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港大之前，我对港大一无所知。这份一无所知，属于“台湾人对香港无知，香港人对台湾无知”的整体“无知”结构里。为什么两个地理位置如此接近、历史关系如此密切，却又如此疏远，彼此努力漠视对方，是另一个话题。我想从我对港大的“发现”谈起。

　　

　　“冷血”的张爱玲

　　我的研究室在仪礼堂，紧邻着梅堂，是两座一九一四年的古典红砖建筑，立在山腰上，望着中国南海的方向。老房子和老人家一样，每一个房间、每一条皱纹里，都有故事。我很快就发现，仪礼堂和梅堂原来是学生宿舍，高中刚毕业、才十九岁的张爱玲，拖着一口笨重的大皮箱，来到港大校园，就住在这样的宿舍里。可是她住过的那一座，早被拆了。

　　于是我回头去读《烬余录》，大概在1944年，张爱玲离开香港两年后，她追忆在港大的烽火岁月。别的作家写战争，可能是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浓烈的，张爱玲却写得疏淡空旷，好像从一个凹凸哈哈镜里去看一个最神圣的东西，荒谬的感觉被放大到极致：

　　我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拍拍”像荷叶上的雨。因为怕流弹，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蠕的虫。

　　她写香港沦陷后的“欢喜”：

　　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

　　她尖锐无比地比较上海和香港：

　　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慢。许久许久，街上的吃食仍旧为小黄饼所垄断。

　　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样的罢？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

　　她对自己的自私和冷酷，有一种抽离，彷佛将尸体解剖学提升到艺术层次去欣赏：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

　　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她写黑洞般幽深昏暗的人性，写人生的荒凉：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烬余录》像是一个历尽沧桑的百岁老人所写，但是当时的张爱玲只有二十四岁。读《烬余录》，我发现，使张爱玲的文学不朽的所有的特质，在这篇回忆港大生涯的短文里，全部都埋伏了。从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二年间，穿梭在仪礼堂、梅堂、陆佑堂的山径之间一个身形瘦弱的港大女生，可能在同学的眼中看起来“怪怪的”，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河里一个高高冲起的浪头，影响一整代作家，形成“张学”现象。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里，有多少人熟悉张爱玲的作品？

　　散步的朱光潜

　　仪礼堂后面，有一条山径，洋紫荆艳丽无比，百年樟树浮动着清香，九重葛烂漫攀爬。沿着山径往上到山顶，可以眺望南海上的山光水色。然后，偶然之间，我读到朱光潜回忆自己的港大生涯：

　　我们一有空闲，便沿梅舍后小径经过莫理逊舍向山上走。香港老是天朗气清，在山顶上一望，蔚蓝的晴空笼罩蔚蓝的海水，无数远远近近的小岛屿上矗立青葱的树木，红色白色的房屋，在眼底铺成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图案……香港大学生活最使我留恋的就是这一点。

　　朱光潜，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写了《悲剧心理学》、《谈美》、《文艺心理学》、《诗论》、《西方美学史》、《谈美书简》等等，其中《西方美学史》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在三十年代的北京，从欧洲留学归来的朱光潜还在家里主持一个文艺沙龙，每月集会一次，朗诵中外诗歌和散文，探讨辩论诗歌理论与创作的各种问题。沙龙的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冯至、沈从文、冰心、凌淑华、卞之琳、林徽因、萧干等人。沙龙所讨论和争辩的问题，又会从小小的客厅里辐射出去，成为文艺界注目的问题，或者影响到文学和诗歌创作的发展与流变。这是一个中国自由文人的沙龙，掺揉了欧美的风格和眼界，对三十年代文学，特别是“京派文学”的形成和风貌，都有了催化的作用。

　　朱光潜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说，是港大的四年（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二），奠定了我这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里，有多少人知道朱光潜是谁？

　　不吃“敌人面粉”的陈寅恪

　　许地山，知道的人可能稍微多些，台湾人早期也读过《落花生》的小品。胡适之向港大推荐聘请许地山作中文系系主任，在一九三五到一九四一的六年间，许地山不但改革了港大中文系的课程内容，对整个香港的人文教育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四处演讲，宣扬国文程度和人文教育的重要。

　　但是，我以前不知的是，许地山如何把陈寅恪带进了港大的历史。

　　陈寅恪的学成过程出奇地多元丰富，几乎像欧洲概念里的“文艺复兴人”：一九零二年他就读日本弘文学院；同年入读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一九一零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柏林大学、 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读书。一九一四年因为欧战爆发而回国，一九一八年，再度出国深造，先在哈佛大学学梵文，后又转往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和蒙古语。在整个学习期间，他培养了阅读蒙、藏、满、日、英、法、德、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文的能力。

　　一九二五年陈寅恪回国，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共事。一九四零年，陈寅恪为了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离开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但是欧战情势加剧，他因此“卡”在香港。这个时候，许地山就成了留住人才的中间人。

　　陈寅恪留下，成为港大教授。香港在四一年底沦陷，陈寅恪在饥饿困顿的情况下闭门治学。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在这段艰苦时期内完成，序末署的是“辛巳元旦陈寅恪书于九龙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号寓庐”。一代大家的学术巨作，在风雨飘摇的斗室中思索，在港大的校园里写成。

　　梁启超在推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时曾经说：“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比不上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曾问起陈寅恪的状况，表示关心；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据说曾经对陈寅恪做过两件事：一是送面粉给他。当时生活物质极端困窘，“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 第二是据说“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万圆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寅恪力拒之，获免。”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中，有多少人听说过陈寅恪，或者读过他的著作？

　　“宣传共产”的萧伯纳

　　这时候，或许有人会说，龙应台，你太苛求了。香港是个英国殖民地，对中国文化本来就不熟悉。

　　但是我还有另一个发现。我发现在一九三三年，当北京和上海各界都在准备盛大欢迎七十七岁的「和平老翁」访华之前，萧伯纳先来到了香港，在港大礼堂做了一次演讲。一般坊间的纪录说，萧伯纳不愿意正式演讲，只是与学生闲聊，闲聊中，萧氏说，在大学里，学生首先要学会“忘记”──“我们听到、学到的东西，许多是不正确的，要引我们入歧途的。在学校必须学，不学毕不了业，但要会忘记，要将学到的东西忘记。”

　　可是，我又发现，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路透电的消息说，萧伯纳在香港大学演说了，而且报导的标题是《对香港大学生演说──萧伯纳宣传共产》，中国各报都刊登了消息。

　　这时，我才将萧伯纳港大之行和鲁迅的文章连了起来。鲁迅因为萧氏的港大演说而赞颂萧伯纳“伟大”：

　　但只就十四日香港路透电所传，在香港大学对学生说的“如汝在二十岁时不为赤色革命家，则在五十岁时将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二十岁时成一赤色革命家，则汝可得在四十岁时不致落伍之机会”的话，就知道他的伟大。

　　萧伯纳是一九二五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文学作品、政治思想和对社会的介入，以及他所处的时代思潮，是英语世界里相当重要的一部份；我们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又了解多少呢？

　　大学是人文精神的泉源

　　来港大之后，做了种种发现，但是最大的发现还在于：人们一般不知道港大曾经包容过、孕育过这么重要的文化遗产。孙中山算是港大毕业生，大家都知道，而且津津乐道，但是我不免有些“小人之心”，猜测孙中山在港大之所以广为人知，还是一个政治的尺度在衡量价值。大政治家，人们记得；大文学家，大历史家，大思想家，没人知道。没人知道，是不是因为，人们太不在乎人文的价值？

　　香港大学以它历史的悠久和财力的丰沛，一直在为香港培育两种人：优秀的政府官员，优秀的专业菁英，譬如律师和医师。在香港的价值观和语境里，我也注意到，社会关注的核心一直是香港的经济发展，求经济发展，做决策的政府官员和影响决策的专业菁英显然是极为重要的支柱。

　　可是，就以政治、律师和医师这三种行业来说，哪一行是可以不以对“人”的深刻认识作为基础的呢？对“人”不够了解，政治就不可能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对“人”不够了解，法律将只是文字的绳索，不可能为我们带来真正的正义。对“人”不够了解，医学的种种研究和发明，脱离人的终极关怀，可能变成技术的竞赛、脑力的游戏，不可能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我们所训练的学生，将来要领导这个社会走向未来的菁英，对“人”，有多少深刻的体会和认识呢？

　　所谓人文素养，其中包括美学、文学、史学、哲学──刚好是我今天所谈到的朱光潜、张爱玲、陈寅恪所代表的，其实都是研究“人”的专门学问。你可以说人文是所有学科的基础科学。而如果我们所训练出来的学生，将来的政府官员、律师、医生，什么技术都是一流的，但是独缺人文素养，独缺对“人”的最深沈的认识，你会不会很不安呢？

　　当你了解了港大曾经有过朱光潜、张爱玲、陈寅恪、许地山这样的文化遗产，你就发现，是的，在人文精神上，港大似乎有一个断层。李焯芬副校长提醒我，这种断层，和五零年代开始，殖民政府因为反共惧共而有心推动的“去中国化”是很有关系的。现在香港跟中国人文思想的断层，不只是香港大学的问题，是整个香港的问题。

　　他的诊断多么精确。日本殖民台湾时，也是努力培养农业和医学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压抑台湾人对思想学科的追求。“去中国化”恐怕还是表面，“去思想化”才更是殖民主义的核心。而今天如果我们意识到问题之所在，加深人文精神的培养，岂不更要成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呢？

　　今天的演讲，看见校长和几位副校长都全程在场，看见校友们对港大的前途如此关切，我分外觉得感动。当外面的世界对香港人的刻板印象是“功利”、“势利”的时候，我自己的发现却是：香港有特别多满怀理想主义的有心人，总在寻找为社会奉献的机会和方式。

　　两个建议

　　因此今天我有两个具体的建议，一个是比较小的。那就是，希望港大花一笔小小的经费，对港大的历史做一次彻底的研究调查，让港大的人文史可以浮现：许地山的办公室门口，陈寅恪的研究室前，被拆掉的张爱玲曾经住过的宿舍遗址，朱光潜曾经流连忘返的校园山径、孙中山和萧伯纳曾经演讲的陆佑堂……每一个蕴含人文意义的点，都可以竖一个小小的牌子，透过历史告诉我们一代又一代不断“提着皮箱”到达校园的十九岁的青年：大学，是一个人文精神的泉源。所有的科学、技术、经济或商业管理的发明，都必须以“人”为它的根本关照。离开了人文，一个大学，不是大学，只是技术补习班而已。

　　另一个建议是比较大的，那就是，希望港大在人文上做最重大的、最严肃的投资，把原来就有的，从朱光潜、张爱玲、陈寅恪、许地山，甚至于萧伯纳，所一脉相传的人文传统，一个断掉了的人文传统，重新焊接，重新出发。港大在百年前成立之初的宗旨，就是为中国培育人才。今天我们不必把它狭隘地理解为为中国培育人才，但是为中华文化培育人才，我想是一个当仁不让的义务。香港或许此刻文化的土让过于浇薄，但是以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它比上海和台北都更有潜力面对整个华文世界，搭出一个人文思想的平台，成为文化的聚光之处。

　　那么给予时日，或许将来的港大，会栽培出新一代的张爱玲、朱光潜、陈寅恪。不是偶而南来或者不小心“卡”在香港的文学家、史学家、美学家，而是香港自己土壤里长出来的才气焕发的人。这，是我所想象的香港大学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