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康有为上《请开学校折》，呼吁朝廷广开学堂，以养人才，理由是：“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如此惊心动魄的断语，大有来头。据说，普法战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曾指着学生称：“我之胜法，在学生而不在兵。”百年后的今天，世人争说“知识经济”与“全球化”，对于康氏此语，当有更深入的体会。如果我说二十一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是制度的竞争，也是大学的竞争，你该不会有太大的异议吧？若此说成立，近年纷纷出台的大学（这里指的是目前在中国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立”大学）改革措施，值得你我认真关注。

　　关心大学改革，不只是因为你我都在大学里教书，或者你我的孩子都希望上好的大学、政府机关及工矿企业需要大批合格人才，而是“学为政本”，学术风气与社会思潮的互相激荡，影响极为深远。今天的大学改革，既有内在的发展线索，也缘于紧迫的公众期待与巨大的社会需求。如此内外夹攻，凝聚为一种共识，即通过有效的资源重组，短时间内，建成若干“世界一流”或“国内顶尖”大学。根据这一奋斗目标，各大学纷纷出台自己的改革措施，有直奔主题的，有曲线救国的，也有暗渡陈仓或移花接木的，看得你我眼花缭乱。

　　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大潮此起彼伏，作为重要的思想库及人才培养中心，大学基本上扮演着观察家与指导者的角色。如今，各行各业都曾发生过的“悲壮的故事”，终于来到了大学校园。依我浅见，大学改革难度大，除了其工作的特殊性（无法衡之以产值，也没有破产之虞），更因各利益主体能言善辩，洞察秋毫，故一场激烈的争辩在所难免。世人都说改革好，惟有牺牲没看到——在我看来，再成功的改革大业，也都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对于如此牺牲（即便“必须”，而且“值得”），应该有悲悯之心，切忌一味欢呼“沉舟侧畔千帆过”。因此，学会配套思考（不只“瞻前”，还得“顾后”）、尊重抵抗（因思想及利益的多元）、既信心十足又如履薄冰（世上并不缺乏越改越坏的先例），对于弄潮儿来说，是必修课。

　　大学改革势在必行，如何尽量地提高效率，减少震荡，以求行之久远，免得像1952年的院系调整那样，落下一身毛病，是弄潮儿及评论家都必须保有的心态。前者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后者也不便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强人所难。本文的叩问，基本上是在此立场上展开。

　　一、人文有无用处

　　你问“人文有无用处”，所有的大学校长都会告诉你，有，而且很大。可我相信，几乎所有在大学工作、学习的人，都明显地感觉到最近二十年中国的人文学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科”，因“社会科学”发展得很好）正迅速地边缘化。你可以说，国家大政方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文用处不大；你还可以说，现代大学之所以有别于中古大学或传统书院，正在于其突出科学，人文的被冷落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你更可以说，人文过于玄虚，评价体系很不稳定，想扶持都不知从何入手。但所有这些理由，都是端不上台面的。因此，主事者都会煞有介事地谈论人文的重要性。

　　比如，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曾撰文谈论一流人才所需素质，特别指出“人文素质和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一流大学要培养出一流人才》，《求是》2001年23期，12月1日）；原北京大学副校长王义遒批评那些蔑视人文的科技专家：“这些人，或许能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一些成就，却难以做出划时代的贡献，成为开拓一门学科，乃至推动整个科学发展的大师。”（《科学要自觉请人文来指引》，2003年6月5日《北京大学校报》）这两位校长之强调人文的意义，侧重人的素质，而不是学科的位置。

　　另外两位校长更勇敢，直面目前中国大学里人文的困境。去年9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在上海做题为《人文教育在大学的位序》的专题演讲，谈论大学里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金先生认为，这种状态很不正常，“人文教育在整个大学知识结构里面，应该有一个重要的位置”（2002年9月29日《文汇报》）。金先生是少数对“大学理念”有过认真思考的大学校长（参见其《大学之理念》，北京：三联书店，2001），论及人文在现代大学中的位置，显然不太乐观。约略与此同时，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发表《高等教育的五“重”五“轻”》（2002年10月9日《中华读书报》），称现在的大学、特别是理工大学，“出现了五重五轻”，第一偏颇便是“重理工轻人文”。照杨先生的说法，重理工是对的，轻人文则甚为不妥。

　　这四位校长的论述都很精彩，但都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撇开社会的急功近利，以及政府决策的偏差，人文的困境，与目前的大学评价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坊间流传的大学排行榜，北大文科（包括人文及社科）的分数，不及理科的三分之一；全国顶尖文科（北大）的分数，只有最好理工科（清华）的五分之一（参见新浪网上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等《2003中国大学评价》）。你也许觉得这种评价牛头不对马嘴，很可笑，可它代表了大众的眼光以及某些主事者不便明言的心里话。因为，按照师生比例、科研经费、社会贡献（可量化者）、院士数目（文科没有）等“硬指标”，人文确实乏善可陈。

　　在很多人眼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人文是个软指标，容易上下其手。上海交通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和高等教育研究所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曾给出了“充实的数据和具体的分析”，包括科研成果卓著，学术大师汇聚，科研经费充裕，学科门类齐全，留学生比例高等九大指标（参见刘继安《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2002年3月13日《中国教育报》）。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世界一流大学”对于所在国（乃至人类）的社会进步以及思想文化进程的贡献。光说有多少诺贝尔奖得主，有多少科研经费，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大学的意义，不仅仅是科技进步，还包括精神建设。而后者，并非立竿见影，而是潜移默化，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示。对于希望“春种秋收”，马上显示政绩的校长们来说，人文的建设其实难度更大——花钱再多，也都无法速成。记得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不只一次说过：没有强大的文科，清华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这一判断是明智的，不仅仅是科学/人文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大学的风气、凝聚力以及社会声望等，与这些看似虚幻飘渺的人文学术，大有关联。假如我们像《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行榜那样，增加“学术声望”一项，给予25％的权重，并且在数以千计同类院校的校院长中进行问卷调查，使无法直接量化的因素通过民意测验获得二次量化的数据（参见潘懋元《一流大学与排行榜》，《求是》2002年5期，3月16日），那么，人文的影响力便立即浮现出来。

　　千万不要小看“学界口碑”，它比那些用数字支撑、言之凿凿的“排行榜”，不说更重要，起码一点都不逊色。而大学的“社会声望”，与人文学者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介入当下的社会改革，变化风气，影响思想学术，这种贡献，无法量化，却是现代大学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以为只有得大奖、评院士才是大学成功的标志，那可就大错特错了。精神文化上的努力，不只无法准确统计，更因其介入现实，申述正义，张扬民主，很可能得罪权贵，招人嫌恶。但这种独立思考、不断求索、勇于承担的精神传统，是当代中国大学所应该格外珍惜并努力承继的。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这些擅长怀疑与反省、喜欢“胡思乱想”的人文学者，不只没给大学“加分”，还“添乱”。可长远看，正是这些公共知识分子问心无愧的努力，使得大学充满生机与活力。

　　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曾参加过一次校方主持的小型座谈会，主题是我们与“世界一流”有多远。与会者大都是“海归派”，说起自己熟悉的国外某某著名大学，全都如数家珍；对于北大在专业研究方面的差距，更是毫不留情。轮到我表态，一言既出，四座皆惊：“找不到差距。”不是说我所在的北大中文系特了不起，而是拿她来跟哈佛东亚系比，不可比，故没意义；跟耶鲁英文系比，可比，但说不清。记得当时我曾略为分疏，算是暂时平息了众怒。事后想想，不管是我的脱口而出，还是人家的过度反应，背后都大有文章，值得认真推敲。

　　先解释我的“可比”与“不可比”。听多了我们在经济、军事、管理、大学等落后十年、二十年的断语，很多人思考问题都是直线式的——似乎人类文明真的是“自古华山一条道”，不可能有另外一个表演空间或发展形式，因此，一切差异都可以折算成时间上的“先后”，而且精确到年月。可在我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确有较大的共通性；文化观念及制度建设，则不见得真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五十年前我们有一句口号，叫“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结果如何？落空了。今天如果有人开出支票，说“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估计也很难兑现。以中国之“庞大”与“复杂”，说积极点，有制度创新的可能性；从消极方面考虑，则是没有任何成功的先例可供抄袭。在这个意义上，谈“比较”，不能只是追问时间上的“差距”，还应该考虑空间上的“差异”。

　　为什么说不能拿北大中文系跟哈佛东亚系比，教授及学生总数的多少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各自承担的功能及努力的方向不一样。一个关注本国（语言、文学、文化），一个探究外国（语言、文学、文化），即便面对同一对象，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也都很不一样。单打独斗，确有训练好坏之别；作为整体形象，却很难说谁高谁低。如果一定要比，北大中文系不应该找哈佛东亚系，而应该找耶鲁大学英文系、巴黎索邦大学法文系、莫斯科大学俄文系、东京大学国文系等。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文系”，相对于“外文系”来，都可能聚集更多的人才，也吸引更多的目光，其工作目标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学与研究”，更直接介入了当下的思想文化进程。

　　正因为希望而且可能深刻影响当下的思想文化进程，各著名大学“国文系”的工作，除了纯粹的学理探询外，还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传统与日常生活，因而很难做横向的比较。比如，以北大文科教授为主体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现代中国史上曾发挥巨大作用，你拿她跟哪所大学的哪个阶段比，恐怕都不太合适；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都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或普利策奖，但这不等于说他们就不伟大。就像鲁迅说的，“伟大也要有人懂”（《叶紫作〈丰收〉序》）。

　　也是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大话”：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

　　这样来看“人文”，你就明白其在现代大学的位置：很难“实用”，但有“大用”。只是这个“大用”，不见得马上被承认，还可能因立场不同而异说纷陈。换句话说，人文建设属于长线投资，而且有风险。这就难怪大学校长纷纷表态“大力支持”，但往往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二、管理是否万能

　　八十多年前，蔡元培校长在《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中，总结中外大学的经验，认定是由易入难循序渐进：“盖兴学之初，目光短浅，重实用而轻学理，人情大抵如此也。”蔡先生意料不到的是，早就走过了“兴学之初”的中国大学，其弊病依然如旧。但平心而论，这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不能单怨大学校长。

　　人文之所以普遍不被看好，除了此“重实用而轻学理”的国情外，还有其成果本身的模糊性。你说这位学者很伟大，这部著作非常了不起，好吧，拿证据来。请问哪位人文学者，拿得出“板上钉钉”的证据？我念博士时，有段时间与一位念化学的同屋，毕业时，他的博士论文创造的“直接经济产值”是5000万，我呢，一个大子也没有。在这种评价体系里，你让校方怎么重视人文？每回填表汇报成绩，见到科研成果转化的产值评估，人文学者能不头皮发麻，就算坚强的了。主事者很开通，提醒大家不必介意，这一栏是为理工科设计的，人文学术“特殊”，可以不填。大学里，原先叱咤风云、执意于探求“普遍原理”的人文学术，如今成了需要“特殊照顾”的弱势群体，令人感叹唏嘘。

　　这种重理工轻人文的局面，近年似乎有了较大的转机。许多大学开始投入资金，争抢人才，一时间热闹非凡。可你仔细看看，这些大学之所以突然“发力”，大都有明确的工作目标：或评重点科学，或争博士点。如果文科真的开始评院士，大学对“人文”重视的程度，肯定还会进一步提升。可态度变了，思路依旧，还是希望人文学者的成果能“过硬”，也就是说，要“看得见摸得着”。

　　在一个迷信科学、偏好精确的社会里，一切成绩都必须量化。将教学、科研、精神、传统、学风、信誉等，全都变成数目字，而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三位，据说是为了便于管理，使评价有“客观依据”。另外，也好让领导一目了然，知道谁好谁坏，谁用功谁偷懒。现在的大学校长，心里都有本帐，科研经费、重点学科、院士数目、SCI索引等，这些都是“过硬的资料”。至于人文，最多举出个把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

　　如此强调量化，坚信“管理出效益”，使得大学的工作目标，明显背离独创性原则，而片面追求数量上的繁多。其客观效果，很可能是催生出大批的平庸之作。这一点，是量化管理最受人诟病的地方。谁都知道，论文和论文不一样，不能以数量定高低；学术上的是非曲直，无法用民主投票来解决。而主事者也自有其苦衷：之所以凭数字定英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谁让你生活在一个权威缺失的时代。既然谁也不服谁，谁也不敢拍板，谁也不想承担责任，那就将命运交给电子计算机吧。所谓“数字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大学丧失评价尺度的遁词。因其表面上的平等，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平等。

　　过于相信数字，不仅仅是技术手段问题，更重要的是心态及立场。还是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曾谈及必须分清什么是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学生，还是行政管理人员？此提问被认定是主张“教授治校”，有抢夺领导权之嫌。这里不想辨析民国年间北大、清华以及西南联大“教授治校”之利弊得失，单说大学里的工作，到底是以教学、科研为中心，还是以管理为中心。假如是前者，就必须着力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尊重其工作兴趣，任其自由发展，尽可能为其攀登学术高峰创造最好的条件，而不是迷恋于如何提高管理的效率。

　　现在各大学里为改革制订政策以及具体实施的，多为行政部门，故不可避免地多从管理的角度思考问题，用心良苦，但效果不见得好。相信广大教师的学术良知，不将主要精力放在防止偷懒，而是鼓励创新，这既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学术”的理解。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曾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例，说明创建一流大学必须有“大爱”，方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的研究环境”。下面这段话，我很感兴趣：“正是因为她的宽容和‘大爱’，安德鲁·怀尔斯教授才有可能9年不出1篇论文，埋头苦干、静心研究，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360余年的一大难题——费马大定理，最终获得历史上唯一的菲尔兹特别成就奖；她也允许患有精神病的天才数学家约翰·纳什静心地生活在校园内，并给予极大的关爱，终于使他在与疾病搏斗30年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充分体现了人类应该具有的‘美丽心灵’。我想，这恐怕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成为美国第一大学的真谛！”（《一流大学需要大楼、大师与“大爱”》，2002年9月17日《文汇报》）

　　当然，你可以说，杨先生现在不当校长，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是在他的校长任内，教授们全都几年不出一篇论文，看他着急不着急。这确实是个难题。大学里的管理，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分寸不太好把握。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可过多的规矩，又必然对天纵之才造成束缚。我曾不只一次提及，大学教育的微妙之处，在于如何“为中材制定规则，为天才预留空间”（参见《中国大学十讲》22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说说容易，真做起来，难度很大。谁是必须遵守规则、服从管理的“中材”，哪个又是可以特立独行、自由发展的“天才”，你来定？将来被你认定的“天才”一事无成，被划为“中材”的反而成绩斐然，看你怎么交代。由行政当局钦定若干种子选手（比如“跨世纪人才”之类），不见得就能保证比赛的胜利。况且，此举很可能极大地挫伤其他选手的积极性，焉知奖杯最后不是落在那些原先不被看好者手中。真正的学术创新，既需积累，也讲机遇，往往不能以常理推测。你很想要的，不见得就能得到；你没想到的，反而可能翩然而至。作为大学，最好的策略是，“时刻准备着”，迎接突然的挑战与荣誉。

　　面对着这样一种两难局面：或因管理太松而有所懈怠，或因管理过严而有所压抑，你问我怎么办？我的答案很明确：选择前者。理由是，好大学里的好教授，你不必管他/她，也不用催他/她，他们比你还着急；让其自由发展，不计较一时一地之得失，方能有大成。至于有些人因此而偷懒，没关系。因为，在我看来，一大堆无关痛痒的小成果（不说粗制滥造），还不如一个大突破。目前各大学的基本状态是，鼓励小打小闹，而不敢“拿生命赌明天”。如此追求稳妥，不敢冒险，很大程度是现有的评价及管理体制决定的。

　　建立规章制度，加强学术管理，这一努力，有其合理性，也值得提倡。尤其是如何选拔人才，防止近亲繁殖，杜绝武大郎开店，对于中国大学来说，更是生死攸关。只是必须记得，管理有效，但并非万能；而且，管理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大学的管理工作，应包含对“人”的尊重，以及对“创造性劳动”的理解。前者涉及“尊师重道”，后者则不妨称为“放长线钓大鱼”。如此具有弹性的、不乏人情味的管理，方才可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的研究环境”。

　　三、榜样如何获得

　　中国大学积弊甚多，必须改革，这我不怀疑；改革大业起步于“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这我也举双手赞成。问题在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否必须而且能够“与国际接轨”。这里应该追问的是，哪个国际？什么轨？怎么接？所有这些，都必须认真推敲，而并非不证自明。

　　办大学没钱不行，有钱也不一定就行。这和建工厂、修工程不一样，后两者，只要有足够的技术与资金，就能顺利达成。一年建成世界第一的上海磁悬浮列车或者弄出个北京现代汽车厂，这都是奇迹，但并非不可能。可你要是抱着这种念头来办大学，肯定大失所望。没有十年八年，新大学很难像个样子。这里说的不是占地面积、建筑设计，或者著名学者、优秀学生——这些都还可以用钱来买，惟有学校的风气与传统，必须靠“养成”，急不得。这还是最理想的状态，不算那些走了弯道、摔了跟斗，甚至忙了几十年、上百年还没真正上路的。

　　办大学难，难在不能依样画葫芦。榜样不难找，可人家一招一式背后，都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你光学表面的架势不行。我说过一句很“刻毒”的话：最喜欢拿某某大学说事，并将其作为标尺，用来衡量、批评中国大学的，往往是访学半年的专家。因其确实有所了解，可又知之不多，急于找到榜样，只看到人家的好处，而没来得及追问这些“招式”所隐含的意义及其来龙去脉。如此“好学”有余，“深思”不足，写写文章，发发感慨，很是精彩；一旦当起真来，用来指导中国大学的改革实践，很难不出现“橘化为枳”的尴尬局面。《晏子春秋》中有这么一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在我看来，比起具体的植物，大学的生长，更讲“水土”，因而更难成功移植。

　　考虑到大学与社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你希望超越“技术训练”，就必须面向本土，兼及历史与传统；否则，你将“水土不服”。新大学的难题是如何接地气、服水土；老大学呢，所有革旧鼎新的努力，都必须顾及已经形成的传统。如果一切推倒重来，把老大学改得“面目全非”，绝对不是好事情。有传统，就会有惰性。老大学的惰性，确实给改革带来很大的阻力，让具体操作者感觉动辄得咎，举步维艰。可正是这种抵抗，使得任何人都无法凭借一时之勇气与意气（即便是光明正大），改变大学的发展方向。大学里的任何改革，除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还有今人与传统的对话，其结果往往是“非驴非马”。这种“不纯粹”，偏离各方的愿望以及学习的榜样，不一定是坏事情。因为，这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延续——既与时俱进，而又不丧失传统。

　　改革者在设计方案时，一般都有很具体的追慕对象。就像写论文一样，有人博采众家之长，有人固守一家边界。后者的措施成龙配套，亦步亦趋，容易学得像；前者则必须视野开阔，各家之长如何协调是个难题，弄不好变成大杂烩。但对于立意高远者来说，前者无疑更具魅力，也更有发展前景。1902年，当时的管学大臣张学熙为了重开因庚子事变而停办的京师大学堂，曾敦请各驻外使节提供各国的学制资料。其中驻美使馆提供的资料最有意思。因“国家并未设官管理”，也没有统一教材，只好“经切商美外部”，提供哈佛大学（四种）、哥伦比亚大学（四种）、耶鲁大学（两种）、宾西法尼亚大学（一种）等十三本章程（其余两种为中小学课程）。尽管因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考量（1906年的《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说得很明白，德国与日本的教育“重在保帝国之统一”或“万世一系之皇统”，故最少流弊），晚清各种学堂章程的制定，实际上多采德、日学制；但晚清教育政策的制订者，还是努力“博考外国各项学堂章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张学熙等《重订学堂章程折》）。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不知是否意识到，诸君信誓旦旦的“与国际接轨”，很可能是个虚妄的目标。

　　不只一次见识过这样的局面：大家正热火朝天地讨论如何“与国际接轨”，冷不丁说到某个具体问题，这时候，留法与留德的，留日与留美的，意见全都不一样。这下子你就明白了，起码在大学领域里，“国际”上并非只有一“轨”。只不过现如今美国独步天下，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使得许多人误将美国大学作为唯一的标准，整天将“哈佛”、“史丹福”挂在嘴上。文化传统不同，各国大学其实面貌迥异；同一国家的著名大学，也因其成长背景及现实环境的差别，而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向。就连常被相提并论的“哈佛”与“史丹福”，其间的“楚河汉界”，也都值得你认真对待。

　　过去的教育家，以我为主，借鉴西方大学经验时，很有节制，知道什么能学，什么不能学；现在可好，认准一家，义无返顾，猛扑过去，表面上学得很快，也很像，可他忘记了，所有的仪式背后，都必须有精神作为支撑。举个近在眼前的例子，眼下渐趋消歇的大学合并之风，便是看对了病，开错了药。这帖药，明显是为了救治1952年院系调整落下的病。主事者用心良苦，只是忽略了国内各大学原有的传统，对“国际标准”的理解也未免过于单一，加上行政主导，实际推行中，出现了“以大为美”的偏差。可就像王则柯所说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学科门类并不齐全，学生也不过区区数千，但在学界享有崇高声誉（《小的是美丽的》，《开放时代》2003年2期），你能说这不算“世界一流”，不值得仿效？这下问题更大了，你让我学什么？哈佛？史丹福？普林斯顿？加州理工？我的答复是：都可以，又都不可以。说“可以”，是假定你已经深思熟虑，知己知彼；说“不可以”，是怕你只是震于大名，盲目响应。

　　其实，大学分类型——研究型、教学型、技术培训型、社区服务型，都有其发展的空间。不问规模大小，只要定位准，声誉好，就是好大学。就像写文章，能雅是本事，能俗也是本事；就怕半吊子，高不成低不就，理论、实用全都不彻底。不同类型的大学，目标不一，道路不一，评价标准也不一；先自我定位，再寻找相关的榜样，比起笼而统之的“接轨”说，要实在得多。各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你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脚下的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订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

　　对于许多大学校长来说，明白自家长短，形成自家个性，是第一步，也是最要紧的。民国年间的许多著名大学（包括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是有个性的，你几乎闭着眼睛就能想像得出其各自的风采。1952年院系调整后，各大学之间，从专业设置到学术风气，越来越趋同；唯一的差别，只是规模的大小与水平的高低。这种办学观念过于“整齐划一”的状态，现在正逐渐被打破。但所谓“形成自己的特色”，与其说是“扬长”，不如说是“避短”。让志向远大的校长们知道什么是自己学不了的，与让他们知道应该学什么，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校长们才懂得如何腾挪趋避，不至于贪多嚼不烂，模糊了努力的大方向。

　　说到“腾挪趋避”，这一百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并非拒绝“开眼看世界”，而是找不到很好的“接口”。晚清的模仿德、日，1920年代的学习欧美，1950年代的转向苏联，近二十年的独尊美国，我们谈论大学发展与改革，始终“目光朝外”，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姑且不说西学（包括声光电化与民主法制等）的魅力无法抗拒，西方大学制度在生产及传播知识的有效性方面，也非传统中国的书院可比。可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只谈“与国际接轨”，而不努力发掘传统中国的教育资源，这样的改革，是有局限性的。

　　在《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中，我曾提到，在借鉴欧美现代大学制度的前提下，应该追问传统的书院教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粗略言之，大概可以包括如下三种思路：

　　从教育体制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

　　从教育理念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

　　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这里所说的，不指向具体学科及研究领域（如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是强调整个学术思路的转移，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不应该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借用RuthHayhoe的说法，参见China’s Universities , 1895—1995: 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 , pp3—23, New York , 1996）。

　　最近十年，学界对于中国古代书院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出版了许多史论及资料集，此类成果，可惜不被制订教育政策及从事大学改革者所重视。“千年书院”，再加上“百年大学”，如此“中国经验”，实在不该被忽视。1921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美国柏克利大学中国学生会演说，阐述其“大学理想”──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上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蔡元培全集》第四卷64—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这样的视野与襟怀，方才谈得上“制度创新”。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

　　不管是“孔墨精神”还是“书院教学”，都比较虚幻，不能直接套用，必须经过一番创造性转化，方才具有可操作性。可思考问题，有这个维度与没这个维度，就是不一样。没这个维度，很容易变成简单的“拿来”，或自我陶醉于“中国的哈佛”、“东方的剑桥”这样不伦不类的比拟，而与“世界一流”无缘。

　　2003年6月20日于京北西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