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主要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学者，我在“国粹”、“国故”与“国学”这三个词语中，最能接受的还是“国学”。但或许是偏见，我始终认为“国学”这个词，是被“西学”倒逼出来的，因此带有浓厚的防御色彩，缺乏主动性与生长空间。最近十年，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学”变得炙手可热，可说是到了“无人无处非国学”的地步。

　　随着“国学热”的勃兴，其边界及内涵不断拓展，连我这样的门外汉，也都有机会凑热闹，贡献几句大白话。以下五点——国学不是口号、国学并非学科、国学吸纳西学、国学兼及雅俗、国学活在当下——权当迟到的祝福与期许。

　　国学是好东西，但不该是震天响的口号。因为，一旦成为口号，犹如漫天翻卷的大旗，必定旗下鱼龙混杂，招来很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江湖骗子。当下中国，“国学大师”的头衔似乎比物理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要好听得多。可我对于后者基本信任；对于前者则敬畏之余，不无几分疑虑——主要是搞不清楚其研究对象、工作方式及努力方向，因而不好评价其得失成败。

　　国学是大学问，但不该汲汲于晋升“一级学科”。几年前，若干出身经济学或自然科学的校长们联袂，振臂疾呼，希望国家将“国学”确定为一级学科，并授予专门学位。理由是，现有的文学、史学、哲学、数学、化学、物理学等分科方式，属于西方体制，无法容纳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这里不想正面立论，单说这“一级学科”与“博士学位”，同样也属于西方体制。除非恢复“六艺”、“四部”的分类方式，

　　或干脆回到秀才、举人、进士的科举考试，否则很难摆脱这种“影响的焦虑”。应某大报之邀，我正想参与讨论；一听说是反对设“国学博士”的，主事者当即表示，这文章可以不写了。

　　国学博大精深，但不该画地自牢。时至今日，我还是相信王国维的话：“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硬要将“国学”与“西学”做彻底切割，不说理论上不够圆融，实际效果也不佳。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如何看待新旧与中外，有过很激烈的争论；而日后对中国文化研究及建设作出更大贡献的，是《新潮》诸子，而不是《国故》诸君。

　　谈论国学，其视角有广狭之分，在“固守五经”与“兼及雅俗”之间，我倾向于后者。照理说，前者边界清晰，且渊源有自，容易做成“大学问”；只是因不接地气，很难茁壮成长。后者则“无往而不在”，兼及精神与物质、殿堂与市井、书斋与田野，更容易为广大民众接纳。说到底，热衷于谈“国学”的，更多动力来自政界、商界及大众媒体，而不是学院派。

　　最后一点很重要：国学必须活在当下。世人所理解的国学，大都是“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学术文化”。而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化，因其接受了西学的洗礼，很容易被剔除出去。这也是很多大学的国学院在确定研究对象时，将边界划到辛亥革命的缘故。这么一来，国学也就成了“博物馆文化”——很优雅，也很美丽，但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我最担心的。如何让中国文化重新“血脉贯通”，是每一个关心国学命运的读书人都必须认真考虑的。

　　在这个意义上，“国学”确实需要有“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