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它会生长，会发展；也会衰老，会死亡。文化，如果能够不断吸收新的养分，经常保持新陈代谢的作用，则古旧的文化，可以更新，即使衰老了，也还可以复兴。
历史上多少灿烂的文化，如巴比伦文化、迦太基文化、古埃及文化，在人类文化历史上，都像昙花般一现就销歇了，但也有若干文化，绵延不断，历久弥新，其间盈虚消长，是值得我们深长思索的。
大凡文化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内在的，基于生活的需要，人类有种种生活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不得不想种种方法来创造，来发明，这是促进文化发展的一个动力。另一个是外来的，基于环境的变迁，环境变迁多半是受外来的影响，这是因为四周环境改变了，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就不得不采取新的适应方法，人类如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就不能在这环境里生存。我们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因素总是交互影响的。
中国文化是少数古文化现在还巍然屹立的一枝。它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能不断吸收新的文化与适应新的环境。历史上较早的较显著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战国。
战国时候的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生存，不管王公大臣和国内人民的反对，毅然采取了匈奴的服装（胡服）和他们的骑射之术（骑在马上射箭）。胡服和骑射都是外国的东西。他的叔叔公子成对此大表反对。他说：“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则效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道，逆人之心，臣愿王孰图之也。”赵武灵王听了这席话，便自己亲自去向他叔叔说明。他说：“吾国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则何以守之哉?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略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高阝，微社稷之神灵，则高阝几于不守也。先君丑之。故寡人变服骑射，欲以备四境之难，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恶变服之名，以忘高阝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上面这段话，把公子成说服了。于是下令变服，习骑射。
胡服骑射的结果，中原出现了两种东西，一种是裤子，一种是骑射。中国人向来不穿裤子，裤子是从胡人那里学来的。我们推想大概在打仗的时候，要骑在马上射箭，没有裤子不大便当。骑射在战术上更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以前我们的箭是徒步的兵卒从地面发射的，也有站在战车上发射的。自从胡人那儿学得了骑射以后，战车便少用了，甚至于不用了。这是因为战车太笨重，在中原平地，没有山的地方，可以横行，可以打仗，但赵国（现在的山西）境内多山，战车在山里无法使用，所以非采取骑射不能抵抗敌人。从此以后，战争的方法起了革命性的改变，也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生存。
骑射引进以后，马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种工具，所以有“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之句。汉武帝在宫外好几千亩地里种苜蓿。天马是指西域来的马，阿拉伯古称天方，从那边来的马称天马。马要用苜蓿来饲养，所以要引进马，同时还要引进苜蓿。这时战车不用了，原来徒步的兵卒，现在已成了马上的骑士，从此军队的活动范围变得既广且远，运用也迅速了，因此战术便整个变了。
虽然胡服骑射是外面来的，但进来以后，就慢慢地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东西了。我们内部长期发展和适应的结果，到汉武帝时，中国已经繁殖了不少的马，战术也变得高明了，所以能把匈奴逐出去。
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国君，他一面发展中国的文化，同时发展军略，改进战术，文治武功，都极一时之盛。凭了新发展的战术，引军西向，把匈奴赶得远远的。历史上说：“匈奴远行，不知去向。”现在我们知道他们跑到欧洲去了，他们骚扰欧洲四百多年，结果把罗马帝国毁了。
所以外来的文化，如果能够采取适当，并适应本国的环境，是能够帮助解决本国问题的。进来之后，便成了我们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再经过相当时期的发展，便可以产生一种更高的新的文化。胡服骑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外来的文化，固然可以刺激本国文化的发展，而本国的文化，受了外来的影响，也可以更适应环境。如果食而不化，便不会产生像汉代一样灿烂的文化。所以最危险的事情是只以为我们自己的文化好，对外国来的瞧不上眼，这是很危险的事情。知识不够识见近，往往患这种毛病。譬如义和团的事情，西太后以至于北方一班老先生，恨外国的文化，用中国义和团的符咒、刀枪想打外国人，结果一败涂地。我们不是说外国来的都是好的。外国来的东西，如果不能适应中国的需要，当然不会采取。外国来的东西对于中国有好处的，是拒绝不了的。
譬如我们的音乐，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国乐，大都是从西域外国来的，如琵琶。胡琴、羌笛，好多乐器，都是外国来的。中国原来的音乐，只能在孔庙里听见。许多人都不知我们现在所称的国乐，是受外国影响很大的。唐代的各种宫廷音乐，大都是西域来的。现在日本宫廷里还代我们保存了一部分。我们中国人并不都是守旧的，我们一向很愿意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我们这个民族能够这样长久存在，原因就是愿意向外国学习。
又譬如佛教，是从东汉时起慢慢地进来的，到唐朝大盛。从东汉到宋朝（从2世纪到11世纪）经过八九百年的工夫，佛教变成了中国自己的思想，与中国原有的儒道两家思想一直共存到现在。等到北宋的时候，宋儒起来了。宋儒是我们原有的儒家思想受佛教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思想，它把中国自己原有的思想改变了。所以近人把宋儒叫新儒学。
现在我们讲新儒学。我们现在称宋儒明儒之学为新儒学。新儒学有两派：一派以我国原有思想为主，所受佛教思想影响较轻，这派叫做程朱学派，程指程颢、程颐兄弟，朱即朱熹；另一派以宋之陆象山、明之王阳明为领袖，所以称为陆王派，这派受佛教思想较重，所含我国原来的思想较轻。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陆王派对外来的佛教思想与中国本来的儒家思想是并重的。两派比较，则程朱一派较为侧重儒家思想一些，这是两派的分别。陆王一派到了明朝，佛教思想格外浓厚，这是受了禅宗思想的影响、陆王、程朱两派彼此互相诋毁，互相倾轧。陆象山曾作诗讥讽朱熹，他说：“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其实陆王与程朱两派，都同受佛教影响，不过轻重之分而已。
明朝末期，西洋耶稣会传教士来了，他们一面传布耶稣的教义，同时把西洋的科学也传了进来。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的传人，影响了清代的学风。有清一代，因为受科学的影响，考据之学，便成了清代学术的中心。
近代西洋文化的输入，初期是由日本转译而来，稍后才直接从西洋输入。自西洋文化直接从欧洲输入，中国文化就开始发生大变动了。这个大变动可以五口通商、割让香港作为起点。此后，外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都一起汹涌地进来了。中国所受影响，也愈来愈厉害。1898年戊戌变法，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想帮助光绪皇帝把中国彻底改革，实行西化，但因当时反动的力量太大，变法没有成功。到1900年（庚子年）的时候．忽然发生了一场反西化的义和团运动，他们想帮助清朝消灭外国人，所谓“扶清灭洋”，就是他们的门号。这事闯下了很大的乱子，从此以后，中国的国势，便一天不如一天了。
日本乘这个机会，用西洋文化来打我们，起初是甲午战争，我们被打败以后，便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此后日本又继续不断向中国侵略。到第一次欧战时，日本的侵略格外变本加厉。所谓的“二十一条”，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后采凡尔赛和会想把青岛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国内大表反对，学生反对得尤其厉害。这是一次纯粹的爱国运动。由这次爱国运动，导出了—次要求文化改革与社会改革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的思想，便起了极大的变动。日本一连串地侵略，我们一连串地抵抗。后来革命军北伐，国民政府成立，与日本的冲突愈大。到1937年，日本开始大规模侵略我们，等到袭击珍珠港的时候，日本人把世界各国都打上了。一直等到中国八年血战，才在同盟国共同协力下，把这个远东侵略国家打败了。
所谓中华民族，本来由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混合而成的。先秦时的记载中，就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称。居住在东部地方的叫夷，西部的叫戎，南部的叫蛮，北部的叫狄。这是我们历史上常常看见的名字，所谓蛮夷，所谓戎狄，都是异族的通称。这些异族，不但散居我们国境四周，而且还杂处在我们国境之内。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只能以文化为中心，来教育他们同化他们。春秋时候，所谓“诸夏而夷狄者则夷狄之，夷狄而诸夏者则诸夏之”，就是这个意思。所谓夷狄，所谓诸夏，不是种族的差别，只是文化的异同。夷狄而接受诸夏文化的，则夷狄也是诸夏；诸夏而采取夷狄文化的，则诸夏也变为夷狄了。夷夏之分，本来如此。后来内部慢慢统一，就成了一个华夏大民族，一个中国统一的民族。
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称谓，是我们初期历史对外来民族的通称。到了汉朝，凡从外国来的就叫胡，或称夷了。到了唐朝，外国来的就叫做番了。所以我们常常称自己为汉人，称外国人为夷人。唐朝时自己称唐人，称外国人为番子。后来我们把自己的国土称为中国，旁的国家称外国。所以汉与胡、唐与番、中与外，都是中国与外国之别。
这些夷狄与中国本土民族相接触，外来的文化与原有的文化，因接触而彼此吸收，外国文化，经过中国吸收，便变为中国文化了。我们前面讲赵武灵王吸收胡人的战术、胡人的骑射，到了汉朝便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战术。到了唐朝，吸收印度的文化，不但是佛教，还有从佛教带来的美术。印度美术含有希腊的成分，这是亚历山大征略印度边境时带来的，中国美术，尤其是雕刻内容都是深受影响的。外来文化的进入有两个途径，其一是由冲突与战争而进来的，其二是由和平的交往而进来的。因为战争而进来的像胡服骑射，因为文化交往而进来的像印度的佛教和希腊的美术。中国吸收了外国文化以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融合，就成了中国文化了。中国文化受它的影响，从此便形成了光辉灿烂的新的文化，这在历史上都是有史可鉴的。所以中华民族是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不是拒绝外来文化的民族。这是我们大家要知道的。能够吸收外来的文化吸收得适当，而且能够把它适应于中国，这是中国文化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以前我写过《西潮》，那是讲外来的文化所予我们中国的影响，现在我在这本《新潮》里，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因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自己所生的种种变化。我们从历史上知道，每次外来文化输入以后，经过相当时间，一定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这就是进步。
（本文选自关鸿、魏平编《现代世界中的中国—蒋梦麟社会文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