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历史学者
浙江大学现在无疑是全国著名高等学府，而在50年代初期“院系调整”以前，其学术声望更高，长期是屈指可数的极少几所享誉全国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在浙大的发展历程中，从1936年到1949年担任校长达13年之久的竺可桢先生可谓厥功至伟，公认为浙大学术事业的奠基人，浙大“求是”精神的典范，浙大的灵魂。而这13年是国难当头、内战不止的13年，竺先生究竟有何本事有何能耐有何“秘密武器”，能在如此动荡险恶的环境中将浙大办成全国著名大学？
竺可桢是中国气象事业和物候学的开拓者，1890年3月7日出生于浙江上虞，1908年入上海复旦公学求学，1910年考上公费留美，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1913年夏毕业后，又考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专攻气象。1918年获得博士学位，于1920年秋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7年任国立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
竺可桢先生与国民党许多高官都是往来甚密的好友，与其中一些人还有亲戚关系，蒋介石本人对他也颇为看重，他的出任浙大校长，即由蒋“钦点”，由蒋的“文胆”、竺的朋友陈布雷与他谈话，请他出任此职。1936年3月初，他与陈布雷面谈时提出就任校长的三个条件：一，财政须源源接济，二，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争，三，时间则以半年为限。陈回答经费没问题，先做半年行，只是大学训育方面，学校不能不设党部。考虑到这是全国统一的制度，竺便未再坚持此条。
1936年4月25日，他在浙江大学发表就任演说，强调要明白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过去，要了解目前的环境，“我们凭借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所养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他特别强调贫穷人家子弟上大学的重要性：“我以为天才尽多生在贫人家，而贫困的环境又往往能孕育刻苦努力的精神，所以如何选拔贫寒的优秀学生使能续学，实在是一个教育政策中之一要图。”
担任校长一年多，日本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从1937年11月开始，竺可桢率浙大全体师生从杭州往内地西迁。先后经浙、赣、湘、粤、桂、黔等六省，历时两年有余，于1940年初到达贵州遵义的眉潭，在艰苦的环境中办学长达七年之久。
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他反复强调办好大学有三个关键要素：教授、图书仪器和校舍建筑，而在这三者之中，教授又最为重要。因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因此，他总是想方设法延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到浙大任教，并且能在至艰至难的环境中稳定教授群体。在欠薪成为家常便饭的当时他想尽种种筹款办法，虽然有时未果，但广大教职员工却为他的诚心所动。而时局的激烈动荡，学校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争夺的重要“战场”，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对此，一向主张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竺可桢更是竭尽全力排除政治的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在现代中国的急风骤雨中，他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吸引了许多一流学者、教授。
他认为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重要一点是学者、学生要有独立的思想，经常提醒大学生“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然后在学时方不致害己累人，出而立身处世方能不负所学。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智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智和不断研究的能力。”（《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由于浙大是从“求是”学堂演变发展而来，他时时提醒浙大师生“求是”精神是浙大的灵魂，所谓“求是”即尊重、探求真理，只认真理、是非，而不问利害、不为名利的动，不屈服于政治的压力。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以党治校”“党化教育”，作为国立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自然无法公开彻底反对，但在实际管理中，他总是将这类“党治”减致最低，而且一有机会，他就不厌其详地宣扬学术、教育独立。在1936年为纪念母校哈佛大学三百周年，他写了《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感言》一文公开发表，在文章最后，他意味深长地写道：哈佛办学方针主要有两点，“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谓Academic Freedom。反对政党和教会的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给予以充分发展之机会。这两点主张与英国大学的方策一样，而与意大利、德意志、苏联各国之政策，则大相径庭。世界各国办大学教育之分野，在这两种主张上，是很清楚的。有一点哈佛大学亦可以昭示我们的，即为哈佛大学的校训[Veritas]，拉丁文Veritas就是真理。我们对于教育应该采取自由主义或干涉主义，对于科学注重纯粹抑注重应用，尚有争论的余地，而我们大家应该一致研究真理，拥护真理，则是无疑义的。”
如果说在国难当头，他认为这种“党治”还情有可原甚至有一定必要性的话，那么在抗战胜利后，他认为大学即应实行民主管理。抗战胜利后，许多人都在深思中国的前途、命运，一直关心国家、社会和民族命运的竺可桢先生自有深刻思考，在1945年9月即发表了《战后国家与学校诸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抗战胜利，国难已靖，大学的办学方针“应以理智为重，本校‘求是’校训，亦即此意。近年官吏贪污，学风不良，非道德之咎，实社会有不合理之处，今后大学应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
竺可桢先生本就与国民党高层熟稔，浙大办学有方，蒋介石本人对他也颇为看重，多次接见他，曾请他出任蒋本人更加看中的中央大学校长，为他婉拒。然而他绝未以此作为骄横之资，更未利用这些关系为自己谋任何利益，与“党国”有如此之深的渊源却能赢得包括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左派师生在内的全体师生的敬重，委实不易，显示出了他的人格魅力。
在当浙大校长期间，作为留学美国、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他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大有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也不赞同。由于校长的身分，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然而，在几次学潮中，他虽反对却走在队伍的前列，为的是保护学生，怕手无寸铁的学生“吃亏”。他虽不赞同、甚至反对左派学生的“闹事”，然而却坚决反对国民党抓捕学生，保护了不少他并不赞同其政治观点的学生。而且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受审，他一定要到庭傍听。
1942年1月中旬，孔祥熙贪腐事件爆发，引发以大后方反孔学潮。浙大学生也义愤填膺，上街游行。作为校长，竺可桢并不赞同同学生上街游行，但劝阻无效，便站在队伍前面，避免学生、警察冲突。学生张贴大量传单，言辞激烈，当局以此作为捉拿学生的把柄。竺可桢查阅地方文献，以光绪廿五年《湄潭县志》卷二“风俗”条下向当局陈示：“旧志载湄潭多匿名纸贴，至今尤甚，第以挟嫌争利，故含沙射影、飞语相讦，甚至将无作有……作无风之浪。” 以此作为传单非学生所为的证据，同时他想方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最后签名作保，保出被抓学生。在1949年夏国共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冒着生命危险坚决反对了国民党特务在逃跑前对左派学生下毒手。“爱生如子”，是所有学生对他的评价。
他认为“宇宙间，有两种很伟大的力量，一种是‘爱’，一种是‘恨’”，而人类的命运就系托于“爱”能否战胜“恨”。“世界现在还充满了仇恨、残暴和妒嫉，霸道横行。这还是因为仁爱的教育没有普及之故”，因此“办教育者，该有‘人皆可以得善’的信心”，对学生充满爱，无论自己是否同意学生的思想观点。（《大学教育与民主》）竺先生对学生这种无私、无畏的爱应成为所有教育者的楷模；所有教育者都应扪心自问：能象竺先生那样爱学生么？
文章来源：“雷颐游走古今”微信公众号：lyyzg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