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发展对国家，乃至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根本意义。探讨大学的发展，东西方的矛盾、冲突与融合，始终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大框架、一个背景、一个平台。公元前6到3世纪，东西方同时出现了两个学术高峰，在中国是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核心地带就在我们河南，周天子在洛阳，孔子、老子、墨子都在这一带活动。西方同期的是希腊的学术繁荣。它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是爱琴海学术繁荣时期，包括现在土耳其西海岸以西这些地方，像泰利斯这些大哲学家在此活动，比苏格拉底还要早一代了。第二个是雅典学术繁荣的黄金时代。第三个是亚历山大开创的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是马其顿少数民族，发动东征，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把希腊文明一直推到了帕米尔高原的西麓。当时东西方两大文明未能接触，被帕米尔高原挡住了。
为什么这两个学术高峰重要呢？因为它们决定了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希腊时期与我国先秦时期开创的这两种文明，在当代开始汇流，取长补短，这是个优化过程，这是个必然趋势。西方文化到东方哲学中寻找它的精神家园，其中有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认为中国哲学能够解救西方文化的危机。当然东方也在学习西方的东西，包括大学制度本身，就是从西方引进的。然而西方大学的建立，却借鉴了阿拉伯的大学。西方研究者承认，他们大学的楷模曾经是阿拉伯的大学。那么从阿拉伯大学、西方大学到我们中国当代大学的特征是什么呢？是以学科为基础，但我们中国中世纪的书院却不是这样的。
讲到现代大学制度，一定要明白我们是从西方的大学引进的，而欧洲大学制度的产生又借鉴了阿拉伯的大学。我在罗马大学做过学术访问，罗马大学后面带了一个 Sapienza(意大利语)，这个词在意大利语里意思是智慧。我说你们怎么用这个字？他们有人告诉我说，叫智慧大学，因为在巴格达，位于现在的伊拉克，曾经有个著名的阿拉伯大学叫智慧大学。现在有人看不起伊拉克，看不起伊斯兰，看不起阿拉伯人，那么贫穷、落后、愚昧、野蛮、恐怖，但是历史上不是这样。我们只有对阿拉伯国家的历史有深刻的理解，才能有真正地尊重，而不是浅薄地尊重。伊拉克这个地方不得了，这是两河流域，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地，像《圣经》里面的那些故事，伊甸园、大洪水、诺亚方舟，都是在这个地方。
阿拉伯的大学影响了欧洲的大学。而现代意义下的第一所欧洲大学公推1088年建立的博洛尼亚大学，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流域。为什么在博洛尼亚这个地方建立大学呢？因为当时在这个地方经过考古发掘，发现了查士丁尼法典。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搞过“废除百家，独尊基督教”，大量焚烧古代典籍，是很坏的。但是这个皇帝搞法制，查士丁尼法典影响很大。应该是受这个考古发现的影响，博洛尼亚大学的第一个学院是法学院。第二所是萨莱诺大学，在那不勒斯南边，这是医学院。因为当时犹太的，阿拉伯的，包括欧洲的一些医生云集萨莱诺，所以成立了萨莱诺大学，它的第一个学院就是医学院。第三所是巴黎大学，巴黎大学是神学院，设在巴黎圣母院。我后来就想，为什么中世纪最早的大学是这三所。后来才明白，最早的三个专业——法学，医学、神学，决定人们的生命，其中法学决定人的社会生命，医学决定人的生物生命，神学决定人的精神生命。这三个元素大学里都应该有，不一定设置这个专业。在我们的大学中，大学生的医学知识教育，我们把它看得太低了，我们的大学没有设置针对各专业大学生的起码的医学教育课程。关于我国的法学教育，对于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在“两课”里面都没有法律课程。我一直呼吁，大学的必修课里面应该有一点起码的基础医学知识课程，不能简简单单地做点医学保健的辅导就完了，有的甚至连保健辅导也没有。
900年后，到1988年，欧洲400所大学的校长云集博洛尼亚，签订了一个大学的大宪章（Magna Charta）。这个大宪章，后来他们寄给我了。基本文本是拉丁文本，附有几十个当代各国语言的文本，也有汉文本。这个大宪章把欧洲人心目中的大学定位说清楚了。各个国家虽然各有自己的国情，然而大学应该有它的共性。那么基本的共性是什么呢？是分专业、分学科，是一些公认的指导原则。
最早大学的university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我以为是universal，是包罗万象。后来知道错了，应该是union，是行会，是联合会。最初的大学，就是一群老师跟一群学生聚集在一块，建立一个行会，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大学的要素是教师和学生。在英国的大学制度下，每个系只设一个系主任，没有副主任。系主任指派教授来负责科研，指派教授负责设备等等，是教授治校。我国的香港各大学目前仍沿用英国的大学制度。这种制度，在大学里尽量减少行政官员，也就是说，大学的基本内容是教师和学生。我们应该取其合理内核。这个话早就说过了，大学应该围着老师和学生转，围着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转，而不能把大学办成衙门。这是今天中国大学的一个大问题，即大学的衙门化。我们知道，政府本来就是衙门，但是政府衙门化是不能接受的。从古希腊起，公务员就是公仆，西方《宪法》里面的公务员就是公仆，就是public servant，这是先进人类所应该有的理念。我们干部一定要为大家服务。我当校长，一定是给大家服务的，给大家跑腿的。“文革”后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说过，我给大家当后勤部长。今天这个定位反而不很清晰了。必须重申，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干部是为他们服务的。
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我们的孔子其实是一个令人感到非常亲切的人。孔子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兴办私学，打破了官学的垄断，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私学的兴起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基础。孔子倡导有教无类，体现教育的公平、平等，这是孔子的最伟大之处。我们回顾一下孔子的教育思想。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因材施教，对颜回，对子路，对子贡，用不同的方法教育。孔子不耻下问，请教一些当时所谓的下等人。到了唐代，科举考试开始兴起，科举制度虽然有很多负面的东西，但是科举制度最正面的是公平。一个寒门子弟，十年寒窗，就有机会进入社会上层。中国古代的官僚队伍相当大的比例出自寒门，这也是中国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对这些文化遗产，要有正确认识，不能简简单单地一概反对了事，要取其合理的内核。
春秋战国时期，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官学教育逐渐衰败，以孔子为代表的私学开始兴起。到了汉朝设立太学。洛阳的汉魏故城遗址以南，在现在的洛河南边，有汉魏晋时期的太学遗址，还有大晋皇帝三临辟雍碑，辟雍就是古代的国立大学，那个碑还在。太学前有蔡邕这些人写的三体石经，至今博物馆还保存有石刻残片。当时中国文字是在变化，小篆、大篆、隶书，为便于学生学习，便刻成三体碑文。碑背后有大量学生的名字，附有籍贯，有来自新罗的、日本的很多留学生。那就是我们汉代的大学，到现在快两千年了，看到这东西非常感慨。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优点是教育平等，缺点是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排斥在外，这是跟古代阿拉伯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同。我们不搞自然科学，不搞应用科学，只念四书五经，研究为官之道，治理之术。阿拉伯的大学，包括中世纪欧洲的大学，研究医学，研究天文、历法，研究数学等等。中国历史虽然战乱频仍，其取向始终趋于大一统。不断出现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科技和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公元2世纪到15世纪，也就是东汉后期到明朝前叶，中国的科技在全球是绝对领先的，这个时期中国向西方输出了34种关键技术，而同期我国引进的西方技术只有4种。这是英国人李约瑟花了毕生精力来证明的。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保证了我们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遗憾的是，中国中世纪的高等教育排斥科学技术。封建社会最终走向了衰落，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高等教育中科技的缺失，仍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到15世纪，欧洲已经开始酝酿近代资本主义。近500年以来，他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前200年是酝酿时期，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中间200年是大发展时期，科学革命，蒸汽机发明等等。后100年是突破时期。这500年以来，欧洲的崛起使欧洲占领了主导地位。鸦片战争时期，我们的GDP跟英国的GDP比例是6：1，我们比英国富得多。但是我们被打败了。因为我们的GDP生产的是低端产品，人家生产的是尖端的枪炮。今天我们的GDP总量已经排到全球第二了，但是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我们富而不强，怎么让我们强？首先我们精神得强，科技得强。我们要有中国人的血性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样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历史的审视，大框架的审视，让我们有清醒的认识。
总之，中国中世纪大学的特点是学习为官之道，治理之术，优点是教育平等，缺点是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排斥在外。尽管我们从东汉末到明朝前期，这十几个世纪里面，我们的科技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但是我们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人家西方的科学技术上来了。我们必须承认，当代的科学技术这些东西，西方是起着主导作用，我们中国要好好学习。当然我们是要有选择地学习，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国情。
“历史常常重演，一次以悲剧的形式出现，一次以喜剧的形式出现。”这是马克思最有名的一句话。东西方的融合就是这样。鸦片战争，我们挨打，屈辱。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鸦片战争把腐败的大清帝国的闭关自守打掉了。我们当然反对侵略，但是客观上，五口通商促进了现在最发达地区的形成，这是西方文明进来跟中华文明结合的结果，发达的还是上海、广州、武汉。当时外国军舰是停在武汉长江里面的。他们的目的可不是让我们富裕，是奴役我们。客观上说，东西方文明的融合，这是悲剧的形式。但是今天又变成喜剧的形式了，我们平起平坐了。我们一定要看到，东西方文明是尖锐的矛盾和斗争，是充满辩证的融合。现在看看中国大学制度是怎么建立的？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产生于这个悲剧时代。我们河南省最早的大学应该是焦作的路矿学校，因为焦作煤非常好，焦作无烟煤是用非常好的箱子运到英国去，英国的王室、贵族家的壁炉里面烧的是我们的焦作煤。焦作的路矿学校是为培养本地的技术人员，现在的中国矿业大学，它的前身就是焦作路矿学校。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1898年建立，一直到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才改为国立北京大学。国民革命军北伐，打败北洋军阀以后，先后搞了五所中山大学。第一中山大学在广州，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第二中山大学在武汉，就是现在的武汉大学；第三中山大学在杭州，就是现在的浙江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在南京，就是国民政府的中央大学，那是赫赫有名的。第五中山大学设在当时河南省会开封，就是现在的河南大学。当时我们河南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河北南部叫近畿地区，那是拱卫京师的一个关键地区，是首都外围的一部分。除了它，最重要的就是河南，所以我们对河南的重要性要有充分认识。今天中原崛起，我们本身就重要，历史上就重要。五个中山大学，位于河南开封的是第五中山大学，即河南大学。百年来，它跟河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是河南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不可缺少的部分。记得我1979年归队到高校，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开封去看贡院碑，去学术朝圣。在贡院碑前我久久伫立，感慨万千。那是河南近代高等教育的一个里程碑。
1912年，这里是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当时全国只有三个这样的基地，其中一个是清华学堂，一个就在河南。当时我们河南的教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五中山大学一直到1942年抗战时期才改为河南大学。河大当时就是中山大学，在全国高校里面，完全是平起平坐，没有当今这种很恶心的等级现象。像胡适这些国内顶尖的一流专家，到河大讲学，到河大带学生，当时是很普通的事情。
到后来的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就是北大、清华、南开，迁到昆明，河大也在内迁。当时国民政府对教育非常重视，全部老师、学生，包括仪器设备装箱都带走了，河大先后迁到信阳、南阳镇平、西安，最后到嵩县的潭头镇办学。我是湖南人，在河南高校工作，就应该了解河南，了解河南高校的发展历史，了解河大，热爱河大。不承认这个，就不配搞教育。搞教育的不能搞帮派，互相诋毁，互相贬低。那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我们要尊重历史。1944年，抗战快结束时，日本人打到潭头镇附近，河大死了一些学生和老师。我非常难受，非常感动，河大是跟河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的。
现在看看在华的教会大学，最典型的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是一个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的人。燕京大学位于当时的北平，是美国教会的资产，是美国的领地。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开战以前，日本人是不能进去的。司徒雷登掩护了不少共产党员，燕大培养很多人才，如外交家黄华、著名记者和作家萧乾等等。燕大的贡献我们不能抹杀。
下面我谈一下社会需求和学科分类方面的问题。我曾经请了加州一个大学校长到我校做报告。他画了一个圆圈，中间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下面是基础学科，上面是应用学科，左边是人文社科学科，右边是自然学科。这个方法很说明问题，理工科中基础学科是数理化生地天，是研究规律的；应用学科是农林工医，就是技术学科。基础学科研究规律，是认识世界的；应用学科是改造世界的。另一半也是一样，文科中基础部分是人文学科，包括中文、外文、历史、艺术，是认识世界的。文科中应用部分是社会学科，包括经济、商学、法学、传播学等等，是改造世界的。这里概念很清楚。我们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清楚地把人文跟社科分开。人文跟社科是不一样的，人文是认识规律的，是搞理论的，是认识世界的。社科是搞应用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我们大学有些人喜欢说大学是教育产业，骨子里面想赚钱，这个说法不对。因为产业的最终目标是利润，是赚钱。而大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人才，是搞科研，不是追求利润。所以大学不叫产业。那些人听了不高兴。我说你们别不高兴，我不叫产业，我也不缴税啊，听到这他们又高兴了。
理科英文是science，就是科学，包括数理化生地天。郑大现在缺地学，生物是搞起来了。现在郑大生物系发展非常快，干部编制很少，引进的教师大都是高素质人才。刚好碰到这几年博士越来越多，就有很大的挑选余地。现在引进人才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只有博士学位还不够，得看你的实际能力行不行。像化学系有一年要几个人，上百个博士来报名，很多是海归。所以引进人才就要看他们的真本事了，现在具有博士学历已经不难了。
我看了贵校的规划，我觉得贵校定位那几句话写得非常精彩：以经管法为主，积极发展文理工。经管法为基础，文理工多学科协调发展，这是学科定位，我非常赞赏。贵校的办学层次定位我也很赞赏，本科为主，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服务的定位以中原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为主，积极面向全国。当然，也不失时机地面向全球。贵校这个定位的思路，我高度赞赏。贵校书记、校长有很先进的理念。
每个学校都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面面俱到。像哈佛这样国际上的一流大学，也不是任何学科都有优势。哈佛和斯坦福都是私立大学。哈佛建于1636年，斯坦福是后起之秀。斯坦福大学最棒的是医学院。像中东那些阿拉伯王公，那些西方政要，得了病要做手术，一定要到斯坦福医学院去做，因为他们的命要紧，对斯坦福医学院的医疗水平最放心。每个大学要发展哪些优势学科，应该十分关注。贵校的李小建先生、杨承训先生，都是顶尖高手。要发展大学的话，顶尖人才引进是非常必要的。三军易得，一将难求，一定要顶尖。在发展的过程中，贵校已经拥有一批非常好的学科带头人。河南省很多重大经济和社会发展决策，是请贵校的专家去的。有几个专家的名字我很熟悉，在公众中有很高的知名度。对河南经济社会的发展，贵校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我高兴看到的。我们河南一亿人口，是一个大的省份，我们需要多所重要的各有特色的大学，才能支撑中原崛起的大业。
现代大学的职能定位公认有三个，就是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科研进入大学是1810年，普鲁士被拿破仑打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这时洪堡受命创立了柏林大学，其特点是科学研究正式进入大学。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出台了莫雷尔法案，正式把社会服务功能引进大学，当时美国各州把土地无偿捐给大学。所以美国每个州都有所州立大学，一般以农、工等应用学科作为最早的基础。
先说教学。广义地讲，教学牵涉到的是教师队伍、学生培养。谈一点点看法，供大家参考。第一，教学是教师的基本职责。1983年我到北京参加了一个国际数学会议。当时国际数学会主席摩泽尔（J. Moser）来了，另外一个美国著名的年青数学家特鲁波维茨（E. Trubowitz）也来了。这个小伙子研究做得极好，公认是当时美国数学界一颗上升的新星。我跟他聊天，他告诉我，秋天以后，他要到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去，就是爱因斯坦的母校，摩泽尔请他去访问，为期一年，即西方大学制度中的学术休假（sabbatical leave）。我问他，你去教课吗？他歪着头看着我，说我不教课，谁给我付工资呢？我说你教什么？他说教一门工科的公修数学课。当时我极为感慨，我明白了，全世界大学的基本理念，基本的游戏规则，就是任何教师必须教课。像这样一个美国的顶尖数学家，被国际数学会主席请到苏黎世，爱因斯坦的母校，去做研究，他这一年又是学术休假年，乖乖地就应该是搞研究嘛！但是他必须教课，教公修课，这一点使我震惊。
从1983年到现在，我一直坚定我的信念，教师教课是基本职责。把教师分为科研型与教学型是危险的。我不说哪个学校。有个学校为了拿博士点，抽出了五六个老师，搞了两三年科研，出了不少成果，对学科建设、对博士点当然是有力的支撑。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博士点没有拿到，却形成了这个系教师的对立与分裂，最后这些搞科研的老师也全部跑光，对这个系的建设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大学老师必须上课，这是大学老师的基本职责。教学工作量只是表面的指标，重要的是教师必须有责任感。我本人就一直上课，我现在71岁了，每周两次大课，两个下午，外加一个博士研究生讨论班。我现在教公修拓扑课，是数学里面比较麻烦的，也是比较重的基础课，是数学专业的基本功。2003年我不当校长了，就开始教这个课，现在已经教第八遍了。我是教师，喜欢教课。戴可来老师说过一句话，“老师教书是发功，每次教都不一样。”坦率地说，我当校长时，对不爱教课的老师，难以忍受，他们要求调走就赶快走。教师必须上课，这是天条。中国有一些大学的衰败，往往始于一些教师不上课，他们没有责任感，还仗着有点所谓的科研成果张牙舞爪。教育部老是号召教授要上基础课，苍白无力。20世纪50年代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教我们基础课的是最优秀的教授，不少后来都是院士。数学系一个系就有七八个院士，全给我们上过基础课，无一例外，这是最优良的传统。所以我认为，一个大学的建设，一流的教师必须上课，当然不一定上基础课，因为有很多因素。但是必须上课。不上课，不是用教务处的条文来卡你，而是大家看不起你，不上课的老师没有责任感。中国当代大学的一大危险，就是为了评估中的一些指标，搞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几个特殊人物，不搞教学，只搞科研，拿好处，苦力是人家的，好处是这些人的。美其名曰加强学科建设，实际上是败坏一个大学。
教学第二点，我认为要贯彻我们过去常说的精讲多练的原则。我们往往忘记了“练”这个字。记得“文革”时，1968年，我被分配到洛阳农村教中学。1969年，又把我们这一伙人都搞到军垦农场去种地，抓“五·一六”。在那里认识河大（那时叫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一个毕业生，他告诉我说，他进校时有个姓钱的教授（是系主任）训话，说“中文系的学生，在这四年里面唐诗得背多少首，宋词得背多少首”等等。我当时听了大为感慨，这就是基本功。基本功有两类，一般基本功和专业基本功。练基本功这个东西不能太功利，但是它对专业发展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每年招600万大学生，600万大学生，不得了！这么多的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是个大问题，必须认真思考。你学这个专业，就业时从事的可能根本就不是这个专业。大学究竟是专业教育，还是素质教育？争论得一塌糊涂。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明确，是辩证关系，是专业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辩证统一。到了社会上就更是这样，学这个干那个，多了，古今中外全是如此。温家宝学地质，现在当总理；胡锦涛在清华学工科，现在当总书记。大学必须有专业教育，但是专业教育必须与全面素质教育相结合，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最后一个题目是科研。大学不能光传授知识，还得创新知识。科研的重要意义在于创新知识。我们老是传授知识，知识就会越来越少，知识必须增值，所以科研是非常必要的。
科研人才引进恐怕是每个大学领导都视为命根子的。引进一个好的人才，学科建设往往就自动化了，把他往那里一放，那一个学科全活了，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校曾经引进了霍裕平院士，他来郑大前在中科院合肥分院工作。他父亲50年代曾经是郑大的副校长，抗战时在西南联大当过杨振宁的老师。他母亲希望到郑州来养老，他是个孝子，当然我校做了一些工作，所以他就来了。我们本来物理系快不行了，远远不如河师大。中科院物理所有个老先生叫黄涛，曾经面对面地对我说，曹校长，你们郑大的物理不如河师大的。必须承认，当时河师大的物理搞得非常好，郑大的物理已经开始走向衰落。但是，霍裕平先生一来，叽里咔碴一整顿，什么都拿到了。哈佛大学常常派出一些星探，到全球调查，哪个专业哪个人是顶尖的，想法就把他挖过来。所以哈佛大学总能在一批重要学科中保持全球的优势和领先地位。它有几个王牌专业总是拥有全球最优秀的学者。贵校有像李校长和杨承训先生这样的顶尖高手。人们一提到他们的名字，就对贵校肃然起敬。一个学校，像这样的高手不可能多，但是也得有几个镇得住阵脚的。更要紧的，要在我们的年轻人里面培养顶尖高手，因为顶尖高手生下来时都是婴儿，总是后来成长起来的。所以创造一个好的人才成长环境是重要的。
对研究者的培养，第一是基础，永远要打基础，不能说我是博士了，就不打基础了。科班的基础训练是极其重要的。在当代社会的环境中，学者们总是或多或少地不断进入新领域甚至转行。在剧烈竞争的条件下，当代的研究者们都成了蝗虫，这个领域有戏，都趴过来一下子吃光。事实上，任何领域中的研究资源总是有限的，任何题目做到一定时候就做完了，没有东西可做了。所以好的研究者一定要有转领域、转行的能力。否则一个领域被吃光了就失业了。第二是眼光，必须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有很好的把握，必须对科技史，对本行业、本课题的历史发展，对全球的动态有很好的把握。第三是原动力，要一点干劲都没有，就不行。是不是有决心，有没有选择课题的能力，都非常重要。我校有个教师，成天揣个小本本，把最要紧的题目记在上面，废寝忘食地思索。后来硕果累累。此外，研究的效率，团队精神，领导组织能力，我想这都是研究者，尤其是带头人的一些必要条件。
科研中要抓住课题和立项。我们现在评职称要求有论文。脱离项目的论文，坦率地说没有意义，就像考古学中，脱离了地层的文物没有意义一样。同样，我们的论文一定是完成某一个科研项目时系统探索的成果。科研立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每个人必须有立项。现在一些有眼光的导师已经在开始培养研究生学习写立项报告了。写立项报告首先要找课题，准备做什么？哪个是社会需求、学科发展所需要的？这是每个人脑袋里面永恒的主题，永远要想做什么课题，而且永远有一堆课题放在那里，哪个成熟了就去抓它。一个系主任、一个学院院长要帮助教师选择研究课题。有了课题以后，首先要对它的发展史，对它的当前动态开展研究。然后，对课题中的关键问题和难点进行考察。最后是课题的可行性分析。一个人应该有好几个课题。虽然还没有立项，但是每个课题的初步调研材料都分别存放在电脑中，包括历史动态、关键问题与难点、可行性等的初步分析，不断思考、补充，成熟了就考虑进入立项。
立项报告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项目的外延，一部分是项目的内涵。我们过去写立项报告比较注意写内涵，忘记了外延。所以别人一看报告，满篇术语，看不懂。而立项干吗呢？首先是要钱。如果申请立项者写的东西投资者都不懂，就坏事了。给我很深印象的是在香港。香港沿用英国制度。我曾经在香港浸会大学有个研究项目，我唱主角，写结项报告时，有一个要求让我很震惊，要求项目完成者必须针对layman写一段描述。我一下就明白了，是要让外行（包括投资者）了解项目成果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后写论文，写立项报告，一定要有两个内容：一部分写它的外延，一部分是内涵。外延是写给非本行专家看的，写给投资者看的，要大家都明白。我们往往不注意这一点，当然贵校的学科，应用文科，社会科学，这个问题少一些，但是也存在。在写论文中情况类似，引言中的一部分，尤其是摘要，是写给外行人看的，摘要如果文绉绉的，满篇术语的话，别人受不了。摘要里面最好少用专业术语，多用通用的语言，任何领域都是这样，尽量用大家明白的语言。
我觉得重要的是每个人必须有几个立项报告存在电脑里面，我们可以不拿出去。每一个立项报告都可能要长期修改，多次修改。此外，即使已经立项，完成了研究和结项，往往还要进行后续研究，还要拿下一个项目。所以要不断修改，哪个成熟了，就整理好往上递。那么申请项目呢？我是国家自然科学数理组的评委，我知道，现在国家科研资金投入非常大，就发愁没有好的项目。同时，一个项目，一定要鼓励大家多报几次，今年不行明年再报，不丢脸。报项目本身，就是让专家了解你的项目，很少有人第一次报项目就能拿到，总是报几次，这是立项。让同行了解你，这很重要，要多参加学术会议，要多与国内外学者交流，要让大家了解你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
接下来是研究，马克思说了，“研究必须全面占有资料。”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都是必要的。郑大有个教外语的老师叫赵明华，后来到了伦敦，改行去念经济去了，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的所有制”。我们知道，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所有制变革全球关注，因为我们是共产主义国家，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我们只有公有制。突然中国政府要搞私有制了，将带来重大的变革和机遇。所以英国好多学者就立项来研究中国的所有制。我问赵明华，你怎么研究？她就说了一点，指导教师要求她回国做200个interview（访谈）。她说写化学论文要做多少个实验，并且要求实验是可重复的，可对比的。她说我们搞社会科学的，interview是搞研究的基本依据。所以她为了调查所有制，拉了一个采访单子，调查国有企业的，私有企业的，调查破产的。这让我非常震惊。从那以后我就对郑大搞社科的老师说，你们的论文有没有interview，没有恐怕不行，就是访谈录。访谈录是原始记录，访问谁了？什么情况？那就跟化学系的实验记录一样。化学系更改实验记录就是作弊，要处分的。同样我们的访谈录，到社会做社会调查，就像化学的实验记录一样，要真实，不能作弊。这是社会实验室。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如西方，因为西方强调证明，我们不强调证明，往往主观上说说而已。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客观起来，我们的媒体，我们的研究，很多是搞访谈了。我们要走出去，要搞大量的访谈录，要搞统计资料，因为这是源泉和依据。
哈佛大学最有影响力的是它的商学院，那里最基本的教学手段是案例教学，那是非常生动的教学手段，指导教师要有极高的水平。收集案例绝对重要。我们的每个研究机构，都要建立数据库，数据库有多少案例，就说明这个研究机构有多高的科研水平。我们每一个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你研究这个题目，你究竟收集了多少案例？你参与了多少案例？如果你没有这种积累，你老是浮在上面，你没有源，只有流，你就走不远。当代中原地区经济和社会迅猛发展，我们要勤奋，要玩命地深入实践，收集案例，然后进行分析，这是我们研究的基础。
我们要逼着老师去参加会议，逼着老师出国，逼着老师提高语言能力。外语的驾驭能力非常重要，当然中文更重要。我喜欢背唐宋诗词，尤其是宋词，像辛弃疾的作品，很震撼。因为北宋、南宋都有深刻的民族危机，写出来的东西气势大不一样。我跟学生讲，你们没有专门学过古汉语的语法和词汇，但是有些古代诗词你们非常喜欢，没有它几乎“活不下去”。我问他们，有没有英语的诗或者文章，非常喜欢，你不背背就觉得活不下去？没有，大多数学生没有。这就是差别。我们要把学古汉语的方式，移植到学习英语上面去。我有一次见过一个德国人，他能够背杜甫和李白的诗，而且他汉语口音比我好，我有长沙口音，他能说很标准的北京话，更要紧的是他能背李白的诗。我非常兴奋。于是我就背海涅的诗，用德语背。后来我们两个就成为莫逆之交了。这是学习语言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背那种语言中最动人的诗。这很容易，因为它很舒服，很容易进入角色。像英语，你要不背罗伯特·彭斯的诗，不背华兹华斯的诗，你英语学着就没有味道了。记得我小学高年级，是1950年吧，我姐姐已经上初中了。她们学英语，我们小学还没有学。我姐姐背的那些英语儿歌，我闹着玩时就背会了，感到新鲜。例如其中一首，标题是“星星”，中文意思是“我有一个小妹妹，她在那儿偷看。她在水里走的时候，很深很深很深，她在山上走的时候，很高很高很高。可怜的小妹妹啊，她只有一只眼睛。”这种儿歌没有难度，却很动人。人文产生永恒的魅力，产生原动力，真是不可思议。真应该提出一个口号，就是“回到幼儿园”，有点童心。保持童心，老老实实做简单的事情。
最后谈谈关于教学、科研、学科、学校、教师等各色各样的评估。评估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中国的评估已经泛滥，走向了一种怪胎，走向了巴结，走向了腐败，走向了莫名其妙的东西。其实最要紧的是我们对自己的评估。对教师而言，真正到位的评估，来自同行，来自学生。别看学生不说话，他们把老师的本事，把老师的“五脏六腑”全看透了，但他们不说。同行也看清楚了。媒体的评价往往只是外在的。
我今天讲得不是很系统。当了几年校长，恐怕失败的教训是更多的。当时只有一种信念始终激励我，就是一定要把我们国家教育搞上去，把大学的水平搞上去。
本文系作者2010年10月19日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讲演的录音整理稿。
（作者为郑州大学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