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近代思想家、学者

    摘要：自杀流行的社会，一定是一种苦恼烦闷的社会。自杀现象背后藏着的背景，一定有社会的缺陷存在。

青年厌世自杀问题

自林德扬君自杀，一时论坛对此问题颇有所讨论。因此，我也把我近来对于青年自杀的意见写出来和大家商榷。

我于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有几个要点要预先声明。

第一，自杀的情形因各个事件而有不同，我们不能够泛就自杀而下笼统的判断。我们应该分别自杀的种类，个别的论断他的是非。

第二，自杀流行的社会，一定是一种苦恼烦闷的社会。自杀现象背后藏着的背景，一定有社会的缺陷存在。

第三，我们应该承认一个人于不直接妨害社会，迷惑他人的范围内，有自己处决他自己的生命的自由权。

第四，我们只能批评自杀者的人生观，说他是或非，指导一般生存的青年向人生进路的趋向，不能责备自杀者的个人，说他道德不道德，罪恶不罪恶：惟因自杀直接予人以迷惑，予社会以妨害的，又当别论。

把这四点认定，才可论青年厌世自杀问题。

本来自杀是人类生活特有的现象，人类以外的动物，不发生自杀的现象，因为自杀是智慧的结果。野蛮人多有不了解自杀是怎样一回事，牙岗人和安德曼岛的土人，看见白人有在他们部落内自杀的，他们一定想是被别人杀的，嘲着要大索犯人。你若向中部澳洲的土人说自杀的事，他一定说你是说笑话，万不相信。可是这也有例外，那康甲卡人和赫士人又有胡乱自杀的倾向：媳妇因为婆母不吃他做的饭，也自杀；老年人因为身子衰怠，也自杀；小姑娘脸上一发赤就得严加监视，直到伊全然忘记了伊害羞的事而后已。加冷人晚间饮酒的时候，夫妻有三言两语的不合，明朝夫或妻必有一人在树枝上自缢。这或者是因为这些人种生理上、心理上，或他们所住的地方地理上、气候上有特别的原因。大体看来，智慧多的人容易自杀，自杀的现象多盛行于教育阶级、智识阶级中。那有关于自杀的名著的意大利人摩塞里，曾于意国发见自杀最多者为从事科学文学的人，百万人中有六百十四人，其次就是从事国防的四百零四人，从事教育的三百五十五人，从事行政的三百二十四人，商人二百七十七人，司法官二百十八人，医师二百零一人，从事工业的八十人，从事原料制造的二十五人。法国亦然，奴婢八十三人，商人及运送业者九十八人，原料制造者百十一人，工业家百五十九人，从事所谓自由职业的五百十人。其余统计家所得的结果，虽也有与此不同的，但自杀在生活状态简单者最少，与生活状态复杂的程度递加，几乎是一个普通的原则。

文明进步的结果，生活状态愈趋于复杂。人类的生活，去原始的自然生活、劳动生活日远，而偏于耗用脑智精神，因而过劳；又因生活上的欲望增高。内容扩大，往往招来失望和灾难；所以自杀的激增是十九世纪内各国普遍的现象。我们可以说自杀是十九世纪的时代病，我们可以说十九世纪是“自杀时代”！

意大利人摩塞里著有《自杀论》。他说：十九世纪间，欧洲各国的泰半，不但自杀的数都是增加，而且增加的比例略同。法国由千八百二十六年至千八百七十五年五十年间，一年自杀的平均数，由人口百万中五十四人升到百五十四人。普国由千八百十六年至千八百七十七年，由七十人分升到百七十三人五分。日尔曼和奥大利增加更甚。惟有英国和挪威不见增加：英国每百万人中平均在六十五人左右，挪威由八十人降到七十人，这是一个例外。

日本近年自杀者的增加，尤为可惊。据他们警视厅的调查，就在他所管的地方，东京市十五区与六郡八岛的自杀者，明治四十三年人，四十四年一一五七人；大正元年一二六八人，二年一三一二人，三年三八九人；——合计自杀既遂者和未遂者——全国合计起来，明治四十四年一万零七百五十三人，大正元年一万一千百二十八人。

中国全国的自杀统计，虽然未必精确，然亦可以看出增加的趋势。各省的统计表，我还未搜集完全，暂且不论。但据内务部的《内务统计》京师人口之部和京师警察厅的《京师警务一览图表》里面所载北京内外城自杀的统计：前清光绪三十三年，男四十六，女三十四，合计八十人。光绪十四年，男五十三，女三十七，合计九十人。宜统元年，男五十九，女三十四，合计九十三人。宣统二年，男三十九，女二十二，合计六十一人。宣统三年，男五十八，女三十二，合计九十人。民国元年，男五十，女三十六，合计八十六人。民国二年，男女合计八十三人。民国三年，五十四人。民国四年，男六十八，女四十二，合计一百一十人。民国五年，自杀已遂者男五十五，女三十，合计八十五人；未遂者，男四十，女五十七，合计九十七人。民国六年，自杀已遂者，男九十三，女三十三，合计一百二十六人；未遂者，男四十六，女三十八，合计八十四人。亦足以证明自杀者增加的趋势。

普通说，夏季是“自杀季节”，因为太阳的光线刺激人的神经，挑拨人的感情，足以扰乱人心的安定，使人的心理上精神上起一种变化。在这个时候，凡是生活上失意的人，绝望的人，或是对于人生问题怀疑的人，对于社会现状苦闷的人，往往被诱到死路上去。近来生活困难的结果，年关也成了生活上的生死关头，也成了一种“自杀季节”，不过这是由人事的关系发生的，不是由自然的影响发生的。这“自杀时代”诱引人逼迫人上自杀的途径去，也和“自杀季节”的诱引与逼迫一样。因为十九世纪末年的世界，已经充满了颓废的气氛，物质文明渐渐走人死境，所以牵着人也到死路上去。各人生活上塞满了烦闷，苦恼，疲倦，颓废，失望，怀疑。青年的神经锐敏，很容易感受刺激，所以有许多的青年，作了“自杀时代”的牺牲。

自杀的原因不一，所以自杀者的类别也不同：有因犯了罪恶愧侮而自杀的，有因穷饿所迫而自杀的，有因失恋而自杀的，有因殉情而自杀的，有因家庭不和而自杀的，有因考试落第而自杀的，有因社会政治不良而自杀的，有因职务上不能如意执行前自杀的，有因神经失常而自杀的，有因避病苦而自杀的，有因哲学上对于人生起了烦闷怀疑而自杀的，有因坚持自己的主义信仰保全自己的人格名誉而自杀的，有因宗教上的迷信而自杀的，有因外界自然的诱引，或受他人的暗示(模仿)而偶然自杀的。这些样的自杀，个别的原因虽然不同，而时代文明与社会制度的缺陷，实在是他们的根本原因，共同原因。社会制度若是没有经济上的不平，不会发生因穷饿而自杀的人。社会制度若是不迫人犯罪，不会发生因愧悔而自杀的人。若是婚姻制度没有弊病，不会发生因失恋殉情而自杀的人。若是家庭制度有解放个性的精神，不会发生因家庭不和而自杀的人。若是学校制度、教育制度没有缺陷，不会发生考试落第，或因课业过劳患神经病而自杀的青年。若是政治制度明良，不会有因愤世，或因不能自由执行职务前自杀的人。就是病苦的人，也与日常生活的安与不安，很有关系。就是那些因哲学上对于人生起了怀疑与夫那些为主义、信仰、人格、名誉甘愿牺牲而自杀的人，也多发生在黑暗社会里，或黑暗势力的下面。千八百五十年顷的俄罗斯专制的黑暗势力，把人民的生活趣味，完全遮断。社会一切现象，都呈出死气。那里的文学家，只有讴歌“死”、描写“死”的庄严、“死”的美善。那时的青年，只有“死”、只有自杀是他们的天国。就有不自杀的，也没有什么生趣了，这就是一个显例。至于模仿的自杀，也多发生于自杀流行的社会。为自然诱引的自杀，也多发生于怀有隐痛的人。看那日本的青年，自从叫藤村操的一位青年，因哲学上的怀疑投入华严泷以后，投华严泷自杀而死的年以数十计。警察设种种方法防阻自杀的人，终不奏效。这一个景致绝美的瀑，几乎成了“死之瀑”，成了日本人的唯一死所。其他投入浅间山喷火口，或在富土山巅自杀的青午，尚在接踵而起。请问这些青年，全是模仿藤村操的么?都是为湖光山色所诱引的么?他们自杀的原因，模仿，诱引而外，果然没有生活上的苦痛么?我想往那里去的人，去时虽然未必有自杀的决心，但是在那里自杀的人，生活上未必没有可以供他自杀的隐痛，不过加上一层模仿与诱引，更容易促他实行就是了。这样看来，与其说自杀的行为是罪恶的行为，不如说自杀流行的社会，是罪恶的社会；与其责难自杀的人，不如补救促起自杀流行的社会的缺陷。志希君论林德扬君的自杀标题曰：《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盖含有沉痛的意义！

各宗教对于自杀的是非观，亦有不同的地方。回教以自杀为逆神的命令，比杀人的罪更重，故教中悬为厉禁。耶教戒中，有禁杀一条，不但禁止杀人，并且禁止自杀。儒教有“身休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匹夫匹妇，自经沟渎”的话，大概也是反对自杀。佛教于一定的事情，许人自杀，但通常都以为自杀者，死后受惨苦，是前世的罪孽。惟波罗门教因有死后灵魂可以祟敌的信仰，故认因为复仇而自杀为勇敢行为。

哲学家对于自杀的意见，也不一样。康德以自杀为轻蔑存于人中的人道。菲西的以欲保生命，欲生是吾人的义务。海格尔以人能左右自己的生命的权利为绝大的矛盾。所以自杀是一种罪恶。陶马士·穆阿主张人若罹不治的病，很以为苦的，得牧师或长官的同意可以自杀。但牧师或长官须照自杀志愿者的志愿与病状，务求合于他的希望。美国某州已采取此说，公认罹不治难医的病的，可以自杀。柏拉图说，不可非难因苦运命或难堪的耻辱而自杀的人。耶比邱拉士说待死与自杀孰宜，不可不加以考究。这是很有含蓄的话。

关于自杀的道德观，又因国因民族而有差异，在东洋牺牲个性的消极的厌世的静的文明，多可认自杀。有时认自杀为无上的道德。中国之旌表节烈，日本以切腹为武士道的要素，都是例证。在西洋保存个性的积极的乐天的动的文明，多否认自杀。以自杀者为犯了罪恶，认他是杀人罪的被害者，同时又是加害者。英国以前不许自杀者葬普通的坟墓。

中国自潘宗礼、杨笃生、陈星台相继蹈海而后，各处青年厌世自裁的，渐渐有了。民国二三年顷，湘中少年有因外交失败而自杀者，我当时适在日本，曾致书《甲寅》，与章行严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我以为少年不应百杀，应该留此身以为奋斗之用。行严先生复书颇有几句沉痛的话，他说：“吾国之所大患，亦偷生苟容之习而已。自杀之风果昌，尚能矫起一二”；“匹夫沟渎之言，乃先民半面的教训，古今几多冯道、吴广之辈，依此以藏其身”；“无自杀之决心者，未必即能立效命之宏愿。往者曾涤生败于靖港，愤投湘江，吾家价人负之以起。负之以起，非涤生所及料也，尔后成功，即卜于此”；“今吾国之所患，不在厌世而在不厌世。有真厌世者，一方由极而反，可以人世收舍己救人之功，一方还其故我，与浊世生死辞，极廉顽立懦之致。”如今思之，他的话实含有至理。中国社会，到了今日黑暗算是达于极点。中国若有血气有理想、有精神的青年，对于这种黑暗的社会，没有趣味的生活，当然不满意、失望、悲观。将来青年的理想，日高一日，这种不满意失望、悲观，也必日多一日；青年厌世自杀的风，恐怕也日盛一日。我们对于这种自杀而死的不幸青年，当然要流几点同情的热泪，因为他们实在不是醉生梦死的青年。然而对于他们的自杀，终不能不抱一点遗憾，因为他们只知厌倦卑污的生活，不知创造高尚的生活，他们只知道向死里逃避旧生活，不知道向死里寻找新生活。我希望活泼的青年们，拿出自杀的决心，牺牲的精神，反抗这颓废的时代文明，改造这缺陷的社会制度，创造一种有趣味有理想的生活。我们应该拿出那日本人情死的精神，与我们的新生活相抱合，任他是车轮，是白刃，是华严泷的水，是喷火山的火，我们也要前进，与我们理想的新生活握手。我们断断不可只为厌世，为生苦而不怕死，应该为造世为求乐而不怕死。

由此说来，青年自杀的流行，是青年觉醒的第一步，是迷乱社会颓废时代里的曙光一闪。我们应该认定这一道曙光的影子，努力向前冲出这个关头，再进一步，接近我们的新生命。诸君须知创造今日的新俄罗斯的，是由千八百五十年顷自杀的血泡中闯出去的青年。创造将来的新中国的，也必是由今日自杀的血泡里闯出去的青年。我悯吊这厌世自杀的青年，我不能不希望那造世不怕死的青年！我不愿青年为旧生活的逃避者，而愿青年为旧生活的反抗者！不愿青牛为新牛活的绝灭者，而愿青年为新生活的创造者！

 

本文来源：《新潮》19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