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科学家、地理学家、气象学家
科学的精神
我们现在努力所摹仿之欧洲各文明国,在二十年前,一概以夷狄之邦视之;即欧洲人,从来亦很崇拜我国文明,元世祖时有意大利人马克伯罗到中国来,说中国文化胜于意大利;明末清初时,有南怀仁、汤若望到中国来了,对于中国文化,亦甚为推崇;一千八百三十年时候,英国落伯福司还说,中国文明不在欧洲之下。由此亦可知道欧洲现在的物质文明之发达,为时不久。
一千七百六十九年,英国人瓦特发明汽机,是实为欧洲物质文明之起点,从现在看起来,汽机这个东西,简单得很,不过在当时是很不容易发明的一件事。自汽车发明以后,旁的东西,陆续的发明了许多,一千七百八十四年,有纺纱机器之发明,因为有纺纱机器,始有大宗棉花之需要,于是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乃有轧花机之发明。一种机器发(明)以后,生出他种机器之需要。而他种发明乃随之以起。英国煤很多,有了汽机,各种工厂慢慢成立,由是讲到交通,则有轮船、火车汽机;讲到烛夜之工具,则由煤油灯而电灯;通信机关则由电话、电报,而无线电、无线电话。物质文明发达,非常之快。推原其本,莫不归功于瓦特之发明汽机。
但是,近年欧洲有许多人提倡反对科学的论调,这是一时的反动,因为军阀利用机器杀人,如绿气炮、潜水艇、飞机、炸弹,皆为杀人最厉害的东西,都是科学发明的所以归罪科学;殊不知这是科学的糟粕,不是科学的精神。我们要晓得我们所要的是科学的精神!不过何谓科学精神?所谓科学精神,就是用科学方法来求出真理,真理求出以后,就须宣传拥护,虽牺牲生命财产,亦所不惜。不晓得科学方法,不能有科学,知道科学方法,而无科学精神,这是坏科学,不是好科学。科学方法是我国向来没有的,科学精神是我国一向所有的。科学方法就是柳(贻谋)先生所讲的新思想,科学精神,就是旧道德(按柳先生讲演了新思想与旧道德)。我现在要讲何谓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是归纳方法,是很精密的,比如吃西瓜,我们到一家水果店买白皮的西瓜,觉到很甜,我们不能即刻下断语说,还是白皮西瓜统是甜的,一定要把长沙城内白皮西瓜试了许多许多,觉到统是甜的,到那时候,亦不过能断定现在长沙城内白皮西瓜是甜的,若是要断定所有白皮西瓜是甜的,那末,一定要把全世界的西瓜统试过了,而且要求出白皮西瓜所以甜的道理,用化学的方法来分析白皮西瓜的成分,用遗传学来断定白皮西瓜与糖之成分有密切之关系而后可,所以用归纳方法来定出一公例,是很不容易的,一定要观察了许许多多事实之后,然后用公允的眼光下断语,才能定出一个公例来。
我国思想界,一面归纳方法是不大用的,譬如《诗经》内说“月离于毕,俾滂沱兮”,这完全是根据一两次偶然的观察,并非由归纳方法得的。又如中国人,素以烧菜著名,但是中国人烧菜,是一种美术,并非用科学方法。欧美人烧菜,统有专书,原料应放多少,水的温度高低,时间的长短,都有一个定的,他们对于小事,尚是如此,可见注重科学方法了。
我现在要讲何谓科学精神,欧洲十五世纪时候,思想非常顽固,一切归之上帝所造。他们相信地球是在宇宙之正中,是世界之主体,太阳是绕地球的。后来哥白尼从精密的观察,著一本书说,太阳不是绕地球的,是地球绕太阳的,但是当时宗教思想非常专制,他就不敢将他的书出版,到死了以后,才印出来,然到处禁止发行,比近年各国之防御过激党,恐怕还要厉害些。后有意大利将他的学说对公众宣传,主张地球绕太阳,结果,竟被烧死了。他为什么不怕死,为的是真理。意大利尚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亦著了一本书,证明地球绕太阳的,老皇不但把他的书毁了,而且要他另外著一本书,说是太阳绕地球,他不肯承允,就被关在牢内,以后好久始行放出。
然而欧洲经过这些科学家奋斗后,思想渐渐解放,科学一天一天的发达,牛顿发明了许多公例,物理学就大受影响,瓦特发明汽机还是受牛顿之赐。以后达尔文发明了新思想与旧道德进化论,他游历南美洲及太平洋诸岛,根据数十年的观察著《物种出来》一书。从前相信人是上帝造成的,而今知道是从下等动物进化来的。当时宗教家、道德家、哲学家都以为大逆不道,到而今无论何人,不能不承认了。欧洲所以有今日之文明,不能不归功于这一班科学家。他们牺牲生命牺牲财产,不怕吃苦,大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概,这就是科学的精神。
这种科学精神,在中国亦有。我要举一个例,如明代王阳明,主张良知,各种事情,要用良知对付,不背良知,才合乎道德。其实良知就是真理。他发明良知,是一旦豁然贯通,并不用科学方法的,但是他发明良知以后,根据良知去作事情,完全合乎科学的精神。
现在中国一班人,是有利害,无是非,只向便利的方面走,我举一个例,南京有个测绘学校毕业生所测的地图,据地理教员说是很不正确;这位毕业生,本明白科学方法,因畏难不认真去作,就是没有科学的精神。
北京国会(按指十二年的国会)八百人,现在糟到这样,实在由于坏的少数人操纵多数,并不是八百个,没有一个好的,是因为国会有了少数害群之马,大多数不敢本他良心的主张来说话,所以弄糟的,这就是因为缺乏科学的精神。
我看要救中国,一方面要学外国的科学方法,一方面要保守我国固有的科学精神。
这是竺先生两年前到长沙的讲演,近因国中愈无是非,专讲利害,很没有科学的精神,特发表于此,以警迷误。(竺可桢博士讲演 王三辛记述)
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文字来源:《晨报副刊新少年旬刊》19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