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历史学家章开沅请辞“资深教授”，引发学界乃至社会的持续关注。3月27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专访章开沅教授，追溯这位有着60余年高教生涯的老校长的大学之思。
已进入耄耋之年的章开沅依然难以摆脱各种“第一”的名头。
几年前，面对众多报道中“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的称誉，他专门投书媒体，请求为自己摘帽，“深恶以大言欺世。但世风日趋浮躁，动辄以‘第一’相夸”。
这一次，他请辞“资深教授”获得学校同意，又被戴上中国社科界辞去院士待遇第一人的“桂冠”。
3月27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专访章开沅教授，追溯这位有着60余年高教生涯的老校长的大学之思。
章开沅先生接受采访。本报记者雷宇摄
改革再出发之年，章开沅主动提出“自我革命”，面对今天浮躁的学风，他直言，“没有深刻的反思就不会有真正的改革”。
“我做不到一个正教授应该做到的工作量了”
2013年年末，一份特殊的退休报告摆在了华中师大党委书记马敏的案头。
报告人是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88岁的他是该校最受尊崇的两位“资深教授”之一，作为社科界的“院士席”，这也是一个高校里永不退休的岗位。
在这份落款时间为11月25日的报告中，章开沅自称“病情频仍，早有退休之想”。
他同时申明观点：“年迈退休，应属当然，荣誉可能终生，工作自有了时。现今学校、学科形势大好，后继有人，英才辈出，实乃敝人急流勇退，圆满谢幕之良机，庶免挂名装点尸位素餐之过失。”
章开沅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早在2011年前他就提出了退休想法。他说自己身体已大不如前，很多工作有些力不从心。“做不到一个正教授应该做到的工作量了，首先是不能讲课了，不能也不想几年出多少著作、发什么等级的论文了”。
他介绍，“资深教授”的待遇，是自己工资的两倍还不止。事实上，他每个月的工资都花不完，还有编写《大清史》等著作的稿费。享受这样的待遇，让他内心不安，“这不合理，压力很大，拿得不好意思”。
当时，正赶上全国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作为国内辛亥革命研究的开拓者和学术权威，章开沅想退也退不了。
奔赴全国各地开会研讨，章开沅病了两场，他的太太也跟着累病了。
本以为这下可以退了，但没想到华中师大又要举行110周年校庆，如果这时退下来，怕引起各方不必要的猜测，章开沅只好暂时作罢。
去年10月，华中师大110周年校庆结束后，章开沅以书面形式正式向学校提出辞职。
当地媒体称，收到章开沅报告的第二天，马敏到办公室看望他，有着师生之情的两个人促膝长谈，马敏也真正了解了老师的良苦用心。
随后，马敏把章开沅的想法传递给了学校党委会。经过校长办公会认真讨论，学校同意章开沅荣退。
今年全国两会后，马敏与校长杨宗凯等人一同来到章开沅办公室，把学校的决定告诉他。听到请辞的要求终获同意，章开沅笑逐颜开，“又办成了一件事，从心理上解除了我的压力”。
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最简单的就是从我自己做起”
为何请辞？
章开沅说，他曾多次呼吁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但一直以来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都在观望，还没有进入状态”。
一个更大的背景则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改革院士遴选与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新一轮改革的呼声，我怎么响应呢？最简单的就是从我自己做起。”在章开沅看来，国家制订学术头衔终身制，本意是想让学者无后顾之忧地进行科研，但现在却本末倒置，追求学术地位的人比钻研学术的人多得多，高校学术发展深受其害。学术头衔终身制把高校变成了一座围城，走进这座围城，就等于拥有高待遇、高津贴。
2013年，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用巨额资金包装自己参选院士一事被曝光，引发了全社会对“至高荣誉”背后附加巨大利益的追问。
章开沅有两位外国朋友都是院士，一位是法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授巴士蒂，另一位是日本学术院院士、京都大学教授岛田虔次。
在评上院士之后，章开沅曾半开玩笑地问巴士蒂：“当上院士有什么好处？”巴士蒂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当然有，有一套院士服。”
而岛田虔次评上院士之后，他的收入没有增加，房子也还是以前的房子。
章开沅在台湾讲学时，结识了著名华人科学家李远哲。李远哲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曾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获得的特殊待遇就是校方在停车场里划出一个车位，标注“李远哲先生的优先车位”。
章开沅呼唤院士、资深教授们形成一种共识：到了年龄干不动了，就主动退位让贤，把更多的机会让给年轻人，让院士退休制度化、常态化。
章开沅说，现今的大学，各种资源都向有官位、有地位者集中，造成诸多学术上的不公平，“不当这个资深教授，更多的是希望对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有点推动作用，否则大学没有希望”。
“行政化背后是官僚化”
“为什么我这个小小的事情，一个老人的正常退休，会引起这么多涟漪？”章开沅的自我剖析一针见血，“跟目前高校改革步履维艰、阻力很大是有关系的”。
在历史学家章开沅的眼中，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几次大折腾。
一是上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现在有几所老校都很难说，一所老校的损失成了一所新校的收获”。
另一个是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拉动GDP为目的仓促上马的高校大扩招。
还有一个就是发生在世纪之交在全国范围內由行政主导的大规模高校合并运动。
“教育是有自身发展规律的，这些做法显然对教育有伤害，有破坏。”章开沅认为，这些问题都是不断累积的结果。
在谈中国教育成就的时候，有关部门会习惯性使用“实现了跨越性发展”这一说法。但在章开沅看来，这种提法值得商榷。“所谓跨越，就是超常规，这就不可能做到科学发展。”
还有，当前高校以规模论英雄的评价机制，也是用GDP思维代替教育规律。“从量上考虑多一些，从数字考虑多一些，教育变成了一个产业，像搞劳动竞赛”。弊端是，忽视了数字背后的内涵；同时，数字本身还可能作假。
教育部一位老部长的理念让章开沅印象深刻：从来不提跨越式发展，让各个学校在自己的层次上，根据自己学校的特色，发挥最大的优势。
“讲得太好了”。章开沅认为，首先要观其位，“一下就躁动起来，都想当暴发户，哪有那么多跨越?”
60余年治史生涯，这位总是着眼一个时期风云变幻做学问的老人更想说，“先慢走，再跑步，然后才有可能是跨越”。
他一一历数近年来目睹的怪现状：有的地方院校一步登天变成一类学校，一个系变成一个学院，一个学院变成一所大学，一所大学大到下面要再设学部。
同样让他费解的，作为院士评选的标准，数论文篇目成了一个标杆，在高校一度出现用300篇论文、500篇论文成就一个院士制造工厂，“一个人真有那么多重要的成果吗？”
对于备受社会关注的高校去行政化，章开沅认为，“问题的核心不是行政体制本身，是背后的官僚化、官本位”。
在章开沅看来，行政是一种科学的管理，行政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现在变成行政就是管理学校一切了，“有的人本事不大，权力不小，一切异化了”。
一位教授就曾在章开沅面前揶揄自己，“系主任变成一个科级干部了”。
这位教授是国家教育部一个直属基地的首席专家、学术带头人，在海外也有着很高学术声誉，但在学校里，甚至不能参加中层干部会。
这种官本位的浸透贻害深远。
章开沅曾经亲历过一个课题项目的变形，“越申报越大，意义也越来越宏大”。
当时章先生建议，能否部分分解一下，有些内容三五年做不出来，能不能十年做好？
“章老，如果这样，还怎么管理呢？”对方的回应让章开沅惊愕，但后来一想似乎也对，“毕竟一个领导在这个位子上也就三五年，到时成绩从哪里出来”。
“没有深刻的反思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章开沅为高校改革开出自己的药方：回归常识，回归大学本位、教育本位，少一点各种各样的评比检查指标体系，少一些用办工厂的办法办大学。
“我懂得世故，但我们总该增加一点内省精神”
量化评审是学风不正的根源之一，我们的教育已经生病了，谁在“折腾”中国的大学……翻检章开沅多年来演讲篇什，诤言不断。
而在更多人的记忆深处，他也曾以学者的姿态掌校为人称道一时。
在接受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一职时，他甚至讨价还价，每周要有两天独立做学术的时间，“虽然最终也无法兑现”。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一次有众多领导参与的会议，某书记未能按时到会，他大为生气，站起来说，“如果再过几分钟不能到会，我就要回学校去工作了”。
年近九旬的老先生如今每天还在手机上获取信息，请辞“资深教授”的消息传出，有人质疑章开沅炒作，但让他高兴的是，“响应和鼓励多一些”。
也有网友评价他，“很可爱的老头儿，但是有点天真”。
章开沅笑言：“我是学历史的，我经过了那么多的事，我懂得世故，懂得理解各方，但我们总该增加一点内省精神，有一点自我批评。”
随着年龄渐老，医生建议他卧床静养，“原来叫高危人群，现在的诊断书又加了两个字，叫‘特别高危人群’。”“我还是过得有滋有味，精神抖擞，现在，我把做点工作、做点学问当成是养生之道。”章开沅说。
这位生性淡泊的老先生至今长期自己去菜市场买菜，一次买上一大包馒头回家吃几天；每天中午，在学生食堂也常常能看到这位老校长的身影。
面对今天学者的经济待遇越来越高，但是社会声誉似乎不断下降的现象，章开沅痛心不已。
在他看来，一大原因就是很多学者自身的道德感在下滑，把对自己的要求降得太低，而金钱的魔力也在作怪。
章开沅说，现在的大学教师不再重视教书育人了，心思都放在了科研项目、专著论文上。但教师没有办法，不这样做职称就上不去，就不能当教授、当博导，“利益化早就让人心理失衡了”。
真正的学者应是怎样的一类人？
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章开沅曾经这样回答：真正的学者要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奉献更重于谋生，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诚，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出违心之言”。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2014年03月31日，本报记者 雷宇、谢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