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部书深深结缘，往往需要特别的契机。我之得以相遇《饮冰室合集》，起初纯粹是出于研究的需要。1983年，我就读硕士研究生已进入第二个年头，两年半的学制时间过去了一半，我该为学位论文圈定一个大致的范围。正在此时，我开始阅读1936年出版、厚达四十册的《饮冰室合集》，那套书在系资料室的书架上，占据了一层的大半格。起初，我还对是否能够读完全书缺少信心；而一旦相接，阅览本身立即变成愉悦的享受，梁启超所自许的其文字“别有一种魔力”（《清代学术概论》之二十五节）的效应，竟然历久不磨，在我身上重现。我的论文题目也最终确定为《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希望有幸揭示魔力产生的谜底。

　　算起来，1929年去世的梁启超与初读其书的我，中间横亘着半个世纪；我所看到的梁氏最早的文章，更写于近百年以前。可我全然感觉不到其间的距离，那些印在纸上的铅字充盈着生命力，把一个元气淋漓的任公先生引入我的世界。

　　中国古来就有“文如其人”的说法，仿佛这是一个文学评论的通则，天生为批评对象所具有，就像一个人的胎记一般，与生俱来。而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不易达致的很高境界，虽经努力，亦未必可以企及。对于政治家与学者，尤其如此。但此语移用于梁启超的文章，却极为贴切。

　　也许是我的偏见，政治家以深谋远虑的理智应世，看重的是社会效果而不是个人趣味，撰文难免带假面具，少见个性；倘若身居高位，更多了一种职业性的“纱帽气”，个体已经消融成为职务的符号，“官样文章”之讥便无可遁逃，然而这还是排除了秘书代劳的情况。学者发言虽有更大的自由度，可学术研究的科学、谨严又要求“言必有据”，可以覆按，司空见惯的“学究气”于是弥漫学界，人们也约定俗成地以之为学术论文的特征，向规范化靠拢的结果，常是个人风格的消泯。

　　梁启超恰好兼有政治家和学者两重身份，其一生以1917年底辞去财政总长之职为分界，区划为政界与学界两段生涯。尽管作为政党领袖与大学导师必须面对不同的大众，梁启超却能够始终如一的坦露胸襟。无论所写为何种文字，作者的个性总是分明可见。

　　不妨抄录几段当年令我动心的话，以作佐证。

　　1899年底，意欲远游美国的梁启超开始写作记录此行的《汗漫录》（又名《夏威夷游记》），心中洋溢着“生二十七年矣，乃于今始学为国人，学为世界人”的自豪。其自述平生履历的一段话便说得相当动情：

　　余自先世数百年，栖于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余生九年，乃始游他县，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犹了了然无大志，梦梦然不知有天下事。余盖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也。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激、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

　　在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的高潮中，读到如此贴切的话语，发觉梁氏的决心仍然适用于今日中国——“既生于此国，义固不可不为国人；既生于世界，义固不可不为世界人”——而岁月流转，已近百年，在生出亲切感的同时，也不免伴有些许悲凉。

　　1901年，正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写下《自励》二首，全无去国万里、飘零天涯的苦态，而满怀“著论求为百世师”、“十年以后当思我”的极度自信，令人不得不佩服其乐观与远见。此前一年面世的《少年中国说》，更是豪气干云。开篇一连串的比喻精彩绝伦，诸如“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放入当时的语境，其奇思妙想，新颖别致，足以倾倒人心。而文章对未来中国的理想描述，又分明带有青年梁启超意气风发的个人印记。

　　在随后几年陆续刊出的一系列学术论文与外国思想家学案中，梁氏当仁不让地认真履行其导师职责，于输入新知之际，仍保持了选择的主体意识。以按语形式出现的议论，也往往将话头引向中国现状或作者自身，使读者在读文时也能读人。最有名的当属《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的自我评定：“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虽因言论不断改易而受到“反复无常”的责难，但处于形势急剧转化的过渡时代，梁启超之“善变”反而成全了其不落伍，郑振铎因而对56岁去世的梁氏有“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紧跟着时间走的壮汉”（《梁任公先生》）的印象。

　　完稿于1920年的《清代学术概论》，总结了三百年来学者的贡献与缺失，对作为个中人的自己，梁启超也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客观地加以评说：

　　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

　　在我平生的阅读经验中，还从未看到如此苛刻而自负的坦诚自责，其针砭准确、褒扬得体，也只能出自梁启超这位性情中人之口。此语也可视作梁氏对自己的“盖棺论定”，我们实在找不出比它更精到的历史定评。

　　除鉴赏其人，读其文，还时有精妙的议论启人心智，引人神往。因此类例证太多，不暇枚举，略翻其书，观者自可领会。

　　不过，仍然值得一说的是梁启超的两次系列讲演：一为1912年10月归国后在各团体欢迎会上的发言，一为1922年应南北各学校及学术团体之邀的讲学活动。前者曾由张君劢、蓝公武辑为《梁任公先生演说集》，后者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三卷本的《梁任公学术讲演集》。虽是面对各式听众，且有时密接至一天一场，梁启超却绝不敷衍。即使邀请者有八旗生计会、山西票商或北京美术学校、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之天壤之别，梁氏所讲题旨却均能切近对象，出自心得，而别具新意，毫无政治家强人就我、以不变应万变的恶习。

　　被其文字——归根结底是为其性格的魅力如磁石吸铁一般所吸引，我开始着手写作平生第一部研究专著，那就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印行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梁启超也成为我为之付出最多的历史人物。以分类编排的方式选辑的两卷本《梁启超文选》，逐一覆核引文出处而编校的“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中之《梁启超卷》，辑录散见的梁氏亲友、学生为之撰写的印象记成《追忆梁启超》一厚册，所用时日均可以年计。特别是历六七寒暑、始终未曾歇手的《饮冰室合集补编》，虽积稿已多，犹未肯脱手，总期望求全求善。尽管出版社与家人均一再提醒，存在他人捷足先登的可能性，市场只认速度，并不在乎质量，而私心终怕对不起读者，也委屈了任公先生。

　　也许正因为与梁启超结缘太深，对其著作的刊行便看得太重。坦白说来，至今在我家数量可观的藏书中，竟没有一部号称收录最全的《饮冰室合集》，好像是以文字为生的人没有笔，不免使人惊异。而道理其实很简单：在我苛求的眼中，这套嘉惠学林的巨著，存在着遗漏甚多、校勘不精的毛病。我不愿意自己最喜欢的学者，并不完美地出现在我的书房里。不仅出于求全责备的心理，自己不购藏，也曾经劝说朋友，等待善本，致令其坐失良机。精善之本至今并未出现，影印本再版反提价二百元，徒然加重了朋友的负担。只有我仍然决心坚持，希望终有一日，可以拥有一部让我满意的梁启超全集。

　　1998年3月25日于京北西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