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
人逾中年，心脏难免有些毛病，一个好朋友最近便因这事走了趟医院，并且是全国知名的专科医院。好不容易约了主任大夫，没想到这位大医师一进来问的第一句话不是“你怎么样了”，也不是“你觉得不舒服多久了”，而是“你有什么关系”。还没来得及回答，忙碌的主任医生便立刻补充说明：“不是直接关系的话，我不看。”
在我看来，这位大夫的“你有什么关系”，可真是十分中国的一句话。在这样的社会里头，一个人就是某个人的子女、某个人的父母、某个人的配偶、某个人的表哥、某个人的学生、某个人的上级、某个人的朋友……除去这种种身份联系和人伦网络，他几乎什么都不是。我们怎样对待另一个人，也取决于我和他在这个关系网络上的相对位置，近一点便亲一点，疏一点便冷淡一些。
本来这也是很正常甚至很普世的一回事，恐怕举世皆然。只不过我们中国人还会把它安放在制度的层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行当都因这种关系思维而有了各自该有的“样子”。当官的就该有当官的样子，但他在做儿子的时候便该对父亲表现出一个儿子的样子。那么，一个做医生的人又该有种怎么样的行为规范和表现方式呢？
当一个医生见着病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有什么关系？不是直接关系的话，我不看”时，我们一方面或许会觉得这很自然，因为它符合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可另一方面，我们又可能会感到很不对劲。为什么不对劲？因为我们通常又以为，一个医生该有的样子是“生命之前，人人平等”，他不该以病人和他的关系之远近来判断他要不要诊治这位病人；更何况这还是家公立医院，是个以纳税人和国家收入来支持的国家建制。
既然这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大家都相信公共制度不能理会个人的身份和关系，那为什么一家公立医院的主任医生会不假思索地便问病人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们还都好像感到十分正常呢？
我常常说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缺乏常识，而是常识的矛盾；不是价值的虚无，而是价值观念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断裂。朋友看病的故事，只不过是这个状况的又一例证罢了。它的形成，其中一个原因是制度设计并不真的符合它所宣称的理念。再具体且直白地讲，它宣扬平等，但反而在实际上推行且固化了另一重要身份的网络。自延安时代开始的干部等级配给制，现在已经变成了覆盖全面的身份体系。如今我们中国人看人，看的不只是他是谁的儿子、谁的爸爸、谁的同事，还要看他是什么“级别”。又或者你没有“级别”，但你的爸爸、你的儿子和你的同事有“级别”有“身份”。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那位医生所说的“关系”和“直接关系”了，他当然不是在问你是不是他儿子，他的意思是你是不是某个有“级别”有“身份”之人的“直接关系”；而那个“级别”还必须够高，“身份”必须够大。一方面他好像违反了大家的常识，另一方面却又很符合提炼自现实的常识。因为我们的公立医院真的会讲究身份差异，并且是在物质层面上讲究。曾经传说一时的“八成公共医疗资源用在干部身上”就不用说了，尽管官方后来说它不符实情，可始终说不出“实情”是什么。就看媒体拍到的吉林白求恩医院的高级病房，那简直是星级酒店的行政大套房。吊诡得很，这家公立医院还叫做“白求恩”，一个真正无视身份差异的国际共产主义者。还有比这更能说明眼下中国的吗？
大众传播
某夜，北京有个喝醉的老外公然在路边侵犯一名女子，争闹声惊动了道旁商户，于是大伙见义勇为，奔来拦住了他，交给警方查办。事后，报纸采访这些好市民，其中一个店家告诉记者：“一开始我以为是夫妻吵架，于是就想出去拍热闹，走近一瞧才晓得是怎么回事。”读到这段，我不禁顿了一顿，“拍热闹”？什么叫做“拍热闹”？这位先生是不是想用手机拍下人家夫妻吵架的情况呢？拍了之后，他又会不会像今天许多网民那样，顺手把他拍到的片段传到网上？我很好奇，他有没有想过“拍热闹”也好，“分享热闹”也好，这都很可能是侵犯了人家的隐私，也伤害了人家的尊严？
我无意苛责这位先生，恰恰相反，我很佩服他的正直与勇气，毕竟见义勇为可是当今稀有的德行。更不要以为我不赞成大家随时随地利用手边便利的电子工具，记录所闻，传播所见，恰恰相反，“人人都能做记者”可是我怀抱十多年的梦想，因为再独立再自由的媒体也难免有盲点，更别说受到政府和市场宰制的传统传媒了，而“公民记者”则是扩充视野突破局限的可能。
传统新闻媒体掌握了定义新闻的权力，它可以判断什么算做新闻，什么不算；而它用以判断的标准往往是很可疑的。所以我们期待每一个人都能做记者的时代，期待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和权力去发布他们看见的事实，让我们知晓新闻定义之外的新闻。
忽然，这个时代就好像真的来了。非洲某国内战中的童兵影像传遍全球，欧洲某个商界明星的内幕交易遭到曝光，中国某个官员腕上的名表被人起底。同时，我们还看到了某城的公交售票员美得堪称“中国最美售票员”，某个名人躺在泳池边晒太阳的艳照，又或者是一对夫妻站在马路边上吵架的经过。新闻的范围果真大了许多，只是有点大到侵犯常人隐私的地步，大到了我们未必可以欣然接受的程度。
传统新闻媒体发展了这么多年，任何国家的报刊电视多少都会养成一些默契，并且依此训练从业者，要求他们不得逾越某些界限。那些界限不一定只是政治的，而且更是伦理的。报道强奸案，多半不可刊登受害事主的详细资科和照片，以免人家的人格遭到二次伤害。新闻固然可以监督权力，但它也可以伤害常民。在满足民众知情权的前提底下，传统媒体也该慢慢懂得知情权与好奇心之间的差异。民众好奇的东西不一定是他们有权知道的事情，例如一个性侵犯受害者的身份。
然而这几年大家却能在网上看到不少性犯罪的细节，有些人还能议论“那个女的又老又丑，怎么会想要强奸她”。拍摄和上传这些资讯的网民有没有想过这么做的后果？他们有没有发现自己手握便利的电子记录工具，拥有推特、脸书和微博等仿如媒体的大众平台，其实就已经是个公民记者甚至是个独家的新闻社？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没有反省过掌握这些工具平台就等于掌握了权力，甚至武器，因此就该负有相应的道德责任？
目前看来，在这个大部分人其实都应该是个媒体机构的年代，大部分人都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点。有能力就去使用，却无念及能力背后的责任。所以那位勇敢的北京市民听到外头有人尖叫吵闹，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拍热闹”，不用多想。想什么？想想看人家愿不愿意被拍；想想看这条片段要是传了出去，这对夫妻的尴尬；想想看要是他俩的亲友发现了这个场面，这对夫妇日后该如何自处。又说不定这对夫妇一向安和，只不过正好大吵过这一回，却在网络的世界里就此被定位在最恶劣的那一格画面。说不定你我都可能会像这对夫妻，终有一日也成了不情愿的新闻主角。
任何人都是新闻的供应者，任何人也都是新闻中的角色。这个时代才刚刚开始，要学懂其中的伦理规范和分寸拿捏，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彩券
不少人都买过彩券，少数人甚至因此一夜致富。但有更多人经年累月地买，偏偏什么奖都没有中过，只有倒钱出门的实际损失，没有幸运降临的意外狂喜。可是不论你是哪一种人，大概都会同意，赢输全是自己的事，因为赌博是你自己的决定。
所有彩券之中最重要的那一种，却是父母做的主，我们毫无选择的余地，又被迫从此形塑一辈子人生走向。这种彩券，就是我们的出生状况了。
有些人生下来四肢不全，有些人生下来智商超凡；有些人生下来五官模糊，有些人生下来相貌秀美；有些人的父母富可敌国，自小含着金钥匙长大；又有些人生在赤贫之家，从幼年开始就饱尝饥饿的滋味。这都不是我们自己的责任，结果却要我们承担。你说这公平吗？当然不公平。可是没有办法，要是我生来又丑又弱能，家中一贫如洗，我也只能暗叹一声运气不好了。
还好现代国家的根本原则之一就是公正，就算不求结果的一致，也得保证每个人的起步点平等。所以，我们才要立法消除各种各样的歧视，提供各种福利政策。我们不会剥夺富人的家产，但我们会通过各种税收转移他的财富，目的是不让他把资产一代又一代无条件地积累下去。我们不可能送一大笔金银珠宝给每一个穷人，可是通过公共资源，他们的孩子起码衣能蔽体，而且有书可以念。
简单地说，现代政府的任务之一，就是有限度地对抗命运的彩券，不要让人一生下来就差得太远。偏偏我们的政府不只不极力弥补出生彩券所带来的差异，反而还人为地强化它；不只不消除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距离，反而还用一套制度去维护大家起步点上的不平等。我说的就是户籍制度了。
在2010年的“两会”召开之前，十多家媒体破天荒地发表了一篇共同社论，联手呼吁人大代表改革户籍制度。表面上看，这是重申人民的迁徙自由，实质上，它是一次根本的平等主张，使进城的农民工享有城市居民的待遇。
“农民工”是独特的中国现象，别的国家也有不少农村人口进城工作生活，可是他们并不等于我们的农民工。我们的农民工是城市大兴土木的主要人力来源，干尽了许多城里人不愿干的基础服务，成为城市正常运转的血脉。但从住房、医疗一直到子女的教育，他们几乎享受不到市民该当享有的待遇。这不是因为他们穷，而是因为他们的户口不在城市。而他们的人数十分庞大，在许多城市，“外来人口”甚至占去常住人口的一半。也就是说，每一座中国大城市，都在剥削大量活在城市但又不算市民的人。
印度的种姓制度之所以恶名昭彰，古代封建社会之所以为人诟病，就是把出生的状况当成最重要的分类原则，将人民被迫购买的彩券变成天经地义的社会事实。
户籍不单是一纸有关抽象身份的文件，它更是一连串的权利和实际福祉。在这个意义上讲，它就和产权一样，是种复杂的社会构成。如果不容许强制一些人永远贫穷，又为什么可以准许一些国民永远不能得到（或者极难得到）另一些国民拥有的权利呢？
没错，中国的农民至少还拥有一块宅基地，再不济也能种田糊口。相比之下，失业的市民就只能靠福利救济了，这一点向来被认为是户籍制度的基础。可是今日中国城乡差距如此之大，农民的土地被盘剥得如此严重，这个基础的概念早已不再合理，它的现实也早已日渐瓦解。
又有不少人从现实角度担心取消户籍制度的困难，担心城市消化不了忽然涌至的大批农民，甚至把现实上升为理念，辩称户籍制度保证了廉价劳动力，促进经济繁荣。技术上的困难当然存在，但不能在理念上失去方向与原则。假如把技术困难化装成原则，延续不合理的制度，那就无异于要政府放弃正义的本分，反而期盼它充当上帝，主动出手帮大家买一张出生前的彩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