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梁任公有一种深层的古典情怀，具体说来，便是对于古人的哀悯与同情。

　　

　　梁启超（1873－1929），在近现代政坛与文坛上，他的影响可以说超过了章太炎。章太炎早年一直依于梁启超，但后来分道扬镳，梁启超辛亥革命前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改良，与章太炎主编的《民报》鼓吹革命展开论战。梁启超与章太炎的学术观点也有很大不同，他主张在传承国学的基础之上，大幅度地引进西方的新学，改革国民性，使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之路。梁启超晚年也退出政坛，回到书斋，成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首。不过，梁启超与章太炎晚年殊途同归，离开政治，回归学术，这二人都表现出近代仁人志士的共同特点，即历经沧桑，学贯中西，充满着国学情怀。

　　梁任公在百日维新中，大力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亡命日本，继续宣传他的新民说。他深有感触地说：“求文明而从形质入，如行死巷，处处遇窒碍，而更无他路可以别通，其势必不能达其目的，至尽弃其前功而后已。求文明而入精神，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直泻，沛然莫之能御也。”如何从精神改造入手，提高国人素质呢？梁启超认为，文学与艺术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因此他倡导“小说革命”与“诗界革命”。

　　梁任公有一种深层的古典情怀，具体说来，便是对于古人的哀悯与同情。1922年11月3日，他发表了两次讲演。在《屈原研究》的讲演中，他以满怀情感的讲演向听者介绍了屈原的作品，娓娓道来，深入浅出。他赞叹：“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从前并不是没有文学，但没有文学的专家。如《三百篇》及其他古籍所传诗歌之类，好的固不少；但大半不得作者主名，而且篇幅也很短。我们读这类作品，顶多不过可以看出时代背景或时代思潮的一部分。欲求表现个性的作品，头一位就是研究屈原。”梁任公充分肯定了屈原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从精神人格到艺术形态、审美风格上的影响作用。最后他将屈原的作品与歌德相比较，赞叹：“这类作品，读起来，能令自然之美，和我们心灵相触逗，如此，才算是有生命的文学。”将学术与情怀相结合，这是国学大师的共同学术精神，非今日功利型的学术导向所可比拟。

　　在另一讲《情圣杜甫》中，梁任公对于在中国过去被视为诗圣的杜甫，从新时代角度作了评判，提出：“第一，新事物固然可爱，老古董也不可轻轻抹煞。内中艺术的古董，尤为有特殊价值。因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不能说现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优美，所以不能说现代人的艺术一定比古人进步。第二，用文字表达出来的艺术——如诗词歌剧小说等类，多少总含有几分国民的性质。因为现在人类语言未能统一，无论何国的作家，总须用本国语言文字做工具；这副工具操练得不纯熟，纵然有很丰富高妙的思想，也不能成为艺术的表现。我根据这两种理由，希望现代研究文学的青年，对于本国二千年来的名家作品，着实费一番工夫去赏会他，那么，杜工部自然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了。”梁启超从新旧互动的角度去分析前人，超越了当时人的局限。

　　梁启超的小说观也明显地贯彻了他的古典情怀。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十分重视小说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其中蕴涵的社会心理，既肯定其中的积极意义，同时对其负面作用进行了尖锐批评：

　　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沈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

　　梁启超认为小说的教育作用与毒害作用同样巨大，他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有意识地将古典与现代人生相融合，以使传统走向新生。

　　梁启超在著名的《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情感的作用固然是神圣，但它的本质不能说他都是善的都是美的。他也有很恶的方面，也有很丑的方面。他是盲目的，到处乱碰乱迸，好起来好得可爱，坏起来也坏得可怕，所以古来大宗教家大教育家，都最重情感的陶养。老实说，是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将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把那恶的丑的方面逐渐压伏淘汰下去。这种功夫做得一分，便是人类一分的进步。”（《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以他博通中西文化的学识，在这段文章中概括了中国古代文学中情感教育价值，他认为对人的情感的培养有助于塑造新的国民人格。

　　梁启超论文艺时还涉及情感教育中的审美趣味范畴。西方人喜欢谈趣味无争辨，而中国古代注重趣味与精神人格的融合。在中国传统文艺观中，有着丰厚的审美趣味学说，梁任公出于深厚的古典情怀，独具只眼地看到了其中的现代人文价值。他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说：“趣味是生活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好像机器房里没有燃料，发不出蒸气来，任凭你多大的机器，总要停摆。”他对趣味的理解，有点像王国维说的生活之欲，但王国维的生活之欲，是从叔本华哲学中推导出来的，带有很大的悲观色彩。梁氏论生活趣味则充满着生活的乐趣，他认为趣味本身就是生活的动力，而不是生活痛苦的转化，但他对人生的趣味是有褒贬的，有的趣味，如吃喝嫖赌这一类嗜好就是不好的。梁启超认为，人的审美趣味的培养既要靠自己的先天器官，同时也依赖于后天的教育，即诱发的作用，而从事诱发的途径不外乎三种，即文学、音乐与美术。梁启超对于美充满着赞美之情，他说：

　　“爱美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的。但感觉器官不常用或不会用，久而久之麻木了。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个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美术的功能，在把这种麻木状态恢复过来，令没趣变为有趣。”（《美术与生活》）

　　这可以说是一位国学大师人文情怀的彰显。足以为我们的国学研究垂范示伦。

　　本文来源：《国学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