会议太多太滥，与会者大都不认真；作为刚入行的研究生，你们还有学术理想，不说反潮流，起码应该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然后，抓住每一次表演机会，用狮子搏兔的架势，力求完胜。
对于学者来说，参加学术会议，除了交朋友，谈合作，游名胜，最重要的，是在学术对话中“表现自己”。具体说来，包含以下三个任务：发言、倾听、提问。
先说如何学会倾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把人家还没正式刊行的论点或材料“拿来”，那是违规；口头发表也是发表，必须给予尊重。我想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当下中国学界，会“说”的人多，会“听”的人少。有位从美国回来的教授告诉我，北大不是一流大学，理由是，教授们不听别人演讲，来的都是学生。将“参加学术会议”误解为上台念论文，发表完了，走人。名教授或自以为有名的教授，像走马灯一样，到处登台，只说不听，这是很不好的习惯。作为学者，不能满足于“独白”，还得学会“倾听”。但凡精心组织的会议或论坛，总有精彩的发言值得你欣赏；不怎么精彩但有一得之见的，也应该仔细倾听。在众多学术报告中，能否敏锐地发现前沿话题，并意识到学术突破的可能性，那是判断一个学者能力的重要指标。很可惜，当下中国，因参加学术会议而“获益匪浅”的学者，越来越少。
学术会议上，除了懂得倾听，还要学会提问。说到“提问”，我不喜欢以下三种风格：一是不懂装懂，有机会就举手，误解对方，胡乱发言，自曝其短；二是逞才使气，东拉西扯，尽说些自己擅长而跟对方发言没有关系的话题；三是刻薄为文，不看对方论文大体，抓住一两个小瑕疵穷追猛打。所谓“提问”，可以挑剔，可以商议，也可以请教，但都要有分寸感，让对方感觉到你的善意与真诚。学术会议不是拳击馆，追求真理之外，可以表现自我，但不以打倒对方为目标。真正的高手，与人为善，一出口就让人明白你的实力，而提出的问题又是可以讨论的；至于某些可笑的失误，或点到为止，或私下告知，没必要拿出来热讽冷嘲。
既然参加学术会议，自家发言当然最重要。作为学者，除沉潜把玩、著书立说外，还得学会在规定时间内向听众阐述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中国大学没有开设演讲课程，很多学者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不同于朋友聊天，不同于师徒讲学，也不同于公众场合的演说。表演性与学术性互相制衡，既不能夸夸其谈，也不能过分腼腆，目标是让同道听懂你的关键思路，以便展开有效的对话。如何做到既启发别人也表现自己，有几个小技巧，供大家参考。
首先，即便已提交完整的论文，你也不能假想大家都认真拜读过，还是得提纲挈领，将自家论文的精彩处凸显出来。其次，倾听与阅读差异很大，发言时必须步步为营，切忌天女散花，让人摸不着头脑。第三，不常见的关键性史料，尤其是古文或外文，读一遍根本无法知晓，或使用PPT，或印发给听众。第四，提要太短，论文太长，建议另外准备发言稿。临场组织或借题发挥，需要很好的心理素质，更适合于作家而不是严谨的学者。第五，越是正式场合，越需要念讲稿，千万别逞才使气。因为，听众期待的，不是你的机智或幽默——那东西有更好，没有也无所谓；关键是你的发言有没有真东西，能不能让人眼前一亮。比如我，能欣赏技巧生疏但认真准备的论文，但无法忍受花里胡哨但没有真才实学的表演。请记得，学者发言或演讲，与歌星演出不一样。
关于“课堂”
前几天接受采访，我老话重提——既然北大、清华的学生，是十三亿人中选出来，这大学怎么办都不会太差。某种意义上，我们在北大教书，是沾了学生很大的光——北大教授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其实际水平。作为北大研究生，你们也得珍惜这个可能是目前中国最好的学术环境。北大博士生的奖学金，比国内其他大学多一倍，那是学校自己筹款得来的，加上住宿基本免费，食堂吃饭有补贴，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待遇说不定没现在好。还有一点，中文系的博士生，不必帮老师做实验，也不怎么为系里打杂。之所以这么安排，是希望大家心无旁骛，全力以赴地读书做学问。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的奖学金确实比我们多，但人家规定很严格：每周干多少小时的杂活，一年只有十几天假期，其余时间不得擅自离开香港。
说这些，是因为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告诉我，最近几年，中文系研究生的学习热情下降，不少人经常逃课。选修课都是开卷考试，而人文学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北大教师又标榜兼容并包，你只要表达一点不同意见，管他对错，没有人敢给你不及格。看准了这一点，不少研究生学期初报个名，学期末交篇作业，不求高分，只要及格。毕业班的同学，更是以实习、找工作、写论文、谈恋爱为由，理直气壮地“翘课”。开始我不相信，教室里不是坐得满满的吗？结果一点名，十分之一没来；填补空白的，是外校来的旁听生。据说这已经是很好的了，有的课堂上，出席率只有一半。学生们交流经验，不是谈哪门课更重要，对自己的学业有帮助，而是哪门课好修，老师给分高，且不用做作业。
那天走在未名湖边，听导游给中学生介绍北大：在这里读书很自由，想上课就上，不上课就逃，没人管你。看中学生欢呼雀跃的样子，我心里很悲哀，感叹自己落伍了。
老北大的传统，确实是特立独行，自学为主；可曾经的“佳话”，怎么七转八折，变成了“假话”。张中行撰《红楼点滴》（收入《负暄琐话》），确实提及：“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可张文还有一句：“其实，至少就我亲身所体验，是进门以后，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这无声无臭无形无文的“学术大法”，如同自然规律一样，保证着大学的运行。若忽略“学术空气”，放弃自我约束，只谈翘课的自由，那大学还能成为大学吗？
如此“悠闲”的校园生活，跟我上面谈及的北大学生才气有余而训练不好，有直接的关系。为了中文系的长远发展，也为了对学生负责，系办公会议讨论了好几次，决定从下学期起，要求选课的学生课堂签到。你们有足够的自由选择空间，除了中文系每学期为研究生开设50门左右选修课，你们还可以修外系的课。但一旦选了课，希望积极参与，养成“诚实做学问”的习惯。有事可以请假，但不能太离谱；按照学校规定，四次无故缺席，取消考试资格。去年办百年系庆，希望赓续传统，激发学术热情；今年则突出教学管理，强化必要的学术训练。
做出这个决定，对我本人来说，是很痛苦的。作为《北大旧事》的编者及《老北大的故事》的作者，我深知北大人对于“自由”的渴望。不过，当年我就提醒，“轶事”见精神，但不能过分当真，“好玩”只是校园生活的一小部分。作为学生，绝大部分时间还是进课堂、图书馆与实验室。这些艰辛的“日常生活”，因为太普通了，时过境迁，不太被当事人“追忆”，但不等于不重要。
最后，我想说一句：请不要过分夸大燕园生活的特殊性，在这里念书，同样需要“一步一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