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出版家

　　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好像是一条牛。这话说来很奇特，却含有充分的真确性。不知者会说我侮辱自己；知之者只怕还要说夸奖自己呢。谁都知道牛食的是草，而靠着它的劳力结果，却产生了人们所食的米。就这一点看起来，恐怕我还不能充分适合牛的资格；不过我常常把它作为模范，借以自勉而已。

　　关於食的方面，牛是不求美食的，我也正是如此。无论粗米粗面，煮不熟的饭，烧焦了的饭，或是隔宿的饭粥，以及任何菲薄的菜肴，我都可以果腹。牛是不因恶食或多食而不消化的；我也正相同。我常常听见别人有胃病，起初延医服药还有多少效验，后来医药因常用而失效，终身便引以为苦。我呢，家常一顿饭的时间仅需数分钟，足见不能如卫生家所提倡的细细咀嚼，本来易致消化不良。可是生平感到这种痛苦，只有偶然觉着这顿饭不吃也过得去，当此时候，便知是消化不良的征兆。此在他人，或者漠不关心，或者要吃些消化药。我却不如是。我认为牛是不会不消化的，牛更不会吃消化药的；它对於既发或将发的消化不良，只有采用一种最有效的自然疗法。牛能够这样，为什么我不能够这样；难道人不如牛吗？因此，我在感觉不吃饭也过得去的时候，便实行不吃主义；到了下一顿饭，如果仍有同样的感觉，便继续不吃，直至非吃不可的时候，才恢复吃的作用。记得有一次接连两天半不吃，却还是照常工作；后来恢复吃的作用，第一顿饭真是其妙无穷，任何山珍海错都比不上。西洋人也常有因消化不良而绝食一两顿的；他们绝食时期主张休息和安睡；我的主张却与此相反。我以为绝食的时候如果休息或安睡；结果断难继续绝食，因为食欲的起原，一是真正的需求，一是正常的习惯。在消化不良之际，身体对於食物虽没有真正的需求，而口腹因日常使用惯了，在休息或安睡的时候，却不易抵抗诱惑。故唯有特别加忙工作，借以抵抗因习惯而起的食欲，换句话说，就是因忙而忘食。

　　关於住的方面，牛是不择安身之地的，我也有些相像。许多人因迁地不能安睡，因旅行不能安睡，因喧闹不能安睡，或因臭虫不能安睡；我却不如此，迁地旅行固然没有问题，喧闹亦复无碍；甚至扰人的臭虫也无力妨阻我的安睡。记得民国十七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举行，那时候的南京向以敌人所称的南京虫（即臭虫）著名。我和现任某省教育厅长某君同寓大学院所设临时招待所之一室。在会期十几日中，某君大为臭虫所苦，每夜数次起而扑灭臭虫，次晨帐上添了不少的新血迹，因此每夜失眠，会毕返上海，体重减了好几磅。我则大发慈悲，彷彿舍身以饲臭虫，臭虫却丝毫没有扰我的酣睡。次晨帐上添了不少因饱食而酣睡的臭虫，会毕返上海，我的体重反而增加了一二磅。

　　关於工作方面，牛是最能耐劳苦的。在耕田方面，一只牛的效力抵得上许多人；我也很有相似之处。通常一个人每日的工作，经过八九小时之后，不免感觉多少疲劳，而有休息之必要；并且一星期中工作了六日之后，在第七日之星期日，势必休息或向另一方面活动。我则不仅每日工作（包括职业上的工作和自己研究的工作）至少十四五小时，而且在星期日中绝不休息，即另一方面的活动也极少。近年侨居香港以来，星期日间或作长途之步行，一口气多至五六十市里，但未能持之以恒；因此，星期日中大都仍任日常的工作，而且往往较平日因办公时间关系，回家出外，活动上不能不有强制的变换者，反而接连不断的，随兴趣所之，自清早至深夜，从事於同一种的工作。我现在还不满五十二岁，因为须发皆白，表面上看似六七十岁；然若按实际工作的时间作为生命长短的计算，假定我的每日工作时间较一般人增四分之一，则我实际上也可算是六十余岁。若假定我的每日工作时间较一般人增三分之一，则我实际上已不下七十岁了。

　　以上所说，可证明我的生活有许多和牛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我的性情却和牛，至少和耕牛，有一点是绝对不同的。耕牛的食住简单固然出自本性，而其工作却由於被动的驱策。我在工作方面的努力则完全由於自动的兴趣。生平还没有受过何种的驱策；而且因为食住和其他生活条件无不简单之故，虽兴趣所在，备极劳苦而不辞，正义所关，任何牺牲而不惜；然利禄的驱策，迄於今日还没有影响到我的自由。或者我只可比诸大自然的一只野牛而已。

　　二十九年四月十二日为读者通讯写

　　文字来源：《旅渝心声》，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