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汲扬中华 文明崛起——歌舞剧《甲骨文》创作思想槪述
杜建辉
当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西方民主体制为载体，以自由主义为价值导向的所谓“自由世界秩序”正逐步陷入结构性、系统性困境。欧美对外的掠夺盘剝，战争冲突；内部的贫富分化，权贵垄断，民主政治逐渐成为少数人追求私利的工具。尤其是西方文明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理念在政治实践中不断派生出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文明中心论、文明冲突论等等理论变种，引发的种族歧视、种族暴力、种族压迫和种族迫害，在一些西方国家渐有沉渣泛起之势，更是将整个世界推到了危机的边缘。
毫无疑问，导致当前西方主导自由世界秩序走入困境的原因，是西方文明理念和制度自身的结构性矛盾和缺陷，如果认真寻根溯源，大概可以追溯到近代两个重要的思想理论源头：一是民族国家理论。尽管这一理论为人类的现代化发挥过进步作用，但终究无法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也使得不少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思想家能够按照本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实力地位和文化特色等等，创造出一系列为殖民扩张“师出有名”的学术假说，去实现西方国家不同时期的发展目标，冲突和战争连绵不断，种族差别，文明等级，文明中心，乃至当今流行的文明冲突论等等，都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发展延伸的亚副产品；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进化论是人类科学史上的重大进步，但伴随着近代各国向民族国家转型，又使一些学者“马鞍子套牛背”，将这一生物学领域的成果引申应用到了社会学领域，转化为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扩张最有力的武器。同时随着时局变化，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断改头换面，推出诸如文明开化、进步公正，自由民主等等一系列的概念和理论，用制造对立面的基本摸式变相推行社会达尔文主义。
随着西方文明的内卷化和衰落，可以说逐渐危及到了全球秩序的稳定，世界迫切需要提出并创建一个更具普世性，更优美公正，能够超越当今狭隘的西方文明、更高尚的文明，去推进人类的进步，这既是一个课题，又是摆脱当前困境的一个重要的思考方向。
世界因为多元才有交流互鉴，文明只有比较互学才能进步发展。单纯从学术方面去探讨这个问题显然会越来越抽象，只有透过历史思考未来，才会有深刻的领悟。未来世界究竟会是什么样的格局？不少学者，包括不少西方学者忧心忡忡，有学者认为，世界将重回“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出现一个多元化局面，但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这一回顾肯定是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短视思路，因为世界就是从这个条约体系走过来的，经过了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了这个体系的思想制度基础有着难以弥补的缺陷。人类需要在历史深处寻找一次对世界和自我认知真正超越的经验去启迪自己。
甲骨文是当今世界人们发现唯一能证明人类智慧的实物，是整个人类的的文明遗产。它的发现和研究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扰史学界的文明动力问题，即在人类早年是什么使得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四大文明古国几乎同时实现了文明的冲破，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人类迈出的这一步被称为“轴心时代”，这个时代塑造了延续至今、绚丽多彩的多元文化，也使人类社会每当面临危机和新的飞跃时，都有必要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先哲们是怎么思考、如何引领人类社会超上了文明的新台阶？
早在旧石器晚期，我们远古的先辈就有了原始宗教意识和祭祀占卜活动，这一现象曾经广泛存在于亚欧大陆，甚至南北美洲的早期人类社会。产生这些活动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知识和物质的极度匮乏，人们生活朝不保夕，不光是对生存环境中的自然现象无法解释，更多还是对人类自身认知十分有限。风雨雷电、日月星汉、生老病死、百感交集等等，人们对这些每天都可能发生的自然现象难以理解，于是便有了去除烦恼、祈求收获，保佑平安的愿望，逐渐产生了祭祀占卜活动。考古发现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南贾湖文化遗址就已经有了与祭祀占卜活动有关的甲骨刻片。随这些活动的不断改进和知识积累，人们开始通过祭祀和占卜去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这一转变可以说是实现人类文明跨越发展的主要动力，甲骨文充分证明了这一转变的深刻含义。
我们知道，甲骨文是中国商朝文明的标志，商朝解决了中国历史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三大问题：一、文明遽然勃兴，融合华夏各部落，在人类文明早期就形成了华夏文明共同体和统一的民族意识；二、商朝文以化成天下，通过文明的传播基本奠定了华夏九州疆域；三、确立了华夏文明“天下观”的基本内涵，以及认知自己、处理人与人、国家族群之间关系的天道、天理、天命理念和价值体系，不但对人周围环境有了新的认知，同时还实现了对人自身认知的飞跃。自商以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华夏人有了新的身份称谓——“华夏文明人”或称“华人”。
虽然甲骨文明的时代已经远去，但甲骨文明所揭示的普世性价值，以及在思想理念，文化道德等诸多方面都有着独特的意义。根据近些年甲骨文考古发现和笔者的认知与理解，甲骨文明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对现代人或许有深刻的启示：
一、摆脱“自我中心”的偏见，奠定了“大道之子”一视同仁的古朴民主理念。“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朝先民一开始把自己看成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认为自己的故乡和祖先都在天堂，人间只是生命旅程很有限的一段，人终究要回到天堂祖先身边，天生天化，与普天下的生灵一样。商人认为，人在世间的生命只是无限生命延续的一个节点，纵有生命传承的责任，横有亲缘同胞相助的义务。因此，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论国郊野荒（古人称城里为国，城外为郊，郊外为野，野外为荒。）不分老幼，不分贵贱，不分男女，不分黑白，不分美丑，不分行业阶层，所有的人都在大道之内，应平等相待。“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承认所有人的权利，并认为这是天道的“道性所在”，“天道无亲”，普天之下平等无别。
商朝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景毫之盟”，史书记载有3000多诸侯参加了会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众人推戴“替天行道”的王朝，是一个由诸侯方国“天下共主”的联邦制朝代，它的平等包容、公正进步既便放在今天也有借鉴的价值。例如，商朝始终没有男女之别意识，绝大多数情况下女人可以享受与男人相等的地位和权力。《尚书.牧誓》是古文献中较为可信的一篇，证据是它记载的某些细节，得到了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西周早年青铜器利簋铭文的印证。《牧誓》是武王征商的檄文，其中指控商王帝辛有实质内容的罪状就三条：“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重用妇女、奴隶和平民，不拘一格，而未用皇亲国戚和贵族，包括自己的兄长。“惟妇言是用”，应当是指商王帝辛采用了妲己的建议，有学者考证，妲己原是有苏方国奉献的“贡品”，后被帝辛迎娶为妻，妲己曾对平民百姓与贵族犯罪应当同罪同罚提出过建议，“罚轻诛薄，威不立耳”。劝说帝辛要一视同仁，体现法律的公正。《牧誓》的指控折射出中国古代朴素民主思想的本质是平等公正，这与一些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一定范围、一定等级、一定族群中实行的等级民主、差别民主有很大区别。正是由于商朝朝实行了当时最好规则、最优美理念、最能融合包容互惠的制度，才有了华夏文明独步天下，一举攀登上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梦幻盛世”时代。
二、商人确立“天”的终极价值，建构的“天下观”，给人们一种真正的自由，能夠自由自主地追求“天道”，开启了华夏文明和精神产生的源头。甲骨祈天，在商朝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人们往往认为古人的甲骨祈天是一种迷信活动，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现在看，这些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人们对世界和自我认知的过程。甲骨刻辞从内容分上为六个方面：分别是置辞（即什么时间、什么人、或什么地方送来的占卜骨料，什么修置、什么人保管等等）、前辞（什么时间、什么人丶为什么事由祭祀占卜）、卜辞（所问的问题，也可以就所问问题分为正反两个问题提出来）、兆辞（即用火烧凿后出现的兆纹）、贞辞（对所提问题的解答，往往包括正反不同的答案）、验辞（验证不同解答的结果）。至于占卜活动的具体步骤或许更为复杂。商人很早就知道任何事任何人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有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可以作出不同的判断，如此以来检验所提问题，所答问题的结论就显得特别重要，验证有无对错的过程就是一个反思认识世界和自我的过程。正是有了这个过程甲骨祈天活动才得到了不断的改进，逐渐由迷茫猜测进步到了“顺应自然”，才会在不断提高认知能力基础上提出一些促进转化的条件和对策，并对实现未来目标提出可供借鉴的方法和思路。当然，我不是说这种活动是科学的、完美的、理性的，而是说这种有缺陷的活动是人类祖先在当时情况下能夠找到最有效的积累经验、知识的方式。
祭祀占卜活动是人类幼年期普遍的行为，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晚期，由于当时知识和物质用品十分匮乏，人们无法形成坚定的信念，只能靠觉悟天意去摆脱内心的恐惧和眼前的困境。商人也是一样，祭祀占卜大到御敌出征，小到头疼脑热，几乎是逢事必卜，无月不祭。如果仅承认商朝发现的甲骨文是我国文字之祖，而不计贾湖、二里头发现文符的话，那么考古证据显示，甲骨文这种较为规范，已经达到规模和水平的占卜祭祀活动至少可以上溯至公元前1250年，到商朝晚期至少有200年多年的历史。这些活动使我们祖先积累了数不尽的生活生产经验，妥善处理了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在认识世界，认识自己方面跨上了第一个新的高度，产生创造了中国最早的文学艺术，诗歌哲学，音乐舞蹈，服装工艺，青铜制造等等，同时开启了华夏文明的精神源头，求道悟道证道成为了文明的灵魂，明道行道传道则是生命的价值所在。“道可道非常道”，它给了人们上下求索的最大的自由，“学不言之道，培无欲之德”，成为了士人思想自由的根本归旨。
三、平等互助包容，以文化成天下。商朝，尤其是中晚期，曾是春秋战国时期周人缅怀的盛世，从安阳考古发现看，西有出土的和田玉石，商朝发行的货币是东至现在日本冲绳古宫岛的特有贝类，占卜龟料出土有完整的南方马来龟壳，商人在北方活动的边界虽然在出土文物中无法认定，但从周武征商后将箕子封领朝鲜半岛看，商人北向的活动至少跨越到外蒙一线。面对如此辽远的天地，商人显然没有单靠武力扩展的能力，依靠的只能是输出文明，具体讲就是依靠“天下观”的理念和商朝先进的典章制度，以及传授先进的生产生活技艺，以文化成天下，并从此成为了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文化传统。这一点从各地的商周考古发掘和后世周平王的评价也证实了这一点。周平王曾说，唯殷先人，有典有册。
有外国学者说，中国的“华夷之辩”就是地域歧视，还有人说是族群歧视，但据学者粱启超考证，“华夷之辨”的提法本身就是周朝的事，华夷的区别在于有没有文化，无论你住在哪儿，也无论是任何族群的人，有文化懂礼仪便可称为“华”，反之则是“夷”，且严格的说华、夷也并非个人身份的标志，今天你的行为学识可称“华”，明天你干了不仁不义的事，你就没有资格再称为“华”，所以“华夷之辨”更多的是指人的行为。
甲骨文字是从契齿文进化来的、非常成熟的文字体系，目前多数学者认同它基本属于象形文字。需要指出的是，它的产生并非简单地只是作为劳动和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具，古文献记载，从颛顼“地绝天通”后，甲骨祭天，文字在不断地发明创造过程中成为沟通天人之间的信物，代表着对天道的追求，并逐渐转变为化成天下的理念制度，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华夏文明。同时它创造了字、语分离的独特表述方式，克服了“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音的界限，加快了文明的传播。“天下观”以平等相待，包容互惠为“天则”，以文化成天下为主要方式，宣示的天道典章多是祈天活动积累的生活生活知识，再辅之以通婚征伐，解构了当时各地公用族姓的部落联盟，在华夏九州建立起多姓混血的王朝，奠定了华夏文明广阔的疆域，初步形成了华夏文化共同体，为以后秦朝的一统储备了思想、概念，准备了物质和文化条件，应当说至今仍然发挥着文化共同体不可分裂的基础作用。
四、甲骨文明是建立在个人自由追求“天道”基础上集思广益的探索过程，自醒开悟，悟，字意即人本心，觉悟就是认识人心、民心，华夏文明的自主性与其它文明明显不同。“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个人独立、自由、自主地追求不仅是确立个人价值和人生意义的主要方式，也是文化创新的动力源泉。本剧根据一片甲骨刻辞活化了一幕历史场景，在一片甲骨文刻片上，商王帝辛一连三次占卜，可以“用歌舞的方式祭祀先祖”吗？前两次均被掌管祭祀的神祇人员否定了，直到第三次才认同了这种形式，这一举动说明他不仅要坚持改革过去祭祀方式方法，而且有了一种坚定的信念，能夠排除神祗官员的阻挠，追求个人“心合于道”，或“自性圆满”。“道”是一个永恒的、“天人合一”的普世性目标，正如后世北宋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要实现“道”无限辽远的目标，求道就势必要不断地更新对世界的认识，不断地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和偏见，“苟日新，日日新，又一新”，不断发现、革新、创造新思想、新观念、新价值，不断地提升华夏文明内在革命性，这是中国作为“轴心时代”人类四大文明之一，且唯一能夠传承至今真正奥秘。
当然，文化文明本身也具有多元多重性特征，有着它进步和落后的两面性，回首返顾人类的童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如果认为今不如昔，或是一帆风顺，肯定是大错特错了！我们的祖先并没有多少浪漫时光值得缅怀，也许正是在那荒凉贪脊土地上，在变幻莫测岁月里，在那些蹒跚跋涉的前辈中，求道得道证道，培育出了天人合一的独特气质，境界万千，包容互助，扶老携幼，他们不可能没有蹉跎徘徊，不可能没有惘然出错，但最终还是用崇高的人性引领人们走出蒙昧状态，创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一种普世的情感，一种天下大同的理想，一种自主自由的精神，攀登上了人类文明的时代高峰，风流千古，一路走到今天。
艺术创造思想和美。甲骨文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遗产，前辈们面对困难时的思考，还有跨越文明的那段经历，上下求索创造的“天下观”，以及天道、天理、天命等一系列价值理念，曾经深刻地影响和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今天我们尝试着去理解先辈们思想，情感与境界，努力用现代艺术将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再现出来，为我们正视当前的困境，为今后人类的文明发展提供一些真实、有益的思考和智慧。
当然，以上只是歌舞剧再现甲骨文内容的一面，为什么我们要再现甲骨文刻辞的这些历史場境？这里我不得不说清楚近代史上争论一百多年的“文明”问题。
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有两个关键的朝代和人物。一个是商朝和最后一位帝王帝辛，一个是秦朝和千古一帝秦始皇，前者奠定了中华文明“文以化成天下”的基础，给了华夏各族人民共同的理性信念和伦理道德；后者“一统六合”，从物资空间上建立起了华夏“文化共同体”的国家。因此对这两个朝代和代表人物的叙事始终是中华历史文明叙事的重点，也是争论较多的焦点。以毛泽东等老一辈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现代文明的观点和方法，为我国历史建构了全新的叙事框架，在思想学术领域“敢叫日月换新天”，颠覆了古往今来形成的错误和扭曲的成见，尤其是对商朝末年及商王帝辛的评价，为我们还原了一段更清晰、更真实、更丰富的历史和文明指出了方向
1959年6月，甲骨文研究“四堂”成绩最大的郭沫若先生到安阳考察，写了一首诗《访安阳殷墟》，发表在1960年第一期《考古学报》上：
偶来洹水忆帝辛，
统一神州肇此人。
百克东夷身致殒，
千秋公案与谁论？！
与谁论呢？郭沫若先生当然是有所指的。
我们知道，1927年8月，郭沫若先生参加南昌起义。翌年2月，由于国内无法安身，只得到了日本，他在日本期间，正是日本史学界、思想界、理论界大肆鼓吹东洋文明，太阳后裔神族和东亚共荣圈甚嚣尘上之时。日本这套所谓东洋文明理论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等级论，文明中心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很有代表性。那么郭沫若先生面对的西洋文明、东洋文明又是什么来路呢？
众所周知，西方文明叙事按照西方国家自己的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与中国夏商王朝大致相同的古希腊时期，近代则是从14世纪末开始，奥斯曼帝国对东罗马的战争，使得大批希腊难民携带着古希腊的历史、哲学、法律、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书籍来到了意大利，点燃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原本这场伟大革命的初衷，是要把人类从自身意识的不成熟、或扭曲、或错误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然而由于人类人性中固有的缺陷，这场革命走着走着便开始“鬼打墙”，逐渐陷入偏见、歧视、私利和欲望泥淖。
1859年11月。英国学者达尔文出版了被称之为进化论的著作《物种起源》，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观点，与他同时代的斯宾塞很快就把这一生物学上的规律应用于社会学领域，提出了“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社会进化论。1877年，日本请美国动物学家莫斯到东京讲授进化论，日本不少学者很快便发现其中的“作用”，异常兴奋，有意无意地开始混淆生物进化论与社会进步的区别，在宣扬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同时，开始酝酿自己发明的“社会进化论”，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田口卯吉等人纷纷著书立说，肇启编造了所谓的“东洋文明论”。
“东洋文明论”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18-19世纪，西方国家垄断“文明”的解释，曾经专门制定过《国际社会文明标准》，把当时的人类社会分为野人、蛮人、半开化人、开化人四种，根据这个标准一位叫威廉•伍德布雷奇的人写了本美国中学教课书——《地理学基础》，把中国、日本等大多数国家列入野蛮，或半开化社会，也就是野蛮人，或半文明人，在文明等级上排在少数西方国家之后。毫无疑问，中国人对这样的分级是不赞成的，而日本福泽谕吉等人一开始同意这种划分，只是心有不甘。于是一位叫田口卯吉的日本学者写了本《日本人种论》的书，书中称：把日本人称为蒙古人种，与中国人种相同，“是沿用欧洲人轻率地定下来的人种分类法”，根据他的研究，坚信“大和民族和中国人不同种，而和印度、波斯、希腊、拉丁人同种”。此后又有一位叫小谷部全一郎的人从地名读音入手考证，认定日本人来自亚美尼亚，祖先是以色列十二支族中已经消失的“迦德族”，“是希伯莱神族正宗。”尽管他们说不清楚“迦德族”是如何来到日本列岛，又是如何成为日本人的，却大大鼓励了日本挤进西方“文明”行列的信心。1875年福泽谕吉发表《文明论概略》，“洋”和实力地位成了“文明”的标准；1885年3月16日他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开始攻击中朝两国专制、黑暗、残暴、是“恶名昭彰”的国家，日本要全盘西化，跨入文明国家行列。至于说为什么要西化？他直言不讳说，就是要“因势利导，同沐文明之和风，扬帆东海，共享其利。”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文明国家才是“食他者”，日本进入“文明国家行列”自然就有“食他者”资格。按照福泽的主张，日本不光要从制度文化，思想精神，而且还要从仪表行为，言语服装，甚至人种上“脱亚入欧”。此后他又发表文章认为，朝鲜、中国的“专制迷顽”是对日本的“威胁”，当今世界弱肉强食，“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強大就是文明，文明就是先进，先进就能成为“食他者”，落后只能成为“被食者”。公然鼓动日本发动了入侵台湾、入侵朝鲜、甲午战争等一系列对外侵略。当然，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这样强行搭车的“文明行为”并不感冒，争夺殖民地成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导火索”。
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学者这才发现，日本脱亚容易入欧难，加藤弘之等人又开始从“日本人种绝非劣等人种”入手，论述日本人与欧洲人“同为上等人种”，可以与西洋人并立。“相互争文明之先，不仅不被彼等所食，而且要与彼等一起，形成寻找时机食他狩他之势”，加藤弘之等人多次强调：“假若欧洲人遵守所谓人道，将野蛮人民视为与自己同等，敬重其人格自由，承认其土地所有权，将会如何结果。我想世界之大部分如今仍然是荒芜之地。因而世界之开明也几乎不能显现。”由此推导出文明民族征服野蛮民族不仅是“正当合理”的，而且是促进世界文明进步的原动力，并且认为中鲜两国属于野蛮人，“锁国自安”，妨碍人类之幸福，文明进步之光，日本不得不对之作出处分。
这一阶段日本学者基本完成了抹黑中朝两国的目的，认定中国、朝鲜“野蛮专制”、“顽冥固陋”，闭关锁国“使私有地球上资源之共有物，就会成为所谓暴殄天物者。”“妨碍人类之幸福，文明之进步事，为了世界之正理公道，自然不得不对之处分。”
为什么日本人和西洋人一样同为优等人种呢？日本学者根据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又推出了万世一系的“天皇体系”和日本神族叙事。他们编排最早的“天皇”是天照大神派遣来的孙子，天照大神就是太阳，太阳的孙子叫火琼琼杵尊，受命下凡来日本统治尘世，凡有阳光的地方似乎都受惠于日本。日本第一位天皇号称“神武天皇”，他在位76年，享年137岁；此后又经历了八代天皇，平均在位61年，寿命平均104岁，接着是仁德天皇在位87年，享年143岁，这是最早十位天皇。当然古书并没有记载“天皇”，一直到第33代推古才正式有了“天皇”的称谓，皇家谱系中才由“大王”改称为“天皇”。从推古到明治，天皇共传122代，前后历时近2800年。天皇序列排完后，其余论述就容易多了，由于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所以日本一族也应是“神族”，日本国自然就是“亚细亚神族之国”，是亚洲的“天然盟主”，理所当然地应担负起保护和解放“亚洲各国的责任”。
至于说日本打着“文明”的旗号究竟干了哪些事，世界人民都知道。
郭沫若来到日本之际，日本这套由西方文明等级论推导搭建起来的“东洋文明”，及“大东亚共荣圈”理念已经是呼之欲出，这样的侵略性文化郭沫若先生当然看不过去，于是便与众多老一辈革命家、历史学家一起为中国文复兴做了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工作。郭沫若根据自己的实际处境，在日本期间集中精力研究甲骨学，先后写了《卜辞通篡》《甲骨文字研究》《殷契粹编》等书，在改写中国文明史的同时，也揭露了日本所谓“天皇神族”和东洋文明荒唐逻辑和谬误本质。
从以上事实和众多学者研究情况看，东西文明，尤其是中日两国，对各自文明的叙事虽然在发生的时代、环境、条件、需要解决的问题等等方面有诸多不可比较性，但就可比较的方面讲有三点基本结论：一、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华夏文明是中华民族先辈在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通过认知自己和世界，实现超越自身的原创文明；而日本的所谓“东洋文明”，名义上称脱亚入欧，全盘西化学习西方国家的结果，而西方又声称传继的是古希腊文明，通过文艺复兴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实际上无论西方，还是日本，更多“复兴”的文化内容还是本民族国家的传统、历史叙事、理念诉求和价值观，与人类文明共同前辈先哲的思想和理念关系不大，反而是中国的甲骨文明，与古希腊先哲的探索有诸多内涵上有相似之处。正如甲骨文研究四堂之一王国维先生所言：“国维于吾国学术，从事稍晚。往者十年之力，耗于西方哲学，虚往实归，殆无此语。然颇知西人数千年思索之结果，与我国三千年前圣贤之说大略相同，由此扫除空想，求诸平实。”——（《王国维全集》15册.第68页）王国维先生著有《殷商制度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著作，他在回顾自己的学术追求经历后写下了这段话，“从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到。”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前后耗尽“十年之力”，这才发现三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虽然人类只是蹒跚学步的青少年，然而思索的却是人生早晚要面对的终极问题，即如何认识自己和世界，如何处理人与人，国与国，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等等，中国三千年之前的圣贤之说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性的论述“大略相同”，让他想不明白的是，人类“大略相同”的思索成果为什么会带来现实的巨大反差，最终只能怀着对历史深深的遗憾选择殉道自杀。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折，其实导致中国近代保守落伍与当前西方文明的衰老没落是同一个原因，令人痛心的是王国维先生并没有看清楚这一因果相袭的规律，却过早地作出绝决的选择；二、总体来说，甲骨文明开创的是以讲天理道德为主的理念和价值体系，而近代西方文明，尤其是日本向近代文明转型过程中追求的多是利益诉求，论述的起点就是自我权力和本自国家的权利；三、中西方文明论述的逻辑结果不同，中华文明的“天下观”从国家一统，百姓无恙为起点，推论的结果必然是天下大同，万世太平；西洋文明，包括日本，都不免会陷入权力和利益关系，坠入文明冲突的泥淖，与他们宣扬的自由民主形成悖论的结果。
任何文明都是扎拫于不同民族国家历史基础上的叙事，中国不会将自己的理念和制度强加于人，只是满怀着祖先“大同世界”、“万世太平”的理想，希望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郭沫若先生考察安阳后，又整理了多年研究甲骨文的心得，写了一首长诗，把商王帝辛和甲骨文明放在整个中国5000年历史的大背景下去思考和研究，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秦始皇统一华夏是“其功宏伟古无侔。”对中国是最大贡献者；但秦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是建立在甲骨文明化成天下基础上的，“谁如溯流探其源，实由殷辛开其初。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这里讲的很明白，商朝帝辛是国家一统“开其初”的先行者，功绩应与秦皇并列。那么郭老的根据是什么呢？“方今人民已作主，权衡公正无偏诬。谁如有功于民族，推翻旧案莫踟躇。”可见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就不能再用后代否定前朝的办法了，古人的那个办法只能有利于一家一姓的王朝，现在必须以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或者说根本利益出发，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真正标准。因此，实事求是地再现商王朝那段大道之变的历史，正确真实地看待商王帝辛，不但符合现代文明标准，也是我们传承中华文明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这本书收录了主席几次评价商王帝辛的观点，主要有：一、把纣王看作坏人是错误的，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能文能武；二、他经营东南，把东南和中原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很有功劳的；三、说他那些坏话的都是周朝人讲的，不要听；四、商王那时候很有名声，商朝老百姓都很拥护他；五、纣王自杀，他是宁死不降。
我国封建时代对人对事的评价往往受制于王朝“受命于天”的统治制约，抹黑否定前朝是后起王朝获得统治合法性的必要条件。根据中国社科院专家顾硕刚的研究统计，历史给帝辛扣过多达70项“罪状”，诸如“穷兵黔武”、“酒肉池林”、“炮烙之刑”、“残义损善”、“千古暴君”等等，这些罪名几乎都是历朝历代士人官吏为证明自己“天命正宗”合法性而强加在帝辛头上的，这是我国封建制度的根本缺陷之一；依照现代文明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一个朝代的代表领袖人物的评价，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毕竟这些人物是一个民族一个时期的制度、文化、宗教、信仰、价值理念，以及对整个历史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否定代表人物就等于否定那段历史；应当承认，无论是商人，还是周人都是我们现代人的共同祖先，评论历史必须保持一定距离，只求真相，少分是非，这是现代历史意识的基本要求。创作历史午台剧也一样，需要我们尽量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提供故事的完整性，逻辑性，提高艺术的思想性，“以道统艺”，并融入现代价值观念和文明标准。基于这些要求，该剧在叙事选材方面把思想性、真实性放在首位，舞剧的重要场景直接取材于甲骨文辞刻，并且选择的刻辞在反映当时深刻的思想变革中有一定代表性，如用歌舞代替杀人祭祀、太庙献俘等，活化了历史场景，这一点可以说是该剧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1899年，正当我们国家面临亡国灭种最深重危机的关头，清朝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它的重现带来了改写中华历史的使命，给了华夏文明以自证品质的机会，那些记载着祖辈先贤超越自己伟大革命刻辞，证明了中华民族同根同源不可分裂性，也给了我们今天文明崛起的智慧和动力。为此，我们编排了这部歌舞剧以致敬创造璀璨绚丽甲骨文明的前辈先贤，相信随着历史研究和甲骨文研究不断深化，一定会有更多更精彩的故事被发掘并搬上舞台，为复兴中华文化，促进中国文明崛起发挥它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