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大光:大学与建筑

  我没学过建筑,对建筑也从没有过太大的兴趣,甚至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近些年来,虽然走访了国内外许多大学,包括一些世界著名大学,却从来没有想过把大学与建筑联系在一起。2008年5月,我有幸与我校建筑学院的几位教授一同赴英国参加“城市规划国际研讨会”,这是厦门大学和卡迪夫大学为纪念厦门与卡迪夫两个城市结为友好城市25周年而举行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两天会议之后,顺便走访了英国的几个城市和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喜欢欣赏建筑,我愿意了解大学;我陪他们看建筑,他们伴我看大学;我给他们诠释大学之道,他们给我讲解建筑之美;我的镜头对准校园风光,他们的镜头聚焦楼宇亭榭。不停地观看,不断地交流,就在这种有意与无意之间,我突然发现,大学与建筑之间不仅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而且有着共通的话语体系。

  一、扭曲的建筑与大学的扭曲

  此次访英看建筑和走访大学,最令我难忘的建筑是位于曼彻斯特市的帝国战争博物馆北方分馆(The Imperial War Museum North),这是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设计的一个博物馆。设计者是英国的李·伯斯金教授,他以设计战争博物馆在世界闻名,人们把他设计的战争博物馆看成是世界建筑中的另类。50岁之前,李·伯斯金教授在整个设计界默默无闻,直到他设计了德国柏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之后,才一举成名,成为“解构主义”建筑师的代表。李·伯斯金教授认为,当代社会是一个非物质性的时代,应该用建筑反映哲学,用建筑表达情感。因此,他尝试着以扭曲的建筑形式展现战争背后扭曲的人性,试图让人们永远记住战争带来的危害。德国柏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和曼彻斯特市的帝国战争博物馆就是他的建筑哲学产物。

  “战争改变人类”(War Shapes Lives),是这个战争博物馆的宣传词。当你一走近这个战争博物馆,即使你不懂建筑设计,但设计者用建筑所营造的空间气氛,也能够使你在心灵上获得战争的体验。博物馆的外部颜色为黑色,第一眼看上去,在色调上就给人一种凄凉沉重的感觉。博物馆内有一部观光电梯,电梯一启动,就开始颤动起来。开始时,我们还以为是电梯坏了,不由得紧张起来。过了一会儿才恍然大悟.这是设计者的独具匠心!意在让参观者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一走进这个博物馆,就能够体验到战争带来的恐惧。

  每一位走出战争博物馆的参观者,心情都格外沉重,似乎自己的心灵经受了一次战争的洗礼。出来之后,我们环绕着整个博物馆走了一圈,最后默默地站在这个“异类的建筑物”前。仔细地看着这个扭曲的建筑,我开始揣摩设计者所要表达的设计理念以及与大学的联系。大学的使命不也是改变人类的命运吗?难道历史上和今天的大学不存在扭曲的行为吗?建筑师用最直观的方式(色彩、线条和空间结构)向人们展示了战争的残酷以及人性的扭曲,起到了警示后人的作用。但我们能像设计战争博物馆那样,设计一所扭曲的大学来警示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的扭曲吗?

  在今天的中外大学中,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愿意承认自己是扭曲的。可在许多人看来,今天的中外大学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扭曲行为。前哈佛大学校长德雷克·博克面对不断攀升的大学学费,就曾发出了“大学何价”的诘问。而面对美国研究型大学“不出版就死亡”的潜规则,他又发出了“大学教了没”的感伤。在我国,大学的行政化,导致学术权力的不断弱化;教学与科研关系的扭曲,导致教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教师考核的“工分制”和所谓的“绩效制”,导致教学和科研的浮躁;无序的大学排名和竞争,导致大学的相互攀比;雷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趋同的专业与课程设置,导致大学的千校一面;一成不变的教学方式,导致创新和拔尖人才的缺失,等等。这难道不是大学的扭曲吗?

  说今天的大学有些扭曲,似乎是一个有些言重的话题;把这座战争博物馆与大学的扭曲联系起来,也有些牵强。但毫无疑问,今天每一个在大学里工作和学习的人,都会不同程度地觉察到今天的大学缺少了于十么,却很少有人从扭曲的角度去思考大学的行为。对于战争带来的扭曲,建筑设计师已经找到了一种非常形象的表达方式,但对于大学的扭曲行为,我们显然很难用建筑的语言来表达。问题的关键是,大学的扭曲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更复杂、更隐蔽、更久远、更广泛,也更难以纠正。

  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大学危机研究,今天看来,显然与建筑设计师用扭曲的建筑来表达战争的危害有异曲同工之处。直到今天,在西方还时常可以听到高等教育三大危机―财政危机、质量危机和道德危机的预警。可是,在我国,一直鲜见关于大学危机的研究,大学危机这个话题更多的是人们在茶余饭后的一种感叹我们之所以不能正视大学的危机,也许我们在扭曲的大学中沉浸久了,麻木的神经已经感受不到大学扭曲的存在。

  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了我国大学的“繁荣”,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例如质量问题、就业问题、高校贷款问题等。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在“繁荣”的背后隐伏不同程度的扭曲现象,并折射着一定程度的危机。面对今天我们无法回避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是否有必要上升到“危机和扭曲”的程度,也许见仁见智,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大学无论发展到何种水平,作为一个大学人,都应该有一种危机意识,大学应该承担起这样一种责任,那就是减少人性的扭曲,让这个世界不再出现类似于战争博物馆那样撼人心魄的“扭曲建筑”。

  二、建筑的理念与大学的理念

  在建筑师看来,建筑体现着理念,没有理念的建筑是没有灵魂的建筑,它充其量只是个“房子或构筑物”(building or construction),而不是建筑(architecture),更不是艺术(arts)。其实,无论是建筑还是大学,体现的都是一种理念。建筑理念要求任何一个好的建筑都应该是艺术和功能的完美结合,而一个好的大学则是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的完美结合。建筑理念在设计中的价值我无法判断,但在我看来,理念对大学来说,却极为重要。大学没有了理念,也就没有了根基。亨利·纽曼之所以把他的第一本阐述大学的书命名为《大学的理想》(An Ideal of University),其目的就是告诫后人大学理念的重要。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产生并延续千年保持它的基本逻辑,原因之一就是最初形成的大学理念——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支撑着它对高深学问的追求和对真理的向往,使它能够为人类社会提供精神物质的食粮。如果丧失了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理念,大学恐怕也就不再是大学;也正基于此,即使到了21世纪,关于大学理念这个话题,一直有它的生命力。

  当然,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无论是建筑还是大学,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问,都面临着理念的擅变和缺失。此次访英,同行的教授告诉我,建筑过去讲的是“建筑作品”,而今天的许多建筑成了“建筑产品”。这些“建筑产品”不断地被烙上商品的痕迹,并从艺术的范畴转向消费的范畴。今天的大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如今,尽管大学校园里人头攒动,看起来动力十足,可大学精神的贫乏似乎也达到了极点;尽管人们对大学的向往依然趋之若鹜,大学依然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的重心和价值取向却已经发生了改变;尽管大学从市场获得资源的能力已经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可大学对社会文化和人的精神文化的引领却在不断降低。在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大学已经从最初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逐渐地转移到了物质的层面。人们在获得大量“有用知识”的同时,却不知自己在精神层面失去了什么。

  人们曾经要求大学走出“象牙塔”,并为大学走出“象牙塔”欢呼雀跃。如今大学已经走出了“象牙之塔”,但体现大学理念的精神却日趋式微。今天的人们对大学的怀旧情结愈发强烈,其实是对昔日大学理念和精神的一种怀念。当下大学的状况表明,大学正在逐步丧失它应该坚守的理念,大学的内在精神和基因已经在逐渐远离人们心目中的大学理念。如何在传承古典大学理念的基础上,适应当今社会对大学发展的需要,是大学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此次访英,建筑系几位教授考察的重点之一就是旧城的保护和改造。为此,我们特意去了曼彻斯特、利物浦、布里斯托等几个英国的老工业城市。漫步在这些老工业城市的街道,踏着数百年的斑驳之路,时常会看到许多历史久远的建筑物处于修缮之中,但这种修缮多为修旧如旧,以求更好地恢复或者保留它的本来面目,以至于你会在一些新的建筑物中,看到特意保留下来的历史痕迹。虽然我是建筑的门外汉,无法像建筑学院的教授们那样,能够在旧城的改造中发现建筑理念的传承,可我从他们兴奋的脸上和不停地拍摄中,可以看出他们一定是找到了传承建筑理念的真谛;面对西方国家对老工业城市改造和保护所采取的措施,我们今天的大学也同样面临着保护和改造的话题。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如何保护精英教育,就像旧城改造一样,是我们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新中国建设初期,我们对北京老城的改造,在动机上急于求成,改变外在形态的冲动大大超过改变内在实质的需求。北京城变新了,但它却失去了某些传统的风格和一些延续了几百年的建筑文化,历史的厚重与沧桑的神韵已无处可觅。这种失去,已经无法弥补,只能留下物是人非的感叹!这是否可以说是我国当下大学的一个隐喻:大学外在形式的变革远远多于内在的理念和制度的构建!

  就世界范围来说,近代严格意义上的大学产生于西方。虽然西方大学的类型、结构和组织形态已经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支撑西方大学的基本理念和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就像建筑中的框架结构,无论你怎样布置和设计内在的结构,其框架是不能动的。与西方大学相比,中国的近代大学自19世纪末开始兴建,到今天才不过百多年的历史,作为支撑大学立足的“框架结构”——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却一直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我国大学在制度上的脆弱。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就像建筑史中所言及的“文脉”一样,它既是大学的理念,也是大学的制度安排,体现的是大学的“学术框架结构”。

  三、大学的建筑与建筑的大学

  建筑与大学最直接的联系恐怕就是大学中的建筑了。大学的建筑是大学的历史见证、实力见证和办学理念见证。从大学的建筑中,可以看出它的历史与文化,乃至精神和气质。当人们走访一所大学的时候,给人们留下第一印象的,往往就是它的建筑;而对它的评价,也往往基于这第一印象。这恐怕就是大学建筑的魅力和力量。

  建筑物的历史越久远,就越能彰显其历史和文化的价值。建筑喜欢讲风格和特色。中国的建筑最具特色的应该是园林和各具地方特色的民居,如北京四合院、江南私家园林、客家土楼、山西大院、湘西吊脚楼等。这些建筑都体现着浓郁的地域风情,体现着自然、文化、历史、风俗的和谐统一,在建筑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就在于其所形成的空间、环境可以启发人在精神上的思考,即建筑物的气质,体现的是一种“场所精神”。大学的建筑其实更需要这种“场所精神”,大学的校园更应该有这种“场所精神”,它是大学的一种气质。这种“场所精神”和气质使你一走进去,就想读书、思考、联想,就能够激活你的创造力和批判精神。大学的建筑不同于其他的建筑,就在于它是体现大学理念和大学气质的载体,呈现出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正是大学赋予了校园建筑以形而上的“道”,大学的建筑才有了它独有的心灵容量和思想境界。无论是芳草萋萋,还是红砖绿瓦、大树参天,都应该使人的心灵得以净化和升华。唯其如此,大学才能成为培养独立研究精神的家园。

  大学的建筑,强调的是建筑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特有的教育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大学的建筑就是大学的精神体现,是它们让大学的历史活了下来,否则,这些建筑的定语完全可以用“工厂”、“商场”来代替。因此,在人们的心目中,大学的建筑应该具备“大家闺秀”那种优雅端庄的风度和气质,大方得体、收放自如的姿态和风韵,多一点儿恬淡和幽静,少一些嘈杂和喧嚣,而非工厂里的产品式的摆放或货架上商品的排列:每一个到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人,都会对两所大学的建筑风格发出由衷的感叹,并且会在许多国家看到“克隆”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建筑。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早期建的那些学院,偌大的方院、高高的围墙、新绿的草坪,就好像走进了世外桃源。从两校的建筑中,你自然就会对西方为何把早期的大学比喻为“象牙塔”有了切身的理解,使你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什么是实现“闲逸的好奇”的场所。此时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建筑,已经不是一个“建筑物”的概念,而是一种文化和气质。

  再拿厦门大学来说,当你站在五老峰上或上玄操场俯瞰整个厦门大学校园时,你自然就会感受到厦门大学久远的历史脉动;当你走进建南大礼堂时,你不知不觉地就会被其创建者的远见卓识所折服;当你走在群贤楼群的长廊里时,你便不可能对“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办学理念产生半点儿的怀疑。它们似乎在悄悄地告诉你,这里是你所需要的凝思静虑之所,新的生活之眼和世界之窗将渐次在学子面前打开。

  也许我们不该强求建筑对于教育意义的承载,也许我们必须承认建筑本身表现力的局限,但作为大学里的建筑,它总是要带着某种意义(或积极、或消极)以“物证”的角色出现在大学历史的审视之中,影响着后人对大学的评说。正如美国学者赫舍尔在《人是谁》一书中所说的:“人甚至在尚未意识到意义之前就同意义有牵连。它可能创造意义,也可能破坏意义;但他不能脱离意义而生活。”大学的建筑也是这样,不能脱离意义而存在。

  然而,今天大学里的建筑并非都是真正的大学的建筑,并非都具有大学的建筑的语言与表情。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我国近几年的大学的建筑和大学的校园,从外在形态来说,其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不可谓不大,装修和建筑材料不可谓不豪华,校门不可谓不气派。我国新建的校园和建筑几乎都可以与外国的大学校园相媲美,其豪华程度甚至远远超过国外的大学。可是在这样的校园里,我们却无法体验到大学气质的味道,华丽的表象让人感受到的是世俗化和商业化的气息,是一个建筑的大学,而非大学的建筑,离我们所言及的大学的建筑渐行渐远。仅就某些大学建筑的功能而言,便可见一斑:例如,教学楼的设计几乎都是“通用设计”,既没有考虑到教学的特点,也没有考虑到师生交流的需要。再拿教室的座位数来说,我国大多数大学的座位数都是够的,但如果按照国外授课的班级规模来考虑,就会普遍出现座位不足的现象,尤其是小教室的不足。授课班级规模的大小,在国外大学是一个吸引学生非常重要的指标。一般说来,人数为30人的班级规模大约占了授课班级总数的70%左右,而我还不到30%。相比之下,国外新设计的教学楼中,教室与教师的工作室往往是在同一平面层,一侧是教室,一侧是教师的工作室,教师与学生可以随时随地交流。例如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建筑,它是以大台阶式的连接教室把全院的老师与学生融合在一起,每一层是一个年级,这样不仅同一个年级的师生可以交流,而且上下年级的师生也可以交流,咖啡厅、阅览室等公共场所都可以为师生的交流提供方便。恐怕这才是大学的建筑。

  大学的建筑应该有助于培养学生和教师对母校的认同感,不仅仅是在校期间认同,而且是永恒的认同。听同行的建筑学院的教授说,美国伊利诺工学院的一座教学楼是由世界著名的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设计的。如果从建筑学的角度而言,它称得上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设计,体现了大师追求“极端纯净”的设计理念。但由于锈钢加玻璃设计成的大空间缺少领域感,给人一种“冰冷的属性”的感觉,最后的结果是,学生不喜欢,搞建筑的人却纷至沓来参观。这就告诉我们,大学里的建筑,如果它的结构、造型、功能不能让教师和学生喜欢,不能博得大学人的认同,那就只能称为放错了位置的“创新作品”,无法称为“大学的建筑”。

  建筑的垃圾产生于浮躁,建筑的大学也产生于浮躁。总体而言,我国的大学校园和建筑,在环境上缺少人文性,在形象上缺少教育建筑的优雅性,在空间上缺少教育的规律性和本质性。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中西方的建筑业都曾出现过不能称之为“作品”的建筑。对此,西方国家已经对“建筑作品”和城市建设作了深刻的反思。今天。我国的建筑界也开始反思,大量的建筑物是否会在几十年后成为城市改造的对象和垃圾?如何跨过这道“门槛”,以免未来有太多的遗憾,应该成为大学建筑界深思的话题。

  尽管思想一直不停地往返于大学与建筑之间,但并非只是寻求大学的建筑与建筑的大学间的相互求证,而是试图通过对大学和建筑理念的共同解读,找到大学和建筑生存与发展的“坐标”。大学也好,建筑也罢,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都需要科学、和谐,都害怕无视自身生存规律的破坏性发挥。有人曾经这样说过,文学的不朽之作,是夹在铺天盖地的速朽之作、必朽之作中出现的。建筑的不朽之作、大学的不朽之作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的努力未必能够成就“不朽”,但我们的努力一定会避免或减少速朽、必朽所带来的遗憾!

  大学与建筑的相通问题,我以前从没想过,即使在拙文完成之后,也没有完全想清楚。虽然有幸与建筑学院的几位教授一起出访,但我对大学建筑的理解还是十分有限,仅仅停留在“大学讲理念,建筑也讲理念;大学讲特色,建筑也讲特色;大学讲传承,建筑也讲传承;大学理念讲坚守,建筑特色讲保护;大学发展讲规划,城市建设也讲规划”的初级类比阶段。但从建筑的角度看大学,却给我带来了思考的空间。我认为,大学与建筑是相通的,大学需要“建筑的眼睛”,大学的建筑也同样不能缺少“大学的表情”。二者情理相通,虚实相鉴。相信在对大学与建筑的咀嚼中,我们会品出它们真正的“味道”来。

  我很庆幸陈嘉庚先生给我所在的厦门大学留下了漂亮的建筑和校园,这是一个自然环境和建筑风格可与世界上许多大学相媲美的校园。至于上面言及的建筑“场所精神”——大学精神和气质的营造,恐怕就得靠我们一代一代的努力了。欣喜的是,厦门大学不仅已经有意识地开始保持“嘉庚建筑”风格的“自律性”,而且在挖掘“嘉庚建筑”的“场所精神”方面也进行了许多尝试。

  【作者系厦门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