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现代史家陈寅恪的逸事不少，有两件特别让人注意。一是在1920年代中期，他还在欧洲留学期间，由吴宓和梁启超推荐，去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二是在十年以后，也即1930年代后期，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这两件事背后，有一共同点，那就是虽然陈寅恪没有国内、国外的高等学位，却仍以其超人的学识，获得中外学界的认可和欣赏。不过，这两件事的结果，却有不同。
由于吴宓、梁启超的推荐，陈寅恪于1926年到清华任教，结束了他在海外十余年的求学生涯，并由此开始了他在现代中国为人啧啧称道的教学、研究生涯。这对陈寅恪本人和民国学术，都可谓成就了一件美事。但第二件事，却没有那样美好的结局。陈寅恪在获得牛津大学聘书以后，转道香港赴英，但未料二战爆发，因此只能滞留香港，受尽精神和物质的折磨，最后通过他的友人傅斯年、杭立武和学生吴晗等人的帮助，才脱离险境，得以回到内地。二战结束之后，牛津再次发出邀请，他又准备赴英，但那时他的视力已坏，最后只能半道放弃，可谓陈寅恪学术生涯的一个遗憾。
不过近年的研究，却还指出这两件事的另一个不同。1926年的陈寅恪，虽已早过而立之年，但既没学位，又无学术论文，能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和哈佛大学的博士赵元任、李济（李仅聘为讲师）为同僚，的确相当引人注意。但牛津在1938年之聘请陈寅恪，却似乎可以另当别论，因为性质有所不同。
首先，牛津虽然是西方第一流的高等学府，执英国大学之牛耳，但牛津当时的汉学研究，很不景气。英国自19世纪初年以降，便由于与中国通商、交战的关系，陆续有人开始从事中文的教学和中文典籍的翻译。如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在王韬的帮助下，翻译五经，其译本至今仍为西方学者采用。末代皇帝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1874-1938），回英之后充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学教授，也为人所知。不过，这些例子不能说明英国大学就有注重汉学教学与研究的传统。实际的情形是，一门学科想在西方大学立足生根，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生源不断，也即学生对之有源源不断的兴趣；二是财力支持，最好是有人捐巨款赞助。如美国哈佛大学的汉学研究，就是在1928年从铝业大王Charles Hall（1863-1914）巨额遗产设置的教育基金获得资助，由此而成立哈佛燕京研究社，为美国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而英国牛津等学校，虽然设立汉学讲座，但修学的人数寥寥无几，因此常常难以为继。
1935年牛津的汉学教授苏维廉（William Soothill，1861-1935）逝世，大学与其他机构几经磋商，从清朝的庚子赔款中拨出款项，才最终在1938年向陈寅恪发出聘书，请他到牛津任教。由此可见，如果牛津大学校方十分重视汉学教学，或者牛津的学生对汉学有浓厚、持久的兴趣，那就不会有如此多的迟疑和耽搁。其次，尽管牛津大学准备用庚款支付陈寅恪的薪水，但数目并不优厚。陈寅恪将拿到850英镑的年薪。以此来维持陈家几口在英生活的开支，不算特别好的待遇。因此陈曾向傅斯年、杭立武等申请包括旅费等其他资助。当然，给陈寅恪这一薪水，也没有因为他是中国人而有所歧视，因为牛津当时的汉学高级讲师修中诚（Ernest Hughes，1883-1956），薪资只在600英镑上下。从牛津给汉学教学人员的“低薪”亦可看出，该大学对汉学并不重视。由此而推，牛津当时在汉学方面的研究条件和资料藏书，也不理想。陈寅恪还有其他顾虑，他回国以后，兴趣已经转向历史和文学，而牛津的汉学，则仍重宗教与哲学，因此有一定的距离。这一差距，其实也说明英国汉学自理雅各以来并没有长足的进步。
有趣的是，虽然陈寅恪本人对牛津的聘请，并不“欢欣鼓舞”，但民国学界，则感到十分振奋。胡适留美时的“文学知音”、现代中国第一位女史学家陈衡哲（莎菲，1893-1976）曾这样评论，牛津聘请陈寅恪，证明中国的学术，已经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但她又颇带自豪地加上一句：以陈寅恪的学问，他在牛津讲学，能听懂的恐怕寥寥无几。这句话耐人寻味。以陈衡哲的留学背景，她可能十分清楚西方汉学家当时的水准。
陈寅恪在国内有“教授的教授”之美誉，其博学在中国人中都少人可比，何况欧美汉学家。但是，陈寅恪身边的人，还是鼓励、支持陈到牛津应聘，如陈的上司、傅斯年，就想方设法为陈筹集旅费。与陈寅恪同时留学德国的傅斯年，应该像深知西方汉学界当时的水准。傅在回国以后，建立史语所，其目的之一便是与西方学者“争胜”，将汉学研究的中心，从西方移到中国。显然，傅斯年支持陈寅恪去牛津任职，看来是有心通过陈，向西方人展示中国学术的长足进步和高超水准。
虽然陈寅恪1939年没能到牛津任职，但故事却没有就此结束。一般的意见是，他阻道香港以后，牛津“虚位以待”，二战之后再次邀请他去任教。其实，牛津在得知陈未能及时抵达英国之后，又开始物色其他人选。据笔者从台北近史所“朱家骅档案”中发现，牛津曾经在1939年邀请张歆海（1898-1972）赴任。张歆海是徐志摩前妻张幼仪之兄，浙江海盐人。在陈寅恪留学哈佛的时候，张亦在哈佛，正随新人文主义的提倡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攻读博士学位。在白璧德的中国弟子中，张是少有的几个拿到博士学位的人之一。比他更有名的梅光迪、吴宓等，则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取得博士学位。
张歆海当时在哈佛留学生中，以年少才俊而闻名。去哈佛以前，就获得约翰霍普津斯大学的学士学位，没几年又以英国文学家Matthew Arnold（1822-1888）为题，在哈佛获得博士。张歆海回国以后，先在清华英文系任教，后到上海光华大学，并一度担任该大学副校长。再后来，张加入外交部，出任驻波兰公使。几年后因使馆外籍雇员的一件盗窃案而引咎辞职。牛津与张接触，正是他离开外交部之后的事情。
张歆海对牛津的邀请，颇为心动，因此便向当时中英庚款委员会主席朱家骅（1894-1963）求助，希望朱能为自己写一推荐信。张自己拟了英文的草稿，为自己美言了几句，让朱过目签名。不过，朱家骅在收到张的求助信之后，没有马上作出决定，而是向傅斯年征求了意见。朱与傅都曾留学德国，又同属“北大派”，私交甚厚。傅斯年并不赞成推荐张去牛津任教。他的解释颇为直率：“西洋人之汉学，虽有些缺欠处，亦有二三名师，伯希和、珂罗倔伦等。英国人虽不行，然必向大路上打听，故歆海思欺之，不可。歆海兄之英文学，虽在中国人中出群超类，如此与汉学并不相干……故推荐歆海教汉学，无异推荐弟教化学、地质也。英国人近日天良发现，思求汉学于中国，此应予以鼓励者也。假如第一流人物不能为彼省之，亦当推荐一位‘在行’之人，此者以鼓励英国人也。若竟聘得一位不妥之中国人，后必悔之，而杜其尊重中国学人之心矣。”有了傅斯年这一番“义正辞严”的话，朱家骅就婉言拒绝了张歆海的请求。于是便有了二战之后，牛津再度向陈寅恪发出邀请一事。
最后要提的是，张歆海以后还是得到了在西方（美国）教授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机会，并在晚年用英文写作了有关中国文化的两部小说。因此他的学术造诣究竟如何，还可待有心的读者进一步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