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考古学家

摘要：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

　　我与中国考古工作

我所以在学术上有些许的成就，丁文江先生实在对我有着很大的影响。丁文江先生是当年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曾经做过北平地质调查所的所长。我和丁文江先生初次相识的时候，丁先生已经辞去了地质调查所的职务，在一家煤矿公司当经理；这家煤矿公司是北票煤矿。

我1918年赴美留学，1923年回国。回国之后，便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到了南开之后不久，便遇到了几件与我一生有关系的事。第一件事，便是认识了丁文江先生。丁文江先生不但是一位优秀的地质学家，同时还是一个非常富有理想的人。我在美国当留学生的时候，就对丁先生非常崇拜；不但我崇拜他，美国许多学术界人士，对于丁文江先生也非常景仰。我第一次和丁文江先生见面时，丁先生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丁文江先生不但风采翩翩，而且学问渊博，见解超人。他的性格爽朗，直率，做事很有决断。我和丁文江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那天我没有课，也没有回家去，便去拜访了丁文江先生。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是我们却谈得很多，也谈得非常投机。在我们的谈话中，丁文江先生曾问起我的博士论文；我告诉他，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民族之形成》。丁先生就这题目与我谈了很久，并且向我要底稿看。由于我和丁文江先生这一次的谈话，使我不但对于丁文江先生更加佩服：同时还发现，丁文江先生有许多意见，实在与我自己的意见有很多相符合的地方。

第二件与我一生有关的事，可以说是第一次去做我的考古工作。虽然这一次的工作是失败的，但却从失败中获得了无数的宝贵经验。我这一次尝试考古工作，可以说完完全全是在丁文江先生鼓励之下去做的。那是1924年的春天，在河南省的新郑县城内，老百姓由于掘井的关系，忽然掘出了一个古墓。在这个古墓里，藏有许多铜器；这些铜器，后来都运到开封陈列。丁文江先生知道发现这一古墓之后，便鼓励我前往考古；同时还为我凑了两百块钱，又找了一个地质学家与我同行。我和那位地质学家一起到河南新郑县时，正好碰上土匪作乱，并且计划攻城，当地的情形非常混乱。我们在靳云鹗的帮助下，开始工作；一共工作了两个星期，除了找到几副人骨头外，没有找到其他任何东西。虽然这样，但仍然不虚此行。我们的工作不用说是失败了，但是在失败中，却获得了无数的宝贵经验。更由这些无数的宝贵经验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丁文江先生对我们的一番苦心。丁文江先生是要我们从实际的工作中，去找真实的材料与经验。

此后不久，考古工作在北方非常盛行，一时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考古学家和学术团体，纷纷到中国的北方来考古。我们中国的考古学家，虽然也想去做，但是没有钱。这时，正好有一个美国的学术团体来到天津，这个团体的名字叫做Freer Gallery of Art。这一个团体来我国的主要目的，乃是在于搜集我国的古代艺术品。参加这一团体前来中国的，差不多全是美国的汉学家。在这些汉学家中，有一位名叫毕士博（C.W.Bishop），我们常在一些公共场合及集会中见面。有一天，我忽然接到毕士博先生的一封信，他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团体，与他们一起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当我读完了毕士博的邀请信时，觉得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于是便跑去与丁文江先生商量，问他可不可以参加。我提出两个问题向丁先生请教。第一个问题是，我虽然在美国五年，但是却从来没有与外国人共过事，我不知道与外国人共事究竟怎样。第二个问题是，张伯苓先生对我很好，我是不是应该离开他并且放弃教书工作去做别的。当时，丁文江先生答复我说，一个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如果有机会亲自采集第一手的资料，切不可轻易放弃这种机会；教书这项工作早点晚点去做，是没有太大关系的。至于与外国人怎样共事，丁文江先生对我说，最要紧的是直道而行，自己觉得有什么应该先说明的条件，尽量地预先说明。我回去之后，便根据丁先生的意见，给毕士博正式回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一个是在中国掘出来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当时，毕士博并没有立即给我回答，差不多隔了两个多月之后，我才收到他的回信。信中说：“你的条件，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这个答复我很满意，便辞去了南开的工作，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我与他们合作了五年：这五年中，他们很切实地履行了诺言。他们先与清华大学合作，一切工作由清华出名义，由他们负担费用；后又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最著名的安阳发掘，也是以这一合作的方式（开始）进行的。

我加入这一学术团体之后不久，便开始了我的第二次田野考古工作，这一次考古的目的地是山西省夏县西阴村。我们这一次的考古工作，可以说完完全全是调查；与我同去的还有一位袁先生，他负责地质测量。这一次的考古工作，直到第二年才发掘成功。我们一共到西阴村去了两次，第一次是调查，第二次是发掘。我们在西阴村发掘出来的是一些彩陶碎片。经研究，知道这些彩陶都是中国有史以前的东西，也就是殷商以前的东西。由于这些彩陶，我们可以充分地了解，殷商以前的古人不但已经知道耕耘，并且还很讲究陶器，陶器上都画有花纹。我在发掘出来这些陶器之后，就把它们带到清华大学，于192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西阴村史前的遗存》。

我继西阴村之后的田野考古工作，便是安阳的发掘。安阳的发掘，先后共有十五次，从1928年开始，直到1937年结束，每一年的春秋两季都进行发掘。安阳发掘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这一发掘是由中国的学者和中国的学术机关自己来做的考古工作。我们最初曾与美国合作，由美国人出经费；后来美国人觉得没意义，中途退出，就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出钱继续发掘。我到安阳的时候，董作宾先生已经早在安阳。不过，当时在国内领导田野调查发掘工作的中国人只有两人，一个是当年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另一个就是我。在安阳，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文字，这文字就是“甲骨文”。由于“甲骨文”的发现，所有的殷商时代的史料，都一齐同时出现。这些史料都是我国三千年来历史的真正面目，这面目就连孔夫子也未看到过。这些与“甲骨文”同时出现的史料是青铜器、玉器、建筑遗迹、日用器具、艺术品、鸟兽的骨头等。安阳发掘的成功，不但我国的学术界很满意，同时，也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从这些青铜器、玉器、建筑遗迹、日用器具、艺术品以及鸟兽的骨头，我们不但发现在我国古代的艺术中早有雕刻的存在，同时还发现许多材料，可以认清中国古代的文化与西方、南方的关系。在这些遗物中，青铜的原料除了铜之外，还有锡；这锡从哪里来，是值得我们研究的。玉器在中国没有出产，它的来龙去脉，也是应当研究的。还有在这些鸟兽的骨头中，孔雀不但安阳没有，就是中国也没有。犀牛也是一样，安阳不但没有犀牛，连水牛都没有，因为河南北部不出产水牛，只有南部才有。至于这些日用器皿，种类甚多，最具有代表性的，要算是陶器。殷墟出土的陶器，经过我整理的，计二千种，大半是日用品；也有专为祭祀祖宗或天神用的，还有专为埋葬用的明器。商朝的陶器，就制造方面说，可以分为三大种类：一种是灰色的，是普通的一种，包括煮饭用的鬲，盛菜用的豆，以及盛东西用的坛子和罐子。另一种是白颜色的陶器，考古学家称之为白陶。白陶的表面雕有繁杂的花纹，类似青铜器上的花纹；这些白陶大部是用作祭祀用的，它们的制造也很特别，原料与现在制造瓷器的原料完全一样，不过没有釉。第三种是上过釉的，这是世界上陶器最早用釉的例子。当在安阳第一次发现时，英国的考古学家听了这一消息，就在皇家亚细亚学会的杂志上，把这新闻登了出来。在安阳的艺术品中，石刻这一项，尤其是应该大书特书的。在安阳发掘以前，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者，总以为中国的石刻，比汉朝早不了多少。安阳石刻出土之后，世界艺术家才知道东方的石刻，可以早到公元前第二个一千年。安阳出土的作品，不但代表成熟的艺术，并且证明在它们背后，还有一长段的历史。一般说来，石刻所用的原料都是在安阳附近出产的。雕刻品中立体型的较多，所象征的动物，如虎头猿身的雕刻和龙的雕刻，也有老虎、鹰和水牛。尤其使人注意的乃是人体形的雕刻，可惜这些雕刻都已残碎。保存完整的只是若干小型雕刻，都是各种动物形的装饰品，大的雕刻都是附着于建筑的。雕刻所用的图案，虽说大部分类似青铜器上所见的，但也有很多只限于石刻上的装饰。从这些图案中去比较它的历史及分布，一个最使人惊奇的结论就是：商朝人所用的图案及其设计与安排，现在仍有若干保存分布在太平洋各处的民族中。安阳的发掘虽然获得很大的成功，但在还没有完成之前，抗日战争就爆发了，我们不得不停止了工作。

我是在1918年，在清华官费之下，赴美留学的。我在美国留学五年，于1923年返国。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不觉得什么，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却深切地觉得，当年的留学生与现在的留学生，在风气方面，有两点不同的地方。这两点不同的地方是：第一，那时候的留学生在选择课业方面很自由，爱读什么就读什么，就连清华的“官费”，对于他所资助的学生，也没有学科的限制。第二，就是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待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我到美国，最初是在克拉克大学学心理学，以后又改学社会学；得到了硕士学位之后，又改研究人类学。克拉克大学是美国最初设置人类学学科的学校，它拥有一个在这一方面非常充实的图书馆；我开始是对这图书馆感到兴趣，以后又在校长的鼓励下，去研究人类学。1920年入哈佛大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

（本文系李济口述，由李青来笔记）

本文来源：《李济学术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