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终究是一种私人化、个体性的选择与行为，无论读还是不读、读这还是读那，莫不如是。至少我个人的阅读就是，“我的阅读我做主”。话虽说得如此铿锵，但仔细想来，即便是“我做主”，在自己的阅读生涯中，至少又可细分为两类情况：一是没有明确目的或任何功利的泛读，二是有十分具体目的或明确功利的阅读。前者我称之为“率性的阅读”，后者姑且命名为“专一的阅读”。

先说“率性的阅读”。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职业阅读不好玩”的短文，说的就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持工作那些年的阅读。回想那9年多的时间，终审稿必须一丝不苟地硬着头皮读下去；为了解竞争对手，同行们推出的重点作品及市场上的热点作品也需要浏览；还有文学界写作的整体概貌同样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如此这般，自己的阅读至少4/5的时间不得不围绕着职业打转转，当时我曾经极端地说“见到稿子就恶心”，以至于3年前终于卸下社长职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是见了文学作品就绕着走。而与这种被职业“绑架”所不同的便是“率性的阅读”。此时的阅读不过是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想读就读，想读什么就读什么，看得下去多看几眼，看不下去掷之一旁便是，全凭兴之所至，率性而为，好不悠哉乐哉！“率性的阅读”看似随心所欲，其实不经意间也在走心入心。还是以我的文学阅读为例，以前“职业阅读”时，满脑子琢磨的就是这部作品的市场吆喝点在哪，首印数能有多少之类。现在读文学作品的绝对数量虽不及以前，但最近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认真读完的长篇小说就有迟子建的《群山之巅》、贾平凹的《老生》、阎真的《活着之上》、范稳的《吾血吾土》、严歌苓的《护士万红》、艾伟的《南方》、周大新的《曲终人在》、张者的《桃夭》、孙惠芬的《后上塘书》、路内的《慈悲》、关仁山的《日头》以及彭小莲与刘辉合著的《荒漠的旅程》等十余部。没有了“职业的压迫”，这些长篇小说读起来反倒十分轻松，带给我的艺术享受或遗憾也更加强烈与清晰。同样是在离开了“职业阅读”的时光，张曼菱的《西南联大行思录》、张伯驹的《烟云过眼》、朱家溍的《故宫藏美》、汪家明的《难忘的书与人》、吴建民的《顺势》、埃德蒙德·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约翰·穆勒的《功利主义》、亨利·罗伯特的《议事规则》、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罗伯特·谢伟思的《斯大林传》、戴维·罗特科普夫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弗雷德里克·马特尔的《主流》和里奥·汉德尔的《好莱坞如何读懂观众》等一大批“闲书”，才得以走上我的案头。这些书大多说不上特别经典，也基本不属于流行读物，很难说我是冲着什么去读这些书，也很难说读后有什么具体收获，但伴一杯香茗伏在案头，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的某一点说不定什么时候便会蹦出来为我所用，届时至少会免去一些“书到用时方恨少”的烦恼。

与随心所欲的“率性的阅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专一的阅读”。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人不可能总是率性而为，比如求学、比如工作、比如某件具体的事，甚至比如好奇、比如从众，都可能导致你不得不去读某一本书或某一类书。这样的阅读，骨子里当然是出于某种功利的需要，而要实现或满足那种功利，就不得不保持阅读的专一。它或许说不上快乐，但未必不受用。这段时间，因为职业的需要，我硬着头皮啃下了马化腾等著的《互联网+：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和阿里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从IT到DT》，不敢说就此彻底明了“互联网+”的前世今生，至少不像此前那样一片茫然了，这就是一种受用。同样是最近受人之托，我先后阅读了李向东和王增如合著的洋洋50余万言的《丁玲传》以及卜健所著洋洋70余万言的《国之大臣——王鼎与嘉道两朝政治》。前者是我所读过有关丁玲传记中材料最为翔实的一部，后者则不仅是王鼎的个人传记，更是一部嘉庆、道光两朝政治史、边疆史、军事史和文化史的总和。如果说受用，则绝非只是知识的扩充，更是让我坚定了一个信念：真学问和死功夫如影随形，绝非忽悠者所能为之。

由此看来，“率性的阅读”长于博，“专一的阅读”精于专，前者在延伸着人生的阅读半径，后者则聚焦于这条半径上的几个点或某几个小段，各得其所，孰优孰劣难以判之，但可以确定的共性就是四个字：开卷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