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策问:关于现代大学的追溯

  大学的发展对国家,乃至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根本意义。探讨大学的发展,东西方的矛盾、冲突与融合,始终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大框架、一个背景、一个平台。公元前6到3世纪,东西方同时出现了两个学术高峰,在中国是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核心地带就在我们河南,周天子在洛阳,孔子、老子、墨子都在这一带活动。西方同期的是希腊的学术繁荣。它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是爱琴海学术繁荣时期,包括现在土耳其西海岸以西这些地方,像泰利斯这些大哲学家在此活动,比苏格拉底还要早一代了。第二个是雅典学术繁荣的黄金时代。第三个是亚历山大开创的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是马其顿少数民族,发动东征,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把希腊文明一直推到了帕米尔高原的西麓。当时东西方两大文明未能接触,被帕米尔高原挡住了。

  为什么这两个学术高峰重要呢?因为它们决定了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希腊时期与我国先秦时期开创的这两种文明,在当代开始汇流,取长补短,这是个优化过程,这是个必然趋势。西方文化到东方哲学中寻找它的精神家园,其中有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认为中国哲学能够解救西方文化的危机。当然东方也在学习西方的东西,包括大学制度本身,就是从西方引进的。然而西方大学的建立,却借鉴了阿拉伯的大学。西方研究者承认,他们大学的楷模曾经是阿拉伯的大学。那么从阿拉伯大学、西方大学到我们中国当代大学的特征是什么呢?是以学科为基础,但我们中国中世纪的书院却不是这样的。

  讲到现代大学制度,一定要明白我们是从西方的大学引进的,而欧洲大学制度的产生又借鉴了阿拉伯的大学。我在罗马大学做过学术访问,罗马大学后面带了一个 Sapienza(意大利语),这个词在意大利语里意思是智慧。我说你们怎么用这个字?他们有人告诉我说,叫智慧大学,因为在巴格达,位于现在的伊拉克,曾经有个著名的阿拉伯大学叫智慧大学。现在有人看不起伊拉克,看不起伊斯兰,看不起阿拉伯人,那么贫穷、落后、愚昧、野蛮、恐怖,但是历史上不是这样。我们只有对阿拉伯国家的历史有深刻的理解,才能有真正地尊重,而不是浅薄地尊重。伊拉克这个地方不得了,这是两河流域,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地,像《圣经》里面的那些故事,伊甸园、大洪水、诺亚方舟,都是在这个地方。

  阿拉伯的大学影响了欧洲的大学。而现代意义下的第一所欧洲大学公推1088年建立的博洛尼亚大学,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流域。为什么在博洛尼亚这个地方建立大学呢?因为当时在这个地方经过考古发掘,发现了查士丁尼法典。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搞过“废除百家,独尊基督教”,大量焚烧古代典籍,是很坏的。但是这个皇帝搞法制,查士丁尼法典影响很大。应该是受这个考古发现的影响,博洛尼亚大学的第一个学院是法学院。第二所是萨莱诺大学,在那不勒斯南边,这是医学院。因为当时犹太的,阿拉伯的,包括欧洲的一些医生云集萨莱诺,所以成立了萨莱诺大学,它的第一个学院就是医学院。第三所是巴黎大学,巴黎大学是神学院,设在巴黎圣母院。我后来就想,为什么中世纪最早的大学是这三所。后来才明白,最早的三个专业——法学,医学、神学,决定人们的生命,其中法学决定人的社会生命,医学决定人的生物生命,神学决定人的精神生命。这三个元素大学里都应该有,不一定设置这个专业。在我们的大学中,大学生的医学知识教育,我们把它看得太低了,我们的大学没有设置针对各专业大学生的起码的医学教育课程。关于我国的法学教育,对于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在“两课”里面都没有法律课程。我一直呼吁,大学的必修课里面应该有一点起码的基础医学知识课程,不能简简单单地做点医学保健的辅导就完了,有的甚至连保健辅导也没有。

  900年后,到1988年,欧洲400所大学的校长云集博洛尼亚,签订了一个大学的大宪章(Magna Charta)。这个大宪章,后来他们寄给我了。基本文本是拉丁文本,附有几十个当代各国语言的文本,也有汉文本。这个大宪章把欧洲人心目中的大学定位说清楚了。各个国家虽然各有自己的国情,然而大学应该有它的共性。那么基本的共性是什么呢?是分专业、分学科,是一些公认的指导原则。

  最早大学的university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我以为是universal,是包罗万象。后来知道错了,应该是union,是行会,是联合会。最初的大学,就是一群老师跟一群学生聚集在一块,建立一个行会,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大学的要素是教师和学生。在英国的大学制度下,每个系只设一个系主任,没有副主任。系主任指派教授来负责科研,指派教授负责设备等等,是教授治校。我国的香港各大学目前仍沿用英国的大学制度。这种制度,在大学里尽量减少行政官员,也就是说,大学的基本内容是教师和学生。我们应该取其合理内核。这个话早就说过了,大学应该围着老师和学生转,围着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转,而不能把大学办成衙门。这是今天中国大学的一个大问题,即大学的衙门化。我们知道,政府本来就是衙门,但是政府衙门化是不能接受的。从古希腊起,公务员就是公仆,西方《宪法》里面的公务员就是公仆,就是public servant,这是先进人类所应该有的理念。我们干部一定要为大家服务。我当校长,一定是给大家服务的,给大家跑腿的。“文革”后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说过,我给大家当后勤部长。今天这个定位反而不很清晰了。必须重申,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干部是为他们服务的。

  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我们的孔子其实是一个令人感到非常亲切的人。孔子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兴办私学,打破了官学的垄断,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私学的兴起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基础。孔子倡导有教无类,体现教育的公平、平等,这是孔子的最伟大之处。我们回顾一下孔子的教育思想。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因材施教,对颜回,对子路,对子贡,用不同的方法教育。孔子不耻下问,请教一些当时所谓的下等人。到了唐代,科举考试开始兴起,科举制度虽然有很多负面的东西,但是科举制度最正面的是公平。一个寒门子弟,十年寒窗,就有机会进入社会上层。中国古代的官僚队伍相当大的比例出自寒门,这也是中国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对这些文化遗产,要有正确认识,不能简简单单地一概反对了事,要取其合理的内核。

  春秋战国时期,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官学教育逐渐衰败,以孔子为代表的私学开始兴起。到了汉朝设立太学。洛阳的汉魏故城遗址以南,在现在的洛河南边,有汉魏晋时期的太学遗址,还有大晋皇帝三临辟雍碑,辟雍就是古代的国立大学,那个碑还在。太学前有蔡邕这些人写的三体石经,至今博物馆还保存有石刻残片。当时中国文字是在变化,小篆、大篆、隶书,为便于学生学习,便刻成三体碑文。碑背后有大量学生的名字,附有籍贯,有来自新罗的、日本的很多留学生。那就是我们汉代的大学,到现在快两千年了,看到这东西非常感慨。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优点是教育平等,缺点是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排斥在外,这是跟古代阿拉伯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同。我们不搞自然科学,不搞应用科学,只念四书五经,研究为官之道,治理之术。阿拉伯的大学,包括中世纪欧洲的大学,研究医学,研究天文、历法,研究数学等等。中国历史虽然战乱频仍,其取向始终趋于大一统。不断出现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科技和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公元2世纪到15世纪,也就是东汉后期到明朝前叶,中国的科技在全球是绝对领先的,这个时期中国向西方输出了34种关键技术,而同期我国引进的西方技术只有4种。这是英国人李约瑟花了毕生精力来证明的。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保证了我们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遗憾的是,中国中世纪的高等教育排斥科学技术。封建社会最终走向了衰落,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高等教育中科技的缺失,仍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到15世纪,欧洲已经开始酝酿近代资本主义。近500年以来,他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前200年是酝酿时期,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中间200年是大发展时期,科学革命,蒸汽机发明等等。后100年是突破时期。这500年以来,欧洲的崛起使欧洲占领了主导地位。鸦片战争时期,我们的GDP跟英国的GDP比例是6:1,我们比英国富得多。但是我们被打败了。因为我们的GDP生产的是低端产品,人家生产的是尖端的枪炮。今天我们的GDP总量已经排到全球第二了,但是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我们富而不强,怎么让我们强?首先我们精神得强,科技得强。我们要有中国人的血性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样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历史的审视,大框架的审视,让我们有清醒的认识。

  总之,中国中世纪大学的特点是学习为官之道,治理之术,优点是教育平等,缺点是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排斥在外。尽管我们从东汉末到明朝前期,这十几个世纪里面,我们的科技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但是我们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人家西方的科学技术上来了。我们必须承认,当代的科学技术这些东西,西方是起着主导作用,我们中国要好好学习。当然我们是要有选择地学习,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国情。

  “历史常常重演,一次以悲剧的形式出现,一次以喜剧的形式出现。”这是马克思最有名的一句话。东西方的融合就是这样。鸦片战争,我们挨打,屈辱。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鸦片战争把腐败的大清帝国的闭关自守打掉了。我们当然反对侵略,但是客观上,五口通商促进了现在最发达地区的形成,这是西方文明进来跟中华文明结合的结果,发达的还是上海、广州、武汉。当时外国军舰是停在武汉长江里面的。他们的目的可不是让我们富裕,是奴役我们。客观上说,东西方文明的融合,这是悲剧的形式。但是今天又变成喜剧的形式了,我们平起平坐了。我们一定要看到,东西方文明是尖锐的矛盾和斗争,是充满辩证的融合。现在看看中国大学制度是怎么建立的?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产生于这个悲剧时代。我们河南省最早的大学应该是焦作的路矿学校,因为焦作煤非常好,焦作无烟煤是用非常好的箱子运到英国去,英国的王室、贵族家的壁炉里面烧的是我们的焦作煤。焦作的路矿学校是为培养本地的技术人员,现在的中国矿业大学,它的前身就是焦作路矿学校。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1898年建立,一直到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才改为国立北京大学。国民革命军北伐,打败北洋军阀以后,先后搞了五所中山大学。第一中山大学在广州,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第二中山大学在武汉,就是现在的武汉大学;第三中山大学在杭州,就是现在的浙江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在南京,就是国民政府的中央大学,那是赫赫有名的。第五中山大学设在当时河南省会开封,就是现在的河南大学。当时我们河南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河北南部叫近畿地区,那是拱卫京师的一个关键地区,是首都外围的一部分。除了它,最重要的就是河南,所以我们对河南的重要性要有充分认识。今天中原崛起,我们本身就重要,历史上就重要。五个中山大学,位于河南开封的是第五中山大学,即河南大学。百年来,它跟河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是河南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不可缺少的部分。记得我1979年归队到高校,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开封去看贡院碑,去学术朝圣。在贡院碑前我久久伫立,感慨万千。那是河南近代高等教育的一个里程碑。

  1912年,这里是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当时全国只有三个这样的基地,其中一个是清华学堂,一个就在河南。当时我们河南的教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五中山大学一直到1942年抗战时期才改为河南大学。河大当时就是中山大学,在全国高校里面,完全是平起平坐,没有当今这种很恶心的等级现象。像胡适这些国内顶尖的一流专家,到河大讲学,到河大带学生,当时是很普通的事情。

  到后来的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就是北大、清华、南开,迁到昆明,河大也在内迁。当时国民政府对教育非常重视,全部老师、学生,包括仪器设备装箱都带走了,河大先后迁到信阳、南阳镇平、西安,最后到嵩县的潭头镇办学。我是湖南人,在河南高校工作,就应该了解河南,了解河南高校的发展历史,了解河大,热爱河大。不承认这个,就不配搞教育。搞教育的不能搞帮派,互相诋毁,互相贬低。那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我们要尊重历史。1944年,抗战快结束时,日本人打到潭头镇附近,河大死了一些学生和老师。我非常难受,非常感动,河大是跟河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的。

  现在看看在华的教会大学,最典型的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是一个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的人。燕京大学位于当时的北平,是美国教会的资产,是美国的领地。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开战以前,日本人是不能进去的。司徒雷登掩护了不少共产党员,燕大培养很多人才,如外交家黄华、著名记者和作家萧乾等等。燕大的贡献我们不能抹杀。

  下面我谈一下社会需求和学科分类方面的问题。我曾经请了加州一个大学校长到我校做报告。他画了一个圆圈,中间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下面是基础学科,上面是应用学科,左边是人文社科学科,右边是自然学科。这个方法很说明问题,理工科中基础学科是数理化生地天,是研究规律的;应用学科是农林工医,就是技术学科。基础学科研究规律,是认识世界的;应用学科是改造世界的。另一半也是一样,文科中基础部分是人文学科,包括中文、外文、历史、艺术,是认识世界的。文科中应用部分是社会学科,包括经济、商学、法学、传播学等等,是改造世界的。这里概念很清楚。我们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清楚地把人文跟社科分开。人文跟社科是不一样的,人文是认识规律的,是搞理论的,是认识世界的。社科是搞应用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我们大学有些人喜欢说大学是教育产业,骨子里面想赚钱,这个说法不对。因为产业的最终目标是利润,是赚钱。而大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人才,是搞科研,不是追求利润。所以大学不叫产业。那些人听了不高兴。我说你们别不高兴,我不叫产业,我也不缴税啊,听到这他们又高兴了。

  理科英文是science,就是科学,包括数理化生地天。郑大现在缺地学,生物是搞起来了。现在郑大生物系发展非常快,干部编制很少,引进的教师大都是高素质人才。刚好碰到这几年博士越来越多,就有很大的挑选余地。现在引进人才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只有博士学位还不够,得看你的实际能力行不行。像化学系有一年要几个人,上百个博士来报名,很多是海归。所以引进人才就要看他们的真本事了,现在具有博士学历已经不难了。

  我看了贵校的规划,我觉得贵校定位那几句话写得非常精彩:以经管法为主,积极发展文理工。经管法为基础,文理工多学科协调发展,这是学科定位,我非常赞赏。贵校的办学层次定位我也很赞赏,本科为主,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服务的定位以中原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为主,积极面向全国。当然,也不失时机地面向全球。贵校这个定位的思路,我高度赞赏。贵校书记、校长有很先进的理念。

  每个学校都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面面俱到。像哈佛这样国际上的一流大学,也不是任何学科都有优势。哈佛和斯坦福都是私立大学。哈佛建于1636年,斯坦福是后起之秀。斯坦福大学最棒的是医学院。像中东那些阿拉伯王公,那些西方政要,得了病要做手术,一定要到斯坦福医学院去做,因为他们的命要紧,对斯坦福医学院的医疗水平最放心。每个大学要发展哪些优势学科,应该十分关注。贵校的李小建先生、杨承训先生,都是顶尖高手。要发展大学的话,顶尖人才引进是非常必要的。三军易得,一将难求,一定要顶尖。在发展的过程中,贵校已经拥有一批非常好的学科带头人。河南省很多重大经济和社会发展决策,是请贵校的专家去的。有几个专家的名字我很熟悉,在公众中有很高的知名度。对河南经济社会的发展,贵校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我高兴看到的。我们河南一亿人口,是一个大的省份,我们需要多所重要的各有特色的大学,才能支撑中原崛起的大业。

  现代大学的职能定位公认有三个,就是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科研进入大学是1810年,普鲁士被拿破仑打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这时洪堡受命创立了柏林大学,其特点是科学研究正式进入大学。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出台了莫雷尔法案,正式把社会服务功能引进大学,当时美国各州把土地无偿捐给大学。所以美国每个州都有所州立大学,一般以农、工等应用学科作为最早的基础。

  先说教学。广义地讲,教学牵涉到的是教师队伍、学生培养。谈一点点看法,供大家参考。第一,教学是教师的基本职责。1983年我到北京参加了一个国际数学会议。当时国际数学会主席摩泽尔(J. Moser)来了,另外一个美国著名的年青数学家特鲁波维茨(E. Trubowitz)也来了。这个小伙子研究做得极好,公认是当时美国数学界一颗上升的新星。我跟他聊天,他告诉我,秋天以后,他要到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去,就是爱因斯坦的母校,摩泽尔请他去访问,为期一年,即西方大学制度中的学术休假(sabbatical leave)。我问他,你去教课吗?他歪着头看着我,说我不教课,谁给我付工资呢?我说你教什么?他说教一门工科的公修数学课。当时我极为感慨,我明白了,全世界大学的基本理念,基本的游戏规则,就是任何教师必须教课。像这样一个美国的顶尖数学家,被国际数学会主席请到苏黎世,爱因斯坦的母校,去做研究,他这一年又是学术休假年,乖乖地就应该是搞研究嘛!但是他必须教课,教公修课,这一点使我震惊。

  从1983年到现在,我一直坚定我的信念,教师教课是基本职责。把教师分为科研型与教学型是危险的。我不说哪个学校。有个学校为了拿博士点,抽出了五六个老师,搞了两三年科研,出了不少成果,对学科建设、对博士点当然是有力的支撑。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博士点没有拿到,却形成了这个系教师的对立与分裂,最后这些搞科研的老师也全部跑光,对这个系的建设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大学老师必须上课,这是大学老师的基本职责。教学工作量只是表面的指标,重要的是教师必须有责任感。我本人就一直上课,我现在71岁了,每周两次大课,两个下午,外加一个博士研究生讨论班。我现在教公修拓扑课,是数学里面比较麻烦的,也是比较重的基础课,是数学专业的基本功。2003年我不当校长了,就开始教这个课,现在已经教第八遍了。我是教师,喜欢教课。戴可来老师说过一句话,“老师教书是发功,每次教都不一样。”坦率地说,我当校长时,对不爱教课的老师,难以忍受,他们要求调走就赶快走。教师必须上课,这是天条。中国有一些大学的衰败,往往始于一些教师不上课,他们没有责任感,还仗着有点所谓的科研成果张牙舞爪。教育部老是号召教授要上基础课,苍白无力。20世纪50年代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教我们基础课的是最优秀的教授,不少后来都是院士。数学系一个系就有七八个院士,全给我们上过基础课,无一例外,这是最优良的传统。所以我认为,一个大学的建设,一流的教师必须上课,当然不一定上基础课,因为有很多因素。但是必须上课。不上课,不是用教务处的条文来卡你,而是大家看不起你,不上课的老师没有责任感。中国当代大学的一大危险,就是为了评估中的一些指标,搞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几个特殊人物,不搞教学,只搞科研,拿好处,苦力是人家的,好处是这些人的。美其名曰加强学科建设,实际上是败坏一个大学。

  教学第二点,我认为要贯彻我们过去常说的精讲多练的原则。我们往往忘记了“练”这个字。记得“文革”时,1968年,我被分配到洛阳农村教中学。1969年,又把我们这一伙人都搞到军垦农场去种地,抓“五·一六”。在那里认识河大(那时叫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一个毕业生,他告诉我说,他进校时有个姓钱的教授(是系主任)训话,说“中文系的学生,在这四年里面唐诗得背多少首,宋词得背多少首”等等。我当时听了大为感慨,这就是基本功。基本功有两类,一般基本功和专业基本功。练基本功这个东西不能太功利,但是它对专业发展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每年招600万大学生,600万大学生,不得了!这么多的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是个大问题,必须认真思考。你学这个专业,就业时从事的可能根本就不是这个专业。大学究竟是专业教育,还是素质教育?争论得一塌糊涂。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明确,是辩证关系,是专业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辩证统一。到了社会上就更是这样,学这个干那个,多了,古今中外全是如此。温家宝学地质,现在当总理;胡锦涛在清华学工科,现在当总书记。大学必须有专业教育,但是专业教育必须与全面素质教育相结合,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最后一个题目是科研。大学不能光传授知识,还得创新知识。科研的重要意义在于创新知识。我们老是传授知识,知识就会越来越少,知识必须增值,所以科研是非常必要的。

  科研人才引进恐怕是每个大学领导都视为命根子的。引进一个好的人才,学科建设往往就自动化了,把他往那里一放,那一个学科全活了,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校曾经引进了霍裕平院士,他来郑大前在中科院合肥分院工作。他父亲50年代曾经是郑大的副校长,抗战时在西南联大当过杨振宁的老师。他母亲希望到郑州来养老,他是个孝子,当然我校做了一些工作,所以他就来了。我们本来物理系快不行了,远远不如河师大。中科院物理所有个老先生叫黄涛,曾经面对面地对我说,曹校长,你们郑大的物理不如河师大的。必须承认,当时河师大的物理搞得非常好,郑大的物理已经开始走向衰落。但是,霍裕平先生一来,叽里咔碴一整顿,什么都拿到了。哈佛大学常常派出一些星探,到全球调查,哪个专业哪个人是顶尖的,想法就把他挖过来。所以哈佛大学总能在一批重要学科中保持全球的优势和领先地位。它有几个王牌专业总是拥有全球最优秀的学者。贵校有像李校长和杨承训先生这样的顶尖高手。人们一提到他们的名字,就对贵校肃然起敬。一个学校,像这样的高手不可能多,但是也得有几个镇得住阵脚的。更要紧的,要在我们的年轻人里面培养顶尖高手,因为顶尖高手生下来时都是婴儿,总是后来成长起来的。所以创造一个好的人才成长环境是重要的。

  对研究者的培养,第一是基础,永远要打基础,不能说我是博士了,就不打基础了。科班的基础训练是极其重要的。在当代社会的环境中,学者们总是或多或少地不断进入新领域甚至转行。在剧烈竞争的条件下,当代的研究者们都成了蝗虫,这个领域有戏,都趴过来一下子吃光。事实上,任何领域中的研究资源总是有限的,任何题目做到一定时候就做完了,没有东西可做了。所以好的研究者一定要有转领域、转行的能力。否则一个领域被吃光了就失业了。第二是眼光,必须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有很好的把握,必须对科技史,对本行业、本课题的历史发展,对全球的动态有很好的把握。第三是原动力,要一点干劲都没有,就不行。是不是有决心,有没有选择课题的能力,都非常重要。我校有个教师,成天揣个小本本,把最要紧的题目记在上面,废寝忘食地思索。后来硕果累累。此外,研究的效率,团队精神,领导组织能力,我想这都是研究者,尤其是带头人的一些必要条件。

  科研中要抓住课题和立项。我们现在评职称要求有论文。脱离项目的论文,坦率地说没有意义,就像考古学中,脱离了地层的文物没有意义一样。同样,我们的论文一定是完成某一个科研项目时系统探索的成果。科研立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每个人必须有立项。现在一些有眼光的导师已经在开始培养研究生学习写立项报告了。写立项报告首先要找课题,准备做什么?哪个是社会需求、学科发展所需要的?这是每个人脑袋里面永恒的主题,永远要想做什么课题,而且永远有一堆课题放在那里,哪个成熟了就去抓它。一个系主任、一个学院院长要帮助教师选择研究课题。有了课题以后,首先要对它的发展史,对它的当前动态开展研究。然后,对课题中的关键问题和难点进行考察。最后是课题的可行性分析。一个人应该有好几个课题。虽然还没有立项,但是每个课题的初步调研材料都分别存放在电脑中,包括历史动态、关键问题与难点、可行性等的初步分析,不断思考、补充,成熟了就考虑进入立项。

  立项报告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项目的外延,一部分是项目的内涵。我们过去写立项报告比较注意写内涵,忘记了外延。所以别人一看报告,满篇术语,看不懂。而立项干吗呢?首先是要钱。如果申请立项者写的东西投资者都不懂,就坏事了。给我很深印象的是在香港。香港沿用英国制度。我曾经在香港浸会大学有个研究项目,我唱主角,写结项报告时,有一个要求让我很震惊,要求项目完成者必须针对layman写一段描述。我一下就明白了,是要让外行(包括投资者)了解项目成果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后写论文,写立项报告,一定要有两个内容:一部分写它的外延,一部分是内涵。外延是写给非本行专家看的,写给投资者看的,要大家都明白。我们往往不注意这一点,当然贵校的学科,应用文科,社会科学,这个问题少一些,但是也存在。在写论文中情况类似,引言中的一部分,尤其是摘要,是写给外行人看的,摘要如果文绉绉的,满篇术语的话,别人受不了。摘要里面最好少用专业术语,多用通用的语言,任何领域都是这样,尽量用大家明白的语言。

  我觉得重要的是每个人必须有几个立项报告存在电脑里面,我们可以不拿出去。每一个立项报告都可能要长期修改,多次修改。此外,即使已经立项,完成了研究和结项,往往还要进行后续研究,还要拿下一个项目。所以要不断修改,哪个成熟了,就整理好往上递。那么申请项目呢?我是国家自然科学数理组的评委,我知道,现在国家科研资金投入非常大,就发愁没有好的项目。同时,一个项目,一定要鼓励大家多报几次,今年不行明年再报,不丢脸。报项目本身,就是让专家了解你的项目,很少有人第一次报项目就能拿到,总是报几次,这是立项。让同行了解你,这很重要,要多参加学术会议,要多与国内外学者交流,要让大家了解你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

  接下来是研究,马克思说了,“研究必须全面占有资料。”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都是必要的。郑大有个教外语的老师叫赵明华,后来到了伦敦,改行去念经济去了,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的所有制”。我们知道,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所有制变革全球关注,因为我们是共产主义国家,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我们只有公有制。突然中国政府要搞私有制了,将带来重大的变革和机遇。所以英国好多学者就立项来研究中国的所有制。我问赵明华,你怎么研究?她就说了一点,指导教师要求她回国做200个interview(访谈)。她说写化学论文要做多少个实验,并且要求实验是可重复的,可对比的。她说我们搞社会科学的,interview是搞研究的基本依据。所以她为了调查所有制,拉了一个采访单子,调查国有企业的,私有企业的,调查破产的。这让我非常震惊。从那以后我就对郑大搞社科的老师说,你们的论文有没有interview,没有恐怕不行,就是访谈录。访谈录是原始记录,访问谁了?什么情况?那就跟化学系的实验记录一样。化学系更改实验记录就是作弊,要处分的。同样我们的访谈录,到社会做社会调查,就像化学的实验记录一样,要真实,不能作弊。这是社会实验室。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如西方,因为西方强调证明,我们不强调证明,往往主观上说说而已。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客观起来,我们的媒体,我们的研究,很多是搞访谈了。我们要走出去,要搞大量的访谈录,要搞统计资料,因为这是源泉和依据。

  哈佛大学最有影响力的是它的商学院,那里最基本的教学手段是案例教学,那是非常生动的教学手段,指导教师要有极高的水平。收集案例绝对重要。我们的每个研究机构,都要建立数据库,数据库有多少案例,就说明这个研究机构有多高的科研水平。我们每一个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你研究这个题目,你究竟收集了多少案例?你参与了多少案例?如果你没有这种积累,你老是浮在上面,你没有源,只有流,你就走不远。当代中原地区经济和社会迅猛发展,我们要勤奋,要玩命地深入实践,收集案例,然后进行分析,这是我们研究的基础。

  我们要逼着老师去参加会议,逼着老师出国,逼着老师提高语言能力。外语的驾驭能力非常重要,当然中文更重要。我喜欢背唐宋诗词,尤其是宋词,像辛弃疾的作品,很震撼。因为北宋、南宋都有深刻的民族危机,写出来的东西气势大不一样。我跟学生讲,你们没有专门学过古汉语的语法和词汇,但是有些古代诗词你们非常喜欢,没有它几乎“活不下去”。我问他们,有没有英语的诗或者文章,非常喜欢,你不背背就觉得活不下去?没有,大多数学生没有。这就是差别。我们要把学古汉语的方式,移植到学习英语上面去。我有一次见过一个德国人,他能够背杜甫和李白的诗,而且他汉语口音比我好,我有长沙口音,他能说很标准的北京话,更要紧的是他能背李白的诗。我非常兴奋。于是我就背海涅的诗,用德语背。后来我们两个就成为莫逆之交了。这是学习语言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背那种语言中最动人的诗。这很容易,因为它很舒服,很容易进入角色。像英语,你要不背罗伯特·彭斯的诗,不背华兹华斯的诗,你英语学着就没有味道了。记得我小学高年级,是1950年吧,我姐姐已经上初中了。她们学英语,我们小学还没有学。我姐姐背的那些英语儿歌,我闹着玩时就背会了,感到新鲜。例如其中一首,标题是“星星”,中文意思是“我有一个小妹妹,她在那儿偷看。她在水里走的时候,很深很深很深,她在山上走的时候,很高很高很高。可怜的小妹妹啊,她只有一只眼睛。”这种儿歌没有难度,却很动人。人文产生永恒的魅力,产生原动力,真是不可思议。真应该提出一个口号,就是“回到幼儿园”,有点童心。保持童心,老老实实做简单的事情。

  最后谈谈关于教学、科研、学科、学校、教师等各色各样的评估。评估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中国的评估已经泛滥,走向了一种怪胎,走向了巴结,走向了腐败,走向了莫名其妙的东西。其实最要紧的是我们对自己的评估。对教师而言,真正到位的评估,来自同行,来自学生。别看学生不说话,他们把老师的本事,把老师的“五脏六腑”全看透了,但他们不说。同行也看清楚了。媒体的评价往往只是外在的。

  我今天讲得不是很系统。当了几年校长,恐怕失败的教训是更多的。当时只有一种信念始终激励我,就是一定要把我们国家教育搞上去,把大学的水平搞上去。

  本文系作者2010年10月19日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讲演的录音整理稿。

  (作者为郑州大学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