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1952年2月13日——）现代作家。代表作《目送》《野火集》《亲爱的安德烈》。
人文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三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我说的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文学——让你看见
为什么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
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鲁讯的短篇《药》，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近乎疯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么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么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着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分子，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后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祥林嫂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粗鄙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三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三个不同的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活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了现实背后的纵深，那么，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于“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么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
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事实上没有一个是完全的现实，两者必须相互映照、同时存在，没有一个孤立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我们如果只知道有岸上的白杨，而不知道有水里的白杨树，那么做出来的价值判断很可能是一个片面的、单层次的、简单化了的价值判断。
哲学——让你认识
哲学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的。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斯尼乐园里走那么一个迷宫；进去之后，足足有半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的本能，不知怎么地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彷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近些年来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后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往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于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么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么意义；他既不清楚来时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历史发展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于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那么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着走出迷宫。
史学——让你知道
我把史学放在最后。历史对于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预测未来，这话已经说烂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玫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干草，真正枯萎、干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干掉，枯干如沙。把它藏个一年两年，然后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这一团枯干的草，用一个大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么样了。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还不是颜色。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干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
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的时候，刚好我们一个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疯狂地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
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地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嘛呀？我愣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说，地衣美，美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于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
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于任何东西，现象，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不认识过去，不理解现在，不能判断未来，一个政治人，你又有什么资格来领导我们？
对于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四十岁之后，才发觉自己的不足。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的芬芳的玫瑰。四十岁之后，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么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判，而在于：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情在更大的坐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坐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
了解这一点之后，对于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的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以后，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后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后又是另一回事。
然后你也相信过，什么叫中国，什么叫中国国情，就是专制，两千年的专制。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中国是专制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后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后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么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哪一段呢？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么意义呢？
自己进入历史之后，你纳闷：为什么这个社会给了你那么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他们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哪一个国家的餐厅里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账。”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么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
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化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战后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侍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后，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好，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在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韩非子《五蠹篇》。
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禅让是多么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后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禅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利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予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么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之后，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后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于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然而这个标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毋宁是困难的，因为长期政治动荡与分裂造成文化的严重断层，我们离我们的原典，我们的谱系，我们的历史，非常、非常遥远。
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在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座，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么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特定的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独立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