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开始，各种“观念”纷至沓来，彼此冲突激荡，这些观念又与中国原有的种种观念碰撞、融合，渐渐形成不同的“组合”。一时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版图如万花筒般异彩纷呈，蔚为壮观。但同时，这种五光十色却也使人感到眼花缭乱，头绪难理，难以了解各种观念的来龙去脉，对真正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巨大变化和思潮流向的深刻意义，又形成了一道浓重的彩色屏障。胡伟希所著《观念的选择——20世纪中国哲学与思想透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对中国近代各种思想、观念的起、承、转、合做了深入细致的爬梳整理，对纷繁复杂之“观念旅程”，为读者做了探赜索隐的“导游”。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也就是时代基本问题的精神关注。作者认为，“现代性”就是中国近代思想、近代哲学面临的基本问题。作者以此为纲，对近代中国做了“统摄”处理。所谓“现代性”，指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点，一般认为包括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三个层次。中国近代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这一老大帝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就是如何理解“现代性”的问题。社会、政治层面的转型已殊为不易，但思想观念或价值观念的转变则更加困难、更加众说纷纭。“说到底，就是一个如何理解‘现代性’，或者说，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性’问题。”实际集中反映在对西方文化或文明的看法上。而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中西文化之争”，也是近代国人对“现代性”看法的典型反映。“一句话，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其价值归依与精神导向是什么，其实可以通过分析中国近现代哲学中的‘西方哲学意象’究竟如何而定。”（第29页）
作者认为最早将中西哲学比较同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的是留学英国的严复，在他看来，西方学术是以英国经验论哲学为代表的学术，而且，西方国家之所以富裕强盛，皆源于它的科学文化和经验论哲学。由严复肇始的这一思路，为后来的胡适等人继承。当然，虽然从大方向说胡适与严复一样推崇的是盎格鲁—萨克逊哲学传统，但在20世纪初年留美的胡适看来，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实用主义是最科学的哲学。所以，实用主义曾被译为颇具自然科学色彩的“实验主义”。在五四时期，美式实用主义取代了英式经验主义，一度成为知识界的“新思想”的主流。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立即使人对此产生怀疑。梁漱溟在1920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向这种思潮提出挑战。梁氏认为，西方的人生观过于着重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着重于改造自然，结果是人与自然分离，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中国人生路向不像西方那样讲究理智，而是纯用直觉，但在更高的层次上又是受理智指导的，其根本精神是“理智运用直觉的”。梁氏提出，要以此来救西方文化之弊。对梁氏的理论，胡伟希做了细致的分析，指出“梁漱溟的说法是相当含混的，甚至教人不得要领。”但是，“这种说法的模糊，正表现了他潜意识中的某种焦虑：一方面感觉到以西方文明为示范的现代化过程似乎是人类不可逃脱的命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看到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从此复亡。”（第37页）胡伟希认为，梁氏的理论虽然含混，但意义却不能低估，它标志着国人对“现代性”的思考进入一个新阶段，或者说，至少出现了一种新类型，开始强调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的特殊性，即不同文明或文化传统的民族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而且应该保持其原来的文化与价值观念。梁漱溟开启的“新儒家”至今仍延续不绝，可见其影响之大。作者提出，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人对于现代性的思考进入了第三期，可以冯友兰、金岳霖为代表。一般认为，冯友兰“很中国”，金岳霖“很西化”，但作者认为他们却有共同点，即主张“学不分中西，学不分古今”，兼容中西，调和中西，力图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消除和打破中西哲学与文化的界限和隔阂。所以冯友兰将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于对宋明理学基本观念的分析，创立了“新理学”。金岳霖的《论道》大量采用了如无极、太极、理、势、体、用、儿、数等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并有意使用很多中国传统哲学命题，但赋予新解。
文化激进主义是近代中国一个引人注目的思潮。一般认为，文化激进主义就是“激烈反传统”或“全盘反传统”。对这种几成定论的观点，作者却不以为然：“这种由于词义上的误置而导致的理解上的失误，其结果是模糊了我们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本质认识。”（第306页）因为“反传统”最多只是“文化激进主义”中的一支。在对人们都认为是“文化激进主义”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文化观和“反传统”的异同做了深入的分析后，作者颇有见地地提出：“划分‘文化激进主义’的标准，主要并不根据其是否‘反传统’而定，而在于其是否将思想观念与学术文化作为政治与社会改革的工具而定。”（第309页）作者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将思想观念与学术文化作为谋求政治的工具，这使文化激进主义者具有一种“反智论”的倾向。对“反智论”，作者并不是作简单的价值肯定或否定，而是客观分析了它在近代中国以“大众参与”为核心的社会功能、作用与意义。更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对中国近代“反智论”基本特征的概括，即惟意志主义取向，民粹主义倾向，崇拜暴力和“直接行动”取向，组织化取向，权力集中化取向和意识形态化取向。这些特点互不相同，有的属于理念方面，有的属于行动策略方面，但彼此并非互相孤立、没有内在联系的。这种分析概括，确使人耳目一新，深受启发。
近代中国各种思想观念此起彼伏，由于种种原因，有的成为“显学”，有的不久就晦暗不彰。但在历史的风雨进程中，“显学”后来不能不面对强劲挑战，一些一度晦暗不彰的思想观念却又重获生机。正是在这种不同观念的彼此挑战中，所有的思想观念才能充满活力地不断丰富、发展。在这意义上，可以说观念不死，观念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