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化自觉与中国道路

　　陈才俊：毋庸置疑，中国现在正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世界在接受中国丰富的经济和科技成果的同时，亦已开启对中华文化和价值的认知。中国向世界贡献经济和物质，世界也必然会向中国索求文化与价值。而中国对世界的回应，势必触及中华文化的精神底色与价值偏好。所以说，中华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不仅关涉到民族文化的重振与再构，而且影响到世界文化的发展和方向。

　　章开沅：早在20世纪初期，当中国的政治与社会面临重大转折之际，就有许多谙熟中西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华文化向何处去、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文化道路等问题。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有识之士一直在不懈开掘、阐释、播扬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寻觅、探求、设计中华文化的发展路径。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钱穆、傅斯年、费孝通、余英时、杜维明，等等，一代又一代时代精英，曾从不同的思想视角出发，探寻弘扬光大中华文化的门径和中华文化贡献世界的可能。尤其是费孝通，他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自觉”等理念，引发知识界的普遍关注和社会的广泛认同。

　　陈才俊：1990年，费孝通在其80寿辰聚会上，针对世纪之末全球性文明冲突的日益加剧而发表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主张用“和而不同”来概括中华文化传统中人文价值的基本态度，也用“和而不同”来展望21世纪的人文世界可能出现的面貌。他认为，“21世纪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各种不同文化的人，也就是怀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怎样能在这个经济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和平共处。人类在21世纪怎样才能和平地一起住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 “中国人从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深切地体会到，文化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交融的。推而广之，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也应该相互尊重、相互沟通，这对各个不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有利的。” 此可谓对“君子和而不同”思想的极好现代阐释。

　　章开沅：“和而不同”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哲学智慧。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多民族文化长期交融汇合，尽管出现过大大小小的摩擦、碰撞乃至冲突，但总体方向是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甚至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和而不同”也是世界的本来面貌和应有状态。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处理不同学术思想流派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且可以是全球化时代促进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化解文明冲突的重要指导原则。

　　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发展的诸多方面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在文化的认同上尚缺乏共同认可的价值标准。费孝通的十六字箴言乃是用中国古代智慧尝试化解当今世界文明冲突的现代构想。费孝通的理想是，从肯定自己民族文化开始的“各美其美”，发展到肯定和认同其他民族文化的“美人之美”，再上升到不同文化之间取得文化价值标准共识的“美美与共”，进而走向“天下大同”，实现人类社会的美好愿望。

　　陈才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都有自认为美好的东西。“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这也是处于分散、孤立状态中的人群所必然具备的文化心态。不同民族之间频繁往来之后，人们开始对其他民族美的东西给予真正的理解和尊重。这是高一层次的境界，即“美人之美”。不同人群不仅能理解和尊重不同价值标准的存在，还能赞赏不同的价值标准，由理解和尊重上升到认同，且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由“多元”走向“一体”，即达至“美美与共”。这又是比“美人之美”更高的境界。这一境界再次升华，便能制定大家共同遵守的价值标准。如果把具有普世性的价值标准融成“一体”，则可实现人们理想中的“天下大同”。简而言之，全世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及个体，既能够保持、表达各自文化的个性或独特性，也能够尊重、欣赏异质文化的优点和特色，同时在认同、遵循普世价值的过程中“美美与共”，乃是通往“天下大同”的基本路径。

　　章开沅：21世纪以来，“文化排斥”、“文化霸权”乃至“文化征服”趋势日益显现，愈演愈烈。文明冲突已成为全球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历史证明，人位于文化的中心，人是文化存在的根本；文化植根于人的内心。所以，不能用征服或者消灭来解决文明冲突；征服或者消灭不但只能是暂时的，反而会制造新的仇恨，形成“冤冤相报”的恶果。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华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和谐平衡。“以和为贵”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对“和”这一理念的具体阐发。而且，“和而不同”的重点是“和”。所以，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拯救”，更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征服或者覆盖，而是保护文化生态的自然发展，实现人类文化的多元共存。确立人类文化多元共存的理念，促进“天下大同”的终极理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一直强调的“和而不同”思想所主张的倾向。“和而不同”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的相同一致。

　　陈才俊：1997年，费孝通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将“文化自觉”作为一种理论正式提出，更加丰富和完善了其“和而不同”思想体系。按照费孝通的理解，“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可以说，“文化自觉”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类美好的社会——“天下大同”；“和而不同”则是“文化自觉”理论的要旨和精义所在。

　　章开沅：“文化自觉”是费孝通积自己广博学识与人生阅历，且经过长期思考、深思熟虑而后提出的。虽然很早就有学者使用过“文化自觉”一词，但对该理念予以全面阐述，费孝通还是第一人。“文化自觉”回答了全球化时代应该怎样发展民族文化，怎样处理中华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民族的文化历史，尊重、欣赏并吸收异质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与异质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就是最好的“文化自觉”。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包容、开放心态。不同的族群、民族或国家都应该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要在对自己文化有充分“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予以传承和创新。同时，世界是多彩的，文化是多元的，任何一种文化都要尊重、理解乃至欣赏、吸收异质文化。只有这样，人类相互之间才能和平共处，才能从“多元”走向“一体”，最终达致“天下大同”的理想状态。“天下大同”既是对人类美好愿望的憧憬反映，也是“文化自觉”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天下大同”尚未实现的景况下，“和而不同”是基本的相处之道，而且也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和理想。在对“和而不同”的追求中，“天下大同”终将实现。可以说，迄今为止，“和而不同”仍不失为较好的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公共准则。

　　陈才俊：“文化自觉”的实现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要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兼容并蓄，日臻完善。各种文化都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中形成一个具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产生一套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抒所长、携手并进的共同准则。

　　全球化的现实，需要有一些共同遵守的行为秩序和文化准则。只有同情和理解多种文化，才有可能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反观自我，确立自己的位置，并在此语境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具体到中华文化，就需要知道中华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存在的意义，了解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处于何种地位，中华文化能为世界的未来发展作出什么样的贡献。

　　章开沅：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阐析其内涵，把握其价值。对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既不能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一概加以否定，亦不可效历史复古主义手法，认为一切都是“古”好，推行“中体西用”、“文化保守主义”。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要全面认识自己，必须离开封闭的自我，从外在的不同角度来审视、反观自身。

　　人类需要的不是一个单极统治的“帝国世界”，而是一个多极均势的“社会世界”，一个文明开化、多元发展的“世界联盟”。今天，所有民族或国家均生活、活动于全球化进程大潮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化自觉”当然需要一种面向全球的开阔境界。

　　陈才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和复兴，都离不开民族的“文化自觉”；而民族的“文化自觉”则离不开文化传承，没有文化的传承就谈不上文化的自觉。离开对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文化建设和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文化的传承也离不开文化的自觉，没有文化的自觉，就无法实现有意识、有目的的文化传承。中华文化传统就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在中华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特色和稳定结构的、世代传承并影响整个民族社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就是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

　　章开沅：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先进的理念，值得我们进行认识、思考、发掘和凝炼，进而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比如，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思想，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解决公私关系的“天下为公”思想，处理义利关系的“重义轻利”思想；解决异质文化相处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思想，处理对立冲突的“以德服人”、“以理服人”思想；解决民族关系的“多元一体”、“天下一家”思想，处理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思想，等等。再如，中国人相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推崇“设身处地，推己及人”，主张“冤家宜解不宜结”，等等。这些都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宝库中独有的思想精华，都可以对解决当代世界面临的生态失衡、民族冲突、强权政治、霸权主义、道德沦丧、重利轻义、贫富分化、人情冷漠等等问题，发挥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当然，中华传统文化中也有糟粕，而且仍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作用与影响，需要我们予以清除。

　　陈才俊：“文化自觉”首先是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也就是充分认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这是一种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但是，一种文化仅有根和种子远远不够，还需要培育、护养和创新。传统失去创造，就会消失灭亡；只有不断创造，才能生机勃勃。另外，仅仅了解自己文化的基因也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将传统与现代创造相结合，从传统与创造的结合中去把握未来。换言之，要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及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示新的起点。因此，“文化自觉”不仅是理解与把握自己文化的根和种子，更重要的是要按现代的认知和需要来诠释自己的历史文化。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向现代文化和异质文化学习。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最大限度地激发全民族文化的创造活力，就是提升全民族的“文化自觉”。

　　章开沅：无论是文化传承还是“文化自觉”，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文化强国。对于今日中国而言，“文化自觉”首先要做的是摒弃对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的盲目崇尚和过度自信，比如“国粹”，而是应该从世界文化发展的宏观视野来审视中华文化丰富的资源与广博内涵，并在与异质文化的对话中重新认识自己，找到自我；尤其是要探寻中华文化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存在的意义，中华文化在全球文明冲突中对世界的未来发展可能作出的贡献。中华文化只有充分把握自己的特点，加以现代思想的创造性诠释，并增强对异质文化的理解和宽容，才能开展对话沟通，促成多元文化的共同一体。

　　当今的中华文化，早已不是某一地域、某一民族、某一宗教的文化所能涵盖。它是由大千世界广阔地域的文化、众多族群的文化、本地和外来各种宗教的文化、各种学派的文化，乃至近五百年来陆续传入的西学所共同熔铸而成。中华文化只有自觉清除与文化转型不相适应的消极成分，诚恳地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文化，才能在文化转型中作出更好的选择，保持自主地位，寻找到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道路”。

　　陈才俊：中国推翻封建帝制、结束专制统治已经一百多年了。在纪念辛亥革命诞生一百周年时，您曾提出要看“三个一百年”：即一百年历史背景，一百年历史本身，一百年展望。请问中国如何把握未来一百年的发展及中华文化的再造？

　　章开沅：至于中国未来的一百年，我们需要扩大视野，把中国置于全球化及至整个人类文明走向的大背景中来考察。中国要更勇于面对当今及今后本国乃至整个人类面临的新问题，特别是在多极化国际新格局中的和平发展与大国责任问题。环保问题、能源问题，等等，都涉及到人类文明的生死存亡——是自我毁灭，还是自我救赎。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都是世界的问题，而面临每个世界重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因此，就更需要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话、交流与沟通，以全球大局为重，从共同利害抉择中求同存异，也就是我经常所说的寻求易于导致趋同共识的最大公约数。这既是一种智慧，更体现为一种平等而宽容的精神。

　　今后的世界，必然是文化多元的世界。世界全球化决非意味着人类文化归于一统，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或国家必将各自带着具有个性魅力的文化，参与更为密切而又迅速的相互交流。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相互融合也是必然的，然而融合应该是平等的和互利的，不同于新老殖民主义的征服与强加。因此，在全球化大潮汹涌而来之际，我们对于各种各样文化尤其应该持有更多的理解与尊重。

　　作者简介：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陈才俊，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