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史视野中的教育与文化，我想谈这么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读者”。这两天，不断有人追问：你所研究的报纸、杂志，读者是谁？数量有多少？在我看来，这种追问，基本上不可能获得准确的答案。因为，晚清以降的报刊业者，大都不提供这方面的数据。我更想做的是，区分不同类型的读者。在我心目中，有两种读者，一种是一般读者，其购买与阅读，乃纯粹的文学消费；另一种则是理想读者，不只阅读，还批评、传播、再创造。如果举例，前者为上海的店员，后者则是北京的大学生。讨论文学传播，除了考虑有多少读者，还必须考虑是哪些读者在阅读。大学的课堂讲授方式、集体住宿制度、还有社团活动等因素，使得同样一本书，卖给店员与卖给大学生，传播的广度与速度是不同的。因此，我才会特别强调《礼拜六》与《新青年》的读者构成不同，直接影响其传播效果。现在讨论大众文化的人，经常会举这么一个例子：当年张恨水的读者，比鲁迅的读者多得多。可这说的是短时间内某部作品的印刷与销售，我想提醒一点，张、鲁作品的读者素质不一样，后者有批评、转载以及模仿写作的可能。这也是我们讨论文学生产时，必须引进“教育”的缘故。
第二个问题，关于“传播文明三利器”。1899 年，梁启超在《自由书》里，引用了日本犬养毅的说法，传播文明有三种利器：报章、演说与学校。这一说法影响很大。而在我看来，三者中，学校最为重要，占据关键的位置。因为，现代中国的“学校”，已经注重“演说”的教学，并主动与“报章”结盟。很长时间里，大学教授的地位，远高于卖文为生的作家。这种崇高的社会地位以及使命感，使其更有可能承担提倡文学革命的重任。另外，教育者的权力、地位、修养以及趣味，实际上主宰了“现代文学”的诠释，也深刻影响读者的选择。我们谈论作品的销量时，必须考虑“畅销”与“长销”之间的差异。举个例子，1924年世界书局出版《中学国语文读本》，收录鲁迅四篇小说、五篇杂感，还有叶圣陶、郭沫若等人的小说诗歌。张恨水作品的发行量，确实比《吶喊》、《彷徨》来得多；可后者进入了中学国文教材，日后的传播与影响，不可限量。再举一例，1935 年，开明书店推出《国文百八篇》，那也是流行很广的教材。这套书的编者是夏丏尊和叶圣陶，所选的自然也都是新文学家的作品，张恨水等通俗小说家没有立锥之地。
第三个问题，关于“课程”。作为教育者，我特别关注大学里开什么课，用什么方法来教学生。我做过几个个案，比如 1910 到 1920 年代北京大学国文系课程的变化；又比如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包括其后身南京大学）在文学教育方面的差异；还有，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为何从“文章源流”转变为“文学史”、“古文史”如何被“小说史”取代、“戏剧史”以及“外国文学”又怎样迅速崛起等。所有这些课程的变化，跟中国现代文学的成长，步调大体一致。另一点也很有意思，1927 年后教会大学的“本土化”策略，使其特别注重中国文化研究，催生出一批“国学研究所”，比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等，都有类似的专门机构，这对现代中国人文学术的转型，起了不小的作用。
第四个问题，我想谈文学史家之“介入”意识。将“教育”从纯粹的教育史中导引出来，带入文学研究领域，这一论述策略，其实是根源于现代中国教育的特殊性。第一，作为西学东渐最重要的分支；第二，承担了启发民众的重任；第三，处在不断的变革与建构中；第四，跟整个新文学发展密切相关，甚至可说是新文学的“摇篮”。以上四点，决定了“现代中国教育”不可能安于校园一隅。“文学”如何“教育”，是个大问题。把文学当作一种知识，还是一种教养；将文学教育封闭在校园，还是汇入社会思潮，这里有很大的差异，值得认真探究。在我心目中，“文学教育”必须介入当代文学进程，而不应局限于大学课堂。这当然是与我自己的学术背景有关。北大中文系有个特点，教现当代文学的教授，与教古代文学的教授，数量上大致相当。表面上看来很不合理，100 与 2000 年，很不相称；之所以如此安排，背后有强大的文化关怀与学术野心。以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比如深受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最近十几年有所改变，主要是强调本国文学教育，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介入当下的思想文化进程，而不局限于具体知识的传授。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谈“大众文化”研究。对于大众文化，我既无深入探讨，也没有甚么偏见。我更倾向于在与精英文化的对话状态中，来讨论大众文化；而不是将其孤立起来，越说越深刻，越说越伟大。理解二者之间的互相对立与互相转化，可以把事情说得更全面，课题也能做得较为深入。这些年学界热衷于谈张恨水、谈鸳鸯蝴蝶派，这是对以前独尊精英文学的反拨。这一思路，我是同意的。我只是担心走到另一个极端，比如，以鸳鸯蝴蝶派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轴，那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文化研究的思路进来以后，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很有活力，可也蕴含某种危机。比如，一谈到上海，全都是咖啡厅、歌舞场、电影院，学生听得很开心，觉得 30 年代的上海真是幸福啊！可 1930 年代的上海，并不都是靡靡之音，并不都是声色犬马。我不像有些上海朋友那么激进，说这是学界的“媚俗”；我只是希望谈 1930 年代的上海时，一定要把茅盾的《子夜》等左翼文学带进来。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写得很好，在大陆很受欢迎，可也受到一些批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左翼的这条线抽掉了。1930 年代的上海，咖啡厅、歌舞场、电影院等，确实是很重要的生活场景与文化氛围；可我提醒诸位注意，那是一个“左翼文学的时代”，即便施蛰存、穆时英、刘吶鸥等新感觉派，也都提倡过革命，甚至是在咖啡厅里谈革命。“革命”对于 30 年代上海的文化人来说，也是一种“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