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科学家、地理学家、气象学家
科学的精神
我们现在努力所摹仿之欧洲各文明国，在二十年前，一概以夷狄之邦视之；即欧洲人，从来亦很崇拜我国文明，元世祖时有意大利人马克伯罗到中国来，说中国文化胜于意大利；明末清初时，有南怀仁、汤若望到中国来了，对于中国文化，亦甚为推崇；一千八百三十年时候，英国落伯福司还说，中国文明不在欧洲之下。由此亦可知道欧洲现在的物质文明之发达，为时不久。
一千七百六十九年，英国人瓦特发明汽机，是实为欧洲物质文明之起点，从现在看起来，汽机这个东西，简单得很，不过在当时是很不容易发明的一件事。自汽车发明以后，旁的东西，陆续的发明了许多，一千七百八十四年，有纺纱机器之发明，因为有纺纱机器，始有大宗棉花之需要，于是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乃有轧花机之发明。一种机器发（明）以后，生出他种机器之需要。而他种发明乃随之以起。英国煤很多，有了汽机，各种工厂慢慢成立，由是讲到交通，则有轮船、火车汽机；讲到烛夜之工具，则由煤油灯而电灯；通信机关则由电话、电报，而无线电、无线电话。物质文明发达，非常之快。推原其本，莫不归功于瓦特之发明汽机。
但是，近年欧洲有许多人提倡反对科学的论调，这是一时的反动，因为军阀利用机器杀人，如绿气炮、潜水艇、飞机、炸弹，皆为杀人最厉害的东西，都是科学发明的所以归罪科学；殊不知这是科学的糟粕，不是科学的精神。我们要晓得我们所要的是科学的精神！不过何谓科学精神？所谓科学精神，就是用科学方法来求出真理，真理求出以后，就须宣传拥护，虽牺牲生命财产，亦所不惜。不晓得科学方法，不能有科学，知道科学方法，而无科学精神，这是坏科学，不是好科学。科学方法是我国向来没有的，科学精神是我国一向所有的。科学方法就是柳（贻谋）先生所讲的新思想，科学精神，就是旧道德（按柳先生讲演了新思想与旧道德）。我现在要讲何谓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是归纳方法，是很精密的，比如吃西瓜，我们到一家水果店买白皮的西瓜，觉到很甜，我们不能即刻下断语说，还是白皮西瓜统是甜的，一定要把长沙城内白皮西瓜试了许多许多，觉到统是甜的，到那时候，亦不过能断定现在长沙城内白皮西瓜是甜的，若是要断定所有白皮西瓜是甜的，那末，一定要把全世界的西瓜统试过了，而且要求出白皮西瓜所以甜的道理，用化学的方法来分析白皮西瓜的成分，用遗传学来断定白皮西瓜与糖之成分有密切之关系而后可，所以用归纳方法来定出一公例，是很不容易的，一定要观察了许许多多事实之后，然后用公允的眼光下断语，才能定出一个公例来。
我国思想界，一面归纳方法是不大用的，譬如《诗经》内说“月离于毕，俾滂沱兮”，这完全是根据一两次偶然的观察，并非由归纳方法得的。又如中国人，素以烧菜著名，但是中国人烧菜，是一种美术，并非用科学方法。欧美人烧菜，统有专书，原料应放多少，水的温度高低，时间的长短，都有一个定的，他们对于小事，尚是如此，可见注重科学方法了。
我现在要讲何谓科学精神，欧洲十五世纪时候，思想非常顽固，一切归之上帝所造。他们相信地球是在宇宙之正中，是世界之主体，太阳是绕地球的。后来哥白尼从精密的观察，著一本书说，太阳不是绕地球的，是地球绕太阳的，但是当时宗教思想非常专制，他就不敢将他的书出版，到死了以后，才印出来，然到处禁止发行，比近年各国之防御过激党，恐怕还要厉害些。后有意大利将他的学说对公众宣传，主张地球绕太阳，结果，竟被烧死了。他为什么不怕死，为的是真理。意大利尚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亦著了一本书，证明地球绕太阳的，老皇不但把他的书毁了，而且要他另外著一本书，说是太阳绕地球，他不肯承允，就被关在牢内，以后好久始行放出。
然而欧洲经过这些科学家奋斗后，思想渐渐解放，科学一天一天的发达，牛顿发明了许多公例，物理学就大受影响，瓦特发明汽机还是受牛顿之赐。以后达尔文发明了新思想与旧道德进化论，他游历南美洲及太平洋诸岛，根据数十年的观察著《物种出来》一书。从前相信人是上帝造成的，而今知道是从下等动物进化来的。当时宗教家、道德家、哲学家都以为大逆不道，到而今无论何人，不能不承认了。欧洲所以有今日之文明，不能不归功于这一班科学家。他们牺牲生命牺牲财产，不怕吃苦，大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概，这就是科学的精神。
这种科学精神，在中国亦有。我要举一个例，如明代王阳明，主张良知，各种事情，要用良知对付，不背良知，才合乎道德。其实良知就是真理。他发明良知，是一旦豁然贯通，并不用科学方法的，但是他发明良知以后，根据良知去作事情，完全合乎科学的精神。
现在中国一班人，是有利害，无是非，只向便利的方面走，我举一个例，南京有个测绘学校毕业生所测的地图，据地理教员说是很不正确；这位毕业生，本明白科学方法，因畏难不认真去作，就是没有科学的精神。
北京国会（按指十二年的国会）八百人，现在糟到这样，实在由于坏的少数人操纵多数，并不是八百个，没有一个好的，是因为国会有了少数害群之马，大多数不敢本他良心的主张来说话，所以弄糟的，这就是因为缺乏科学的精神。
我看要救中国，一方面要学外国的科学方法，一方面要保守我国固有的科学精神。
这是竺先生两年前到长沙的讲演，近因国中愈无是非，专讲利害，很没有科学的精神，特发表于此，以警迷误。（竺可桢博士讲演 王三辛记述）
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文字来源：《晨报副刊新少年旬刊》19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