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敦康先生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老师70岁的时候一些朋友就有出个集子庆贺一下的意思，但终因得不到先生的认可而作罢。一晃10年过去，重提此事，先生态度依旧，但拗不过我们的坚持和师母的撺掇。于是我就给师友们发邮件，并最终编成了这本书。

　　也许我首先应该在这里给方方面面的朋友道声感谢――确实应该，但我心里真正想到的却不是这些，而是一种对文化和命运的陌生感。是的，陌生感。我记得开始时余先生的反应，“不要搞不要搞！说什么？有什么可说的？”我当时不是很理解，现在，在把集子编好交给出版社的时候，我有点理解了，就像理解古人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一样。先生说完无语的那会，我就想到了这样的诗句。

　　我感觉自己跟先生的关系比较特别。2008年社科院研究生院30年院庆晚会上，朱绍文和樊纲作为师生代表被邀请上台。主持人朱军问朱绍文：“您觉得您跟樊纲像是什么关系？”80多岁的老先生稍稍沉吟，说：“父子关系！”虽然老话说“师父师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但现代社会是商品经济，知识是产品，学费是价格，也逐渐成为事实和共识。我现在在高校教书，就经常在这两种定位间困惑游移。但在余先生这里，没有这个问题。

　　我跟先生初见是在1987年冬天的济南。当时有个全国周易研讨会，我作为硕士研究生帮忙会务。在参观李苦禅故居万竹园的时候，我跟先生碰到了一起。因为当时人道主义是热门话题，我对刘大杰、李泽厚等对魏晋玄学的一些论述比较有兴趣，又因为记得这位先生大会发言说到王弼时气势很足，就攀谈起来。记得当时他说自然和名教的矛盾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而我则遵从流行的说法是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先生很认真但并不生气。后来我就给他写信继续纠缠，他不仅不以为忤，还调侃说我们两个书呆子谈起学问来居然如此煞有介事。快毕业的那年，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招生广告，先生的名字赫然在列――我一直以为他是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的，于是就写信说我想报考，而我此前是一直没想过读博士做学问的。先生很高兴，说注意注意外语就行了。结果我外语过线，而其他成绩更是高得出奇。据孔繁老师女儿透露，阅卷的牟钟鉴老师还曾专程到时任所长的孔老师家推荐我这个考生。我猜牟老师很可能仅仅是履行余先生的委托而已，因为专业课试题就两个，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煞有介事讨论过的郭象。

　　师母不止一次地说起我像先生，像他年轻的时候。从每次去东单小平房请益时都给我做吃的，我感受到了这点；从有次在太湖学术会议上因我放言无忌惹恼了某教授，而某教授又是先生师兄并以此身份对先生啧有烦言，因此先生在大庭广众对我大声呵责，我也感受到了这点。

　　除开那次骂我，我只能打落牙齿肚里吞，在平常我们师徒间不断发生的争论中我可是睚眦必报、未遑多让的。我很愿意将此宏大叙事比作两代思想者的相遇；这是我们关系的另一层面。相同的是气质、关切，不同的是经历、学术范式。我把文章给先生看，他总是青眼有加，而他老人家不耻下问地把稿子给我看时，我却经常是大言不惭提意见。他总是问我“你办《原道》，原出个什么道了没有？”好像道是个概念或命题。开始还有激励的意思，后面就颇有些不满了。我反问他：“您自己呢？”他开始是说冯友兰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后来又提出自己的“中和”二字。我想起李泽厚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不过他只是想引出自己的结论，我顺杆子捧哏，他就抖出“巫史传统”四个字的包袱。他们是一代人，对道的理解有一致之处。而我理解的道则是不可说的，只是一种追问和阐释的对象。这是黑格尔与现代哲学的区别；知识论的与价值论的、理念论的与历史主义的区别。

　　另外印象深刻的一次是他写玄学，虽然他挺重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但总脱不了有无本末的概念框架，我说这文章只是从汤用彤先生那里迈出了半步，“应该乾坤大挪移，从自然名教关系理解本末有无，政治而不是什么哲学才是玄学的主题”。先生有点生气：“汤先生是我的老师，你以为我像你啊――欺师灭祖！”呵呵，喝酒喝酒。

　　这个问题实际跟我们1987年的讨论联系在一起。不过我已经不再扯什么理性感性了。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实际是在先生的指引之下确立了玄学作为政治哲学的定位，但感觉理想与现实虽然可以把政治哲学内涵很好地导引过去，但这种表述可能还是有点问题。一是这个词本身不严密，不是描述而更像评价――所谓的理想具体是指什么呢？第二，如果是理想，那就隐含着一个更大的问题：政治是利益和权力的博弈，只有通过这个关系才能进入社会语境，才能获得正义或道德的具体把握。而理想则意味着对这种关系的终极解决方案。这样一种绝对的义和善，以对某种集团的绝对性预设为前提，而实际这不过是一种信念和幻觉。它可能导致理性主义，导致对某种执政和行政的绝对正当性论证。而先生受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影响很深，对历史和政治都是一种观念论的思考方法。最近我把一篇写王弼政治哲学的文章送呈先生，文章认为王弼是从现实出发追求一种更大的合理性和更好的操作机制，是一种基于自身政治文化背景的现实努力。先生对此不以为然。

　　再就是对儒教问题的态度。我认为相对于哲学，宗教是一个解读儒家文化的更好的框架，因为它可以把天、仁这些儒家思想理念由知识的范畴转换成存在的范畴，在生命和生活的具体情境中对其价值和意义进行把握。但先生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我知道他的老师冯友兰先生坚持哲学高于宗教，知道他是基于对任继愈先生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的了解而做出如此判断的。但我认为假戏真做、弄假成真的事也在在多有，所谓“理性的狡计”者是也。

　　大概也就是在这些议题上话不投机吧，我们这对性格、性情相似的师徒的聚首肉照吃，酒照喝，但谈话却不再那么书呆子，也不再那么电光火石，而是关于北大国学班讲课的逸闻趣事等闲话似的云淡风轻。先生颇有兴致，我也跟着乐呵，老有所乐啊！不过我从很多渠道知道这实际只是一个商业操作的项目，它的广告不仅短信发到我手机上，电话还直接打进来要我接收传真，说导师中有余敦康等大师级学者！

　　黑格尔的话很好地解释了一个人的作品就是这个人生命的全部。先生对纪念文集的默然态度，或许包含着对自己作品的不满吧，而我借着酒劲又依稀看到了他那份不知老之将至的壮心不已。那么，我的陌生感又是什么呢？似乎因为这些，又不完全因为这些。

　　等先生90岁时再编一个集子的时候就专写这个吧！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