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一则章开沅教授请辞“资深教授”头衔的新闻掀起不大不小的波澜。在功利主义泛滥的当下社会，这个原本正常的事态，却被当做非常事态去解读和演绎，因为其背后反映了大学体制和学术体制所面临的困境。所以，对于这一请辞，无论是“挽留”还是“荣退”，结果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将引发人们对大学前途更多的关注和思考。为了走近大师，今天特别推送陈才俊先生撰写的“章开沅教授访谈录”与大家分享。
章开沅教授作为当今中国屈指可数的史学大家与教育家，不仅在史学研究的许多领域卓然自成一家，而且在史学思想的诸多方面亦有宏博阐发。如他主张史学研究要“走进历史，理解历史”；“关心历史，参与历史”；“尊重历史，超越历史”；强调治史者的“史德”、“史感”、“通识”与“圆融”；提倡宏大的历史观等等，都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美国雅礼协会前主任石达（John Bryan Starr）博士曾说：“章开沅教授无疑是当代中国一位极为重要的学者和教育家。”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前主席文德惠（David Vikner）博士则指出：“那些曾与章开沅校长共事过的人们，一致认为他是一位显示‘勇敢的意志去阐明自由的价值’的品格高尚的人。”自2004年9月始，笔者有幸追随章先生攻读“中国近代基督教与教会大学史”方向博士学位，得到先生的耳提面命与悉心指导，受益终身。特别是2006年8月底至9月中，更有难得的机会随先生前往新疆师范大学、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校讲学，尤其发蒙振聩。现根据平时对章先生的零星访问记录整理成文，以飨读者。如有挂一漏万或理解肤泛之处，纯属笔者浅薄所致。
问：很多年前，您在给朱英教授的著作撰写序言时说：“历史是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而几年前，您在《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一文中又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史学已经、正在并将继续遭到冷落，这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请问您能否结合现实就历史的自身价值及史学的独特功用发表点看法？
答：“历史”二字，从字面而言当然是指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本身，但从更深层次理解则为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所以，以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专门性科学——历史学，显然既包括研究历史事实本身，又包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出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
历史有它固有的价值，这种价值是不可磨灭的。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智慧的积累与储存，总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遵循。史学尽管不具备操纵其他学科命运与发展的话语权，但它所关注的却是整个人类的演衍，是整个社会的进步，所以它长于作宏观的、总体的把握。这也是历史学家最大的优势。历史学家研究的跨度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短暂的时段，而往往是一个漫长的时代乃至整个历史的长河。真正好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可能是全国、大区域乃至全球，至少是以全球为背景。这就是历史学家具有某种优势之所在。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史学从业者都能达到如此境界，但我们最起码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应该有全球的眼光，应该有全人类的眼光。这很重要。
社会上似乎有一种偏见，好像史学所研究的都是些故纸堆里的陈年旧事，与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优秀的历史学家不仅可以假史论今，关注现实，而且还善于把握过去，洞见未来。我可并不是说历史学家有多么高明。历史学家虽然不是凶吉的预言家，但是历史上痛苦的经验教训太多，这就包括一种长期以来积累的、历史自身所蕴藏的智慧，这种智慧在任何时候观察事物都是有用的。我经常讲历史学家不是喜鹊而是乌鸦。乌鸦可能叫得不好听，但它确实是益鸟，现在虽然给它平反了，但习惯上人们仍然不大喜欢它。乌鸦就像鲁迅作品中所讲的那种人，人家生孩子他跑去恭喜，恭喜完了还要说人家的孩子将来是要死的。客人这样讲，主人当然就不高兴。反正这种事情很多，但我坚信史学的独特价值。历史学家不仅是跟古人对话，也跟今人对话，还要跟未来对话。史学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治史者就是这桥梁的建设者。
在人类文明业已病深、道德伦理严重缺失的今天，的确有不少我们的史学同行自视为弱势群体。客观上讲可能是这样的，但我们却千万不能由此存在弱势的心态，或用弱势的姿态去乞求别人重视。所以，我提出史学应该自省，应该自强；主张用一种强势的心态去体现自己的价值，体现自己的力量，体现自己的功用。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史学不应该在乎别人的重视或者轻视甚至蔑视。治史者，包括现在学历史的青年人，应该了解史学固有的价值。我这几年总在强调“参与的史学和史学的参与”，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体现史学的价值。我认为历史学家不仅要研究历史，还要创造历史，还要干预历史，还要跟其他有识之士一起促进历史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只有做到这样，才是真正的史学家！我们之所以还要继续活下去，也就是要证明史学是有用的。当然，历史学家毕竟不是算命的，既不是星相学家，也不是预言学家。我们只能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之中找出某些层次稍微高一点的、带一点智慧性的东西。如果说我们史学界现在出现了某种自我迷失，那恐怕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许多人把史学最独特的价值与最固有的品格忘记了。
问：谈到史学的固有品格，古往今来，不乏名流贤达论及。唐代刘知几曾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清人章学诚进而阐明：“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我们注意到，您在自己的著述中多次就刘、章二人的上述宏论引而生发。请您谈谈史学的品格问题。
答：毋庸置疑，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历史极为悠久的史学当然也不例外。史学的可贵品格首先是诚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求实存真；一旦离开实与真，史学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了。求实存真是治史的基本准则，同时又是史家的最高追求，当然做起来亦颇有难度，因为史学不能讲空话，它必须以大量的实证工作为支撑。诚实作为史学的首要品格，乃该学科本质所定，亦为古今中外一切真诚史家之共识。与其他任何科学一样，史学也是考证严谨、推演缜密的扎实学问，容不得半点虚假，更不可投机取巧。
任何史学研究如果想具有原创性，就必须首先尽最大可能搜寻相关的原始资料，有学者甚至不无夸张地称之为“竭泽而渔”。史料的重要不仅在于量，而且更在于质，即其可靠性（真实性）。这就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即所谓考订精详地筛选辨析。史学研究的原创性首先表现为要认真觅览原始材料，仅靠或主要靠别人利用过的“二手货”，是难以获致真正有价值之学术成果的。而且，史料的考订与排比毕竟只是史学研究的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还在于通过对史事的审视、思考、探索，以最终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史识，即所谓“成一家之言”。史学之难不仅在于要掌握大量确切可信的史料，而且更在于把握史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史事进行认知与解析。史学研究有其内在的规律和独特的路径，不管理论和方法如何演进，与其他学科如何渗透整合，实证始终是最主要的基础与支撑。如果没有扎扎实实的实证功夫，任何宏伟的“学术巨构”都会成为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或许可以哗众取宠于一时，但却很难立于长久之不败。
治史诚然艰苦，但苦中又往往其乐无穷；治史者经过锲而不舍的穷究而终至豁然贯通，可谓最大的愉悦。所以，伟大的史学家应该达到王国维所倡导的三种境界：一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章学诚之所以突出史德的重要，乃不满于当时滋生的腐败学风。学风总是与世风联系在一起的，过去是这样，今天依然如此。政治压力与金钱诱惑往往会破坏学术的健康发展。君主专制的暴虐必然造成史学的忌讳乃至作伪，而商品大潮的冲击则会诱发学风的浮躁、粗制滥造乃至不惜剽窃以欺世盗名。然而我却认为，学风应为社会良心之最后寄托。如果世风坏而学风未坏，这个社会还有希望；但如果学风随世风而俱坏，这个社会就无可救药了，此之谓哀莫大于心死。现今学风败坏尽管有多种因素促成（包括某些错误的政策导向、急功近利的学术评估机制），但一切真正的学者应该立场鲜明，坚守规范，道德自律，以大无畏的气慨推动良好学风的重建。
问：针对现实社会中史学和一些历史学者在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迷失，您曾经提出自己的“史魂”观，发出“史魂归来”的强烈呼吁，强调史学只有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只有保持自己独立的学者人格，史学才能求实存真，彰显自身的学术魅力。能再阐述一下您的史魂观吗？
答：我所说的“史魂”亦即章学诚所倡导的史德。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师爷司马迁即已给史学很高的定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治史者只有穷“究”，只有会“通”，才能达至所“成”；也只有抱持一家之独立品格，才能究有所明，通有所识，铸造“史魂”。楚图南为戴震纪念馆所题词云：“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我许多年来常以此语自勉并勉励自己的学生。我认为不仅史学应该保持独立的科学品格，而且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
优秀的史学不仅是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流传于千秋万载。真正的史学家与真正的科学家、艺术家一样，都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其终极目的都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惟有如此独立与真诚，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作违心之言。也只有这样的独立人格，才能获致章学诚所言的“秽史自秽，谤书自谤”的觉悟。当然，对真、善、美的追求，不仅需要毅力，需要胆识，更需要大无畏的气概。孟子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士大夫的优良传统，也是真正的学者区别于政客、市侩的根本特征。真实是史学的生命，求实存真是历史学家责无旁贷的天职，因此也就更加需要孟子所提倡的大丈夫刚直的浩然之气。
问：您曾先后被美国奥古斯坦那大学、日本创价大学及关西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可谓名副其实的国际知名学者。而现在有一种说法，中国史学除了正在自我迷失之外，在国际上又往往表现为主体的“缺席”乃至批评的“失语”，已处于被国际史学界边缘化的困境。请问您怎样看待这种说法？
答：这是个老问题了。其实事实早已存在，只是近些年来有更多的中国学者较多关注和反思问题的严重性罢了。梁启超曾说，学术乃天下公器。由此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真正的史学，其价值必然超越国界而为世界所认同。所以，为了史学的国际化，把外国优秀史学介绍进来，把本国优秀史学推向世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的史学若要走向世界，融入国际，我想首先在于研究视域的国际化。我曾在《走出中国近代史——〈近代史学刊〉发刊词》中说过，现今世界正在全球化，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属于世界史的一部分，任何一部世界史又都包含着各个国家的历史。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仅要走出近代史，而且要走出中国史；不仅要走出中国史，而且要走出亚洲史；不仅要走出亚洲史，还要把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历史作为研究的视域与范畴。其次是研究手段的国际化。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出现了许多新的史学理论与治史方法，而我们却在很长一段时期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与国际史学脱节，还抱持着一些老祖宗们几千年流传给我们的“家法”，所以自然也就被人家“边缘化”了。钱穆、余英时乃至黄仁宇、唐德刚这样的华人学者，还有以中国史为研究对象的费正清、李约瑟、史景迁、钟鸣旦等西方学人，之所以能够得到国际史学界的认可，与其研究手段的国际化是不无关系的。当然，我既不主张史学研究的全盘西化，亦非反对恪守传统，总之要取长补短，抑短扬长。再次是研究团队的国际化。如前所述，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总是与其他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样，在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上，就一定要听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立场、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的声音，也只有这样才符合史学求实存真的品格。我们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这方面可能是走在国内前列的，如早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我们就注重了中美日学者的合作与交流；后来的中国教会大学史以及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我们则携手两岸三地乃至欧美学者广泛参与。以前我曾经说过，我一生在学术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中国；二是让国际上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走进中国，又让中国的研究走向世界。最近，我们发起的一个近代东北亚基督教运动比较研究，又由中日韩学者联袂担纲，也是研究团队国际化理念的又一实践。
现在有些人在某个专业、某个领域做出点成绩，就自以为是，沾沾自喜。殊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且国际史学是多么的精彩与壮观。史学研究如果还处于坐井观天之境，那是十分可悲的事。如今世界有关组织已经在着手给世界公民编写课本，我也有幸参与其事。他们认为我算得上一个世界公民。当今许多东西都已经全球化，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也在渐渐淡化，我们只有承认社会的多元化，承认世界的自由选择与竞争，历史才会向好的方面推进。我内心抱着一个宏愿，那就是努力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用全人类和大史学的观念与方法来研究历史，不断以此自勉并寄希望于年轻一代。
历史不仅是某一个民族独有的精神积淀，而且是全人类共享的文化资源，其内核乃是天地之间、人际之间、国际之间的发展演变过程。如今国际上的史学研究已从过去的以人为本，拓展到对环境、太空等跨越时空的历史的整体观照。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应该肩负历史的重任与时代的使命，应该心系国家、社会乃至人类的前途。
问：有人曾说，史学不应当是政治的奴婢。但是在我们看来，任何时代、任何学科的学术研究与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外在的、非学术因素的影响乃至制约。特别是在中国，政治因素往往被有的学者视为史学研究的束缚。以您数十载的治史经历，能否对年轻一代的史学爱好者谈谈如何面对意识形态及其影响？
答：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史学不应当是政治的奴婢。”这句话最早是胡乔木在一个重要的场合宣布的。过去大家对胡乔木有些看法，他有自己软弱的一面，也有某些失误的地方，但我认为他还是一个很优秀的人。现在有很多回忆谈及这一话题。在今天看来，他并不是没有学术良知，也不是没有清醒的头脑，只是他当时的身份、地位不允许他讲更多的话。“文革”以后，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他代表中央的致辞里讲了上述这句话。这句话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看，我是常常称许的。在“文革”刚刚结束乍暖还寒之际，思想领域还没有完全解放的时候，以他的身份讲这句话是非常了不起的。
史学不应当是政治的奴婢。史学跟政治是不能分离的，史学是生活在政治之中的，政治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史学本身不能泛政治化。史学、历史学家应该是超越于政治的，超越于民族的，超越于国界的。我不是主张没有国家观念，不是主张没有爱国情操，但是史学在研究的过程中应该是超越一切的，应该是保持价值中立的。史学研究应该是真正的客观研究，研究的结果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判断，也不能只是由研究者自己做出判断，而是应该允许别人做出判断，更理想的是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这样的研究才是好的研究，这样的著作才是好的著作。
法国年鉴学派的好多理论与我好像是想到一起去了，就是史学家不能以法官自命。你说这个对那个不对，特别是“三七分”、“六四开”之类的，那都是笑话。哪有这么简单？好的东西里面也有坏的东西，坏的东西里面也肯定有好的东西。很早以前的古人，如王船山，就提出过这样的看法。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简单的划分呢？有些历史的是非功过，并非短时间内所能判断的，往往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数百年，才能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古人常说的“盖棺论定”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即使盖棺也难以论定的历史人物岂不是也大有人在!林则徐一百几十年前发出的“青史凭谁定是非”的喟叹，至今仍然感人至深，特别容易引起历史学家的共鸣。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历史学家不要屈从于非学术力量的干扰，既包括政治的，又包括金钱的。只有这样，才算是好的历史学者。
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历史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的确比较复杂，特别是与那些有权势的政治家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微妙。本来，学者在其学术领域应有自主权利，他们不希望有过多的政治干预与指令约束，并以“苟从与附合”为耻。但即使是“自由的判断”，史学家也比其他一些学科的专家麻烦更多，因为他们不仅需要掌握大量史料，而且还需要有较大的时间跨度以供宏观审视。所谓史学为政治服务，就是意在把史学变成宣传，变成为某一时期政治中心任务的舆论造势，或者是为某一政策的出台作“学术”注解。这种对科学尊严的肆意践踏，其痛苦更有甚于自己在人格上所蒙受的羞辱。对此处境，我只想唤起政治家们的注意，史学是一门具有独立品格的科学，决不是可以任人随意摆布的什么工具。
似乎是刘少奇讲过这么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深深相信，如果出现对历史有不正当的政治干预，那肯定是暂时的，历史毕竟是由人民来创造的，也是由人民来书写的。所以，只有代表人民的历史学家才对历史有一个公正的结论。我也坚信历史总会有一个公正的结论。
问：现在的学术界，不管什么学科，动不动则以“现代化”、“全球化”等时髦名词来解读。我们注意到，以罗荣渠教授为首的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做了许多理论上的创新，以您为首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做了一些实证性的探索。请问您如何看待目前史学界现代化研究中理论与具体问题的关系？
答：我认为现代化理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不要把现代化乃至现代性作为惟一的研究路径，因为西方的后现代化问题提出以后，人们对现代化已经有很多新的看法。后现代化不是建设性的，它的贡献主要是破坏性的、批判性的，为此我们对现代化问题有很多新的反思。当然，现在西方对现代化批判得非常厉害，有人甚至认为现代化已变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实，全球化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所以，研究历史的人不要仅仅局限于对古代史、近代史或当代史的研究，不要仅仅局限于对中国的研究，也不要仅仅局限于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我主张对现代化的研究，特别是对一些细枝末节而又极为重要的问题的研究，应该有一个全球的观点。
的确，整个世界的历史变化很快，全球化的进程也很快。全球化是祸是福，现代化是福是祸，后现代化又应该是怎样，这是新的理论问题。这些新的理论问题不仅是西方学者要研究的，也是我们做中国史研究的，甚至是做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人也未尝不可以研究的。当然，我们既不能把什么东西都用现代化的理念来解读，也不能因现代化理论造成一些误读而因噎废食，对之全盘否定。因为史学的固有品格就是求实存真，实事求是。
罗荣渠先生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们并没有相互的约定，只是不约而同地做了有关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北京大学的现代化研究一直坚持下来了，他们是以世界史作为研究背景的，宏观研究做得很好，而且是对各个地区现代化的不同模式或者道路作一种诠释式的研究。应该说，他们在现代化研究方面是一个很好的学术群体。他们也曾经积极与我们联络，以求学术研究上的互补与共进，但很可惜的是我们的研究后来中断了。我们本来想从一个不同的路径来深入研究现代化，就是以中国史为一个基点，特别是以中国近代史为重心，再跟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做一些比较研究，但是后来由于一些非学术的人为因素而中断了。原因之一是出版单位内部有人事纷争，许多书稿都退回来了，导致我们的研究无疾而终。
问：您一向主张史学研究的总体性把握，并进而阐发了“贵在通识”、“追求圆融”的史学境界。可是，如今的青年一代学者所受的教育大多过于专业化、专门化，而且现在的史学发展有一种趋向，似乎研究的问题越小、越细，就越显示研究者的水准。请您就这“专”与“通”之间的矛盾谈谈您的看法。
答：其实你所说的“专”与“通”并不是史学研究中不可调和、无法解决的矛盾。你想想看，有哪位史学大师不是某个方面的专家？又有哪位史学专家不是博学之士？我所主张的“通”，既有纵向的、又有横向的；若能上下左右、东西南北皆通，当然更是求之不得。不过这种人极少。
人类的历史蕴藏着丰富多彩的文化与记忆，这些文化与记忆相互影响与运动，便构成了异彩纷呈而又深广复杂的历史图景。所以，要还原历史的本质，要探究历史的奥秘，就必须对逝去的历史有一个整体的理解与把握，这就是历史研究中的“通识”。于是，我们在从事史学研究时，就应将人类历史视为一个整体，用全人类和大史观的理念与方法予以研究。史学实践一再证明，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相关史料必须前后左右互为参证，才能彼此贯通，形成线索条理，进而透视表象，凸现本真。
司马迁早有千古名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曰：“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此足见通识思想形成之早，意义之深。对史家之通识要求，梁启超、章太炎、钱基博、陈寅恪等诸大师，亦莫不注重。我所接触过的一些老辈学者，经常强调纵通、横通、中外古今通、东西南北通，即是通识的灵活显现。另外，近些年国内外史学新锐所运用的系列研究法或系统学方法，亦为通识的现代表述形式。据我切身体会，专则易人，通始能出。若无深入的专题研究作为支撑，所谓通识则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史学研究如无通识，亦易流于支离破碎，神韵阙如。
194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由于受苏联影响，专业分工过细，课程设置单调，历史学科的授课内容与教学方法呆板划一，所以很难形成严格意义上的通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学界开始注重历史学科内部之中外古今相通，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之相互渗透，但又因为受功利主义及其他复杂社会因素的干扰，通识意识又趋淡薄。只有少数深刻领悟史学固有品格、严守力行历史学家神圣使命的学者，才能达致通识之境。
谈及史学的境界，古人称良史必兼有才、学、识三要素，境界应属于史识范畴。时下讨论史学革新，多着眼于理论、方法，而常忽略境界的提升。“境界”一词源于佛教用语“觉通如来，尽佛境界”，属于传统美学理念。而据我多年治史粗浅体会，就学术而言，境界不仅是营造的结果，而且是运思的过程与状态。治学虽然是脑力劳动，但也需要如运动员一样，在刻苦而又合理的训练基础上追求最佳竞技状态。此状态为何？陈寅恪早已点明：“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此语非深得史学神髓且具有深厚学养者不能发。王国维亦有精辟见解：“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说的也是一种佳妙境界的追求。这都是我们至今仍然可以体味与借鉴的。
我在治史的过程中，不断以融通自励，乃缘起于佛家之“圆融”。我之所以反复强调对学术境界的追求，并非唱高调或故弄玄虚，而是有感于现今治学者功利主义太重，或过于急切迎合社会时尚，著述遂往往异化成为晋升手段或沽名钓利之工具。应知历史不仅是人类集体记忆之载体，而且是人类集体智慧之宝藏。我们需要着重发掘者不仅是历史真实，而且是蕴藏于史事之深处的智慧。总之，惟有智慧者始能发现大智慧，惟大智慧之发现始能出良史，出大家。
问：2006年9月，您应邀前往西北诸高校讲学，多次提到“走近历史的原生态”这一命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共鸣。请问您这一命题的主要学术内涵是什么？
答：走近历史的原生态，是我2005年10月在“‘近代中国社会群体与经济组织暨纪念苏州商会成立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中提出来的。近年来，艺术工作者提倡艺术的原生态。他们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发掘、整理民族歌舞，为艺术的发展和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从中产生一些联想，将流行的“原生态”一词借用到历史研究中来，主要是强调历史资料的原始性、完整性对历史研究的重要。“原生态”的提法切中时下史学界某些论著不重视发掘史料、不重视运用原始资料的浮躁之风。
走近历史的原生态，首先表现为重视史料，充分利用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我一向主张对重要的史料必须读原文、读原本，尤其要考虑文本的完整性。任何史料的选集、汇编都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其原生态。只有充分运用原生态的史料，史学著作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保持它的生命力。仅仅依靠或主要依赖他人利用过的“二手货”，是难以获致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的。其次体现在重视解释，追寻研究对象的原生态。任何史学研究都涉及到对历史对象的解释、判断与评价问题，研究者的最理想境界是尽量减少个人的主观因素，保持价值中立。历史研究的最终诉求是求真求实，而历史的真实就是历史对象的原生态。我常想，历史究竟应该研究什么？简而言之，就是要探索历史的原生态。
问：2004年11月，您在暨南大学“星期一史学沙龙”上作过一次精彩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的点评人马明达教授非常钦佩地说：“在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史学家中，章太炎先生与章开沅先生这两位大家在很多地方都有共通之处。他们不仅自己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培养出了大批享誉海内外的优秀弟子，形成独特的学术门派。”您桃李满天下，对今天的许多年轻人而言，提到桑兵、马敏、朱英、虞和平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请谈谈您是如何培养学生的。
答：马明达教授当时说这番话的时候，可讲得我有点坐不住了啊!他竟然拿我与章太炎相比，岂敢岂敢!不是崇拜古人，章太炎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学问家，可我是学无所成啊!我的学生中的确有些人在不同领域做出了成绩，也有人觉得好像是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怎么说呢？有人说名师出高徒，我可不能算得上名师。我现在有只眼睛近乎失明。学历史的人很多都是如此，从左丘明失明算起，史家患眼疾者甚众，包括现代的陈寅恪、白寿彝、唐长孺等，都是这样。这个话题不能讲多了，讲多了可能就有人不愿意学历史了。实际上，我现在生活得很幸福，没有受到眼疾的困扰。
谈到学生们的成绩，主要是靠他们自己争气吧!如果说我起到了点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给他们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比较享有更多自由思考空间的环境。同时，我也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到外边更大的讲坛上，包括国外的学术讲坛上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是自我表功，我本人不是一个很好的学问家，但是我愿利用自己的经验和积累的知识帮助年轻学生更好地成长。同时，我主张任何学术研究都需要多视域、多维度、多元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学术的健康发展。所以，我的学生来源也比较广泛，既有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又有来自不同人生阅历的，还有来自不同工作领域与岗位的。而且，我非常尊重学生个人的人生价值追求与个人职业选择，不是要求他们个个毕业后都从事史学研究。这样一来，又有人将我培养学生的方法归言为“有教无类”。这我哪敢当!
我有一个原则，就是只讲自己能够做到的话，不讲自己做不到的话。我曾有一句话就是专给学生讲的：科学无禁区，如果你选的课题有争议，但又确实有价值，政治责任由我承担，学术水平归你负责。其实我至今仍需要顶住来自很多方面的压力，包括中国基督宗教史的研究都很有压力。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像鲁迅讲的那样，年长者肩负起黑暗的闸门，让年轻人走向光明的未来。
另外，我们培养学生，比较重视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讨论，提倡多开设讨论课。如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又发展成研究生论坛。这个论坛一直坚持下来了，不仅是本校的论坛，还发展成海峡两岸的、两岸三地的论坛，很多人参加。这种论坛是很好的。实际上在我读大学本科时也有类似的论坛，但那时叫读书会，是学生自己组织的，不一定有老师指导。所以，过去很多有效的做法，我们现在都在继续发扬，并且有更大的空间来发展。
再有一点就是，我与学生保持很好的联系。或许可以称之为追踪关怀。我们是一个凝聚力很强的群体，是师生之间既相互平等又相互关爱的队伍，而且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一种家庭式的温暖。
我也知道，有些人认为我对学生、对学术研究的要求很严厉，怕我讲的一些大实话妨碍一些人的学术乃至事业上的前程，所以对我敬而远之。实际上，我这个人也很有人情味，大家不要怕我。
（作者为暨南大学教授，本文原载《史学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