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辉：历史深处文明的回声

历史深处文明的回声

——歌舞剧《甲骨文》研讨会上的发言

杜建辉

几年前，我与一位国外的教师交流，他说，他走过不少国家，没见过那个国家把自己的文明源头描述的这么糟糕，祭祀杀人，占卜迷信，早期最著名的帝王原本叫帝辛，字受德，后人非要改称“纣王”，纣，字义“残义损善”，竟还罗列了数不清的罪名，诸如穷兵黩武、酒池肉林、炮烙之刑、牝鸡司晨等等，应当承认这些叙事误解和扭曲是我国历史长期形成的，深深地嵌在一代代人的记忆里，不仅影响了甲骨文的形象，而且还严重扭曲和误导了人们对整个华夏文明源头的认知。

一个人，一个民族成熟的时候总要回答一些生命的目的问题，如我“从哪里来？现在要干什么？到哪里去？”等等，历史只所以必不可少，就是回答了“从哪里来”的问题。同样站在第三人的立场上就会有“他们从哪里来？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到哪里去？”了解他人的历史，有利于理解他的现在，判断他的未来，所以说对自己民族过往历史的评价决定着后人和他人对现在子孙后代的认识和观感，深刻地影响着他人对我们未来的走向和判断。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用现代文明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过往历史形成的错误扭曲的叙事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通过研究发现，反思批判，逻辑判断等等，最后形成更加理性更加真实，新的历史认识和观念。现代艺术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必须有新的观念，用观念做艺术，创造思想和美，如此才能从艺术再现的真实历史中汲取教训，启迪智慧，用辩证历史的眼光去理解和把握探源华夏文明的意义和价值，坚定我们的文化文明自信。

当然，历史舞台剧不同于历史研究，或是写历史文章，歌舞剧除了音乐舞蹈声光电背景外，就剧本本身而言还要有故事、结构、人物、语言唱词等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通过这些要素组合再现历史的场景，丰富历史演变的逻辑和内涵，达到感化、启迪人的效果。

基于以上考虑，歌舞剧《甲骨文》剧本借用经济学研究方法，也就是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即文学叙事上称“鸟瞰”，主要围绕中国文字的产生和它的独特性，甲骨占卜祭祀和甲骨文在中国文字产生中的特殊作用，在漫长的岁月里汉字能夠以文化成天下，成为我们民族枝繁叶茂、兴旺发达的根基，以及为什么说中国文字内涵的道义伦理、价值精神是它能夠传承至今的根本原因等等。这些论述主要通过考古队解说完成，一方面交待整部剧的背景和常识；另一方面还要推动剧情发展，介绍重要场景的史料来源依据。这一部分有两个焦点，也就是新的观点，需要专家重点给以审议：一是商人的祭祀占卜活动，我为什么说它是当时人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主要方法呢？我们知道占卜祭祀是人类蹒跚学步时期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早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就有了原始的宗教意识和各种各样的占卜祭祀活动，造成这些活动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物资和知识的匮乏。物资匮乏不需要解释了，知识匮乏首先要清楚什么是知识？知识其实就是可以确定的信念，由于知识匮乏，我们的祖先对风雨雷电、生老病死、日月星汉、四季更替等等每天可能出现的现象都无法解释，便有了通过占卜祭祀认识理解这个世界和自己的活动，当然开始时人们的这些活动主要是诉求收获，保佑平安，预测未来，到商朝，尤其是中后期，占卜祭祀活动已经在程序上发展到同时提出正反两种意见，并且可以对这两种意见进行验证的高度了，出土的甲骨刻片也证实了这一点（出土有包括置、前、兆、卜、贞、验辞整个占卜过程的甲骨片），这个改进过程当然十分漫长，最早发现甲骨刻辞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250年到商朝晚期公元前1046年，大约经历了200年时间，虽然占卜活动中的这些改革是不是商王帝辛提出来的，我们尚没有证据，但帝辛逐渐废弃这些活动却是事实，最后导致微子和一些神祗官员携祭祀神噐投奔周国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占卜活动已经不是单纯的诉求神旨，保佑平安，而是针对当前的处境，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过程。我们祖先的占卜祭祀活动到了商周之际收获的思想成果就是《易经》。一般讲《周易》是根据时空、天象、社会人事关系等推测事物人物发展规律和结果的书，“推天道以明人事”，它的确总结了商周时期我们祖先创造的优秀的辨证思想和方法，如“苟日新，日日新，又一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物极必反，居安思危”、“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等等。随着占卜祭祀活动的改革，商周之际的占卜活动已经是不仅提出问题，而是提出目标，列出达到目标的各种条件因素，创造条件环境去解决问题的一种思路和方式。这方面的证据太多了，自古相沿至今老百姓都在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安阳郊区马家大院看看，马家大院兴盛百年传承的就是一进大门那段家训，出自《易经》第37卦风火家人卦。（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为贵等等）当然它也有局限和缺点，就是用最原始的唯一的手段代替各种信息的收集整理，用简单的推理方法代替对事物、人物及社会关系的认知判断和评估决策等等，这些都是在当时无法克服和解决的。但无论如何古人的这些活动不能简单地用愚昧迷信去盖棺定论；焦点二是商朝不仅创造了文字，同时创造了整个甲骨文明，创造了中华文明的终极价值观念——“天”，以及由此推导出相应于天下，相应于邦国部落、相应于家族个人的“天理”、“天道”、“天命”等一系列价值观念，用以处理人自身的矛盾、人与人、部落与部落、邦国与邦国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商朝的祭祀活动和甲骨文本身就是论据和必要条件，商朝的合法性来自“景亳之盟”，是个联邦制的“天下共主”王朝，频繁迁徙，“前五后八”，可见当时的人们尚没有清晰的领土疆域意识，国都安阳有城无墙，最大的优势是他们的生产技艺和文字典章制度，靠祀和以文化成天下，做为统治的主要方式，戎和对外用兵只是辅助手段，这些创造“天下观”理论的物质条件是众多商以后传世经典作家造不出来，周朝“家天下”后，显然没有了商朝“天命玄鸟，降尔生商”的眼界和胸襟，后人认为“天下观”是周人的发明创造显然是张冠李戴缺乏证据的，因当时夏商周是同时存在的，这些理论的创造只能归于那个时代，归功于周朝一家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第二个层次是剧本的故事，经济学称微观分析，从文学角度讲就是在历史长河中剪取一段风高浪急，旋涡险滩，作为叙事时段，把他们的经验，主要是教训，讲给人们听，以史为鉴，以人为镜，知得失兴替，才能看清“到哪里去”的路。那么为什么选择商周之间大道之变作为叙事故事呢？我想主要有这么几点：一是任何历史故事都要回应现实的关注，也就是说必须符合现代文明标准去衡量剧本表现的人和事，甲骨文时代虽然很长，但有故事素材的时段并不多，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故事更少。从目前出土的十几万甲骨片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即商王武丁和帝辛时期，许多专家对这两个时期已破译的祭祀占卜甲骨刻辞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研究，从两个时期王朝文明传播范围、祭祀占卜的文明程度等多方面都有相关对比数据和结论，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文明的观点，只有商朝最后一位帝王帝辛和他进行的改革比较符合现代文明进步的要求。我们知道自武王征商以后，商人自己记录的历史都被埋入地下，后人书写的商朝多是从周人那儿道听途说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不要听那些。）以讹传讹，能夠成为信史的少之又少，包括诸多所谓的传世经典也都是后人所撰。六经之中恐怕只有《尚书.牧誓》未见圣人改动痕迹，理由是它与1976年在陕西临潼出土的西周利簋铭文完全一样，且其中的内容也确实有一部分得到了近年甲骨文考古研究所证实。（尚书据说是孔子编选的，到西汉初已经散佚，仅存二十八篇，后来在孔子旧宅壁中又找到十六篇，所以有人说孔子真实的立场是反周复商的，只是身处周公封国鲁国，不得不说从周而已）《牧誓》中对帝辛实质性的指控其实就三条：一、“牝鸡无晨”而“商王受，惟妇言是用”，用了那些呢？有学者考证，只是向帝辛提出过在法律面前贵族和平民应当一视同仁的建议；二、“昏弃厥肆祀，弗答”；三、“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其余暴虐百姓，奸宄商邑等均没有具体论据。如果认真分析周人指控的这三条，不仅在当时是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既便是放在现在，也是符合文明标准的。例如“牝鸡无晨”是一个很荒唐的指控，商朝是没有男女界限的，妇女参政是商朝的传统，周人用自己的“牝鸡无晨”推理出的女人不能参政，用现代观点去衡量肯定是一种文明倒退行为，至于改革或弃厥祭祀活动，打破贵族世代为官的垄断等，也是符合历史文明进步要求的举措，正是商王帝辛的这些改革才使得故事有了现代性价值，有了史镜为鉴的意义。我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殷墟，相信任何一个有现代意识的作者只要看过那些建筑墓葬，都不会把那段时间和人物做回应现实问题的题材写成故事，毕竟符合现代文明评价标准才是衡量作品最重要的尺度；二、就是商王帝辛在该剧中的角色和评价，这也是故事层面的焦点，希望专家给以重点审议。1959年6月，甲骨文研究“四堂”成绩最大的郭沫若先生到安阳考察后，写了一首诗《访安阳殷墟》，发表在60年第一期《考古学报》上：

偶来洹水忆帝辛，

统一神州肇此人。

百克东夷身致殒，

千秋公案与谁论。

与谁论呢？众所周知，我国封建时代对人对事的评价往往受制于王朝“受命于天”统治理论的制约，抹黑否定前朝是后代王朝获得统治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很不幸商王帝辛时运不济，竟成为了最早被人为抹黑的帝王人物。据中国社科院专家顾硕刚的研究统计，历史给帝辛扣过多达70项“罪状”，诸如“穷兵黩武”、“酒池肉林”、“炮烙之刑”、“残义损善”、“千古暴君”等等，这些罪名绝大多数都是历朝历代为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強加在帝辛头上的，这是我国封建制度的根本缺陷之一；另一方面，按照现代文明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人的评价，尤其是对帝王领袖人物的评价，是有一系列严格标准的，毕竟这些人物是一个民族一个时期制度文化、宗教信仰、价值理念的代表，评论代表人物实际上是在评价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而不仅仅是个人品行问题。华夏一统是中华文明价值观最高原则，这也是现代文明评价标准与封建时代的标准最大的区别，如果我们接受古人那些没有证据的“罪名”，就等认定了华夏文明的源头比史前还要黑暗，还要不堪，显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郭沫若先生此后又整理了考察安阳的心得，写了一首长诗，他认为整个封建社会秦始皇统一华夏“其功宏伟古无侔。”应该是封建的最大贡献。但秦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是建立在甲骨文明化成天下基础上的，“谁如溯流探其源，实由殷辛开其初。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那么郭老的根据是什么呢？“方今人民已作主，权衡公正无偏诬。谁如有功于民族，推翻旧案莫踟躇。”可见不能再用后代否定前朝的办法了，因为那个办法只能有利于一家一姓的王朝。所有说实事求是地评价再现商王帝辛不但符合现代文明标准，也是我们传承中华文明的必然要求。（我认为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只所以多次谈到商朝、甲骨文、帝辛，就是理清中华民族，或是文化共同体同根同源问题，他们那一代人面临的是山河破碎，亡国灭种的危机，面临着西方用来扩张殖民地的所谓“民族国家”理论，历史研究和考古最大的课题就是说清楚中华民族，或中华文化共同体般同根同源问题，“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天下观大一统，是我们传统文化最高的价值观。这一点在前苏联解体后看的更清楚了，很多人分析过苏联解体的原因，用历史的角度看，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同体不同源，同树不同根，这恐怕是最根本的原因。从历史角度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的历史洞见和深邃眼光，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和方法，继往开来的创新意识和思想，是我们时时要回过头去，重温学习的榜样。）

三、现代历史意识问题。应当承认，无论是商人，还是周人都是我们现代人的共同祖先，评论祖先历史必须保持一定距离，只求真相，不能选边，不计对错，创作现代舞台也一样，需要我们把真实的历史场景搬上舞台，如此才能提高历史的可信度。传统戏剧与现代历史舞台剧最大的区别在于真实可信程度，传统戏剧往往有较大的虚构自由和空间，“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在故事表现形式和叙事结构上也有较大的自由度，如往往可以安排悲剧喜终等：而现代人对历史剧真实性要求越来越高，除了要求必须是真人真事的叙事外，还应尽量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提供故事的完整性，逻辑性，并能融入现代价值观和标准。基于这些要求，该剧在故事叙事中把真实性放在首位，坚持在甲骨文层面上追求它的真实性，而不是依据六经、《史记》等文献资料，一些重要场景直接取材于甲骨文辞刻，如用歌舞代替杀人祭祀、太庙献俘等，充分利用了近些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增强了历史舞台剧的可信度，活化了历史场景。

当然，由于我们在剧本创作和编排等方面能力有限，特别是用现代艺术表演历史故事，再现历史场景，也是我们初次尝试，再加上时间紧，经验少，人员多是新手等种种原因，该剧还有许多缺陷和不足，市委领导专门召开这次座谈会听取历史学家和考古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真诚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帮助我们把这部歌舞剧改的更好，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希望各位专家能夠和我们一起，把这部剧打造成精品。

最后，我想说几句体会，我一直认为甲骨文似乎就是一种神性的存在，1899年，我们国家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时候，起身重新来到了人间，仿佛带来了重新改写历史使命，给了我们的文明以自证品质的机会，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同根同源性，不可分裂，体现了祖先的牵挂和护佑，相信随着历史研究和甲骨文研究不断深化，一定会有更多更精彩的故事被发掘并搬上舞台。谢谢！

注：本文为作者在“歌舞剧《甲骨文》专家研讨会”（安阳）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