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于安澜先生为我国的学术文化与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了近70个春秋，在音韵、文字、训诂、古典诗词、美术、书法、篆刻诸领域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河南大河报以《一生淳朴于安澜》为题连发三版长篇，本刊特予推送。
一、挑战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于安澜先生本人最满意的一张照片 张如法摄
引子
他是一位著名教授，著述宏富，影响深远。他一点也不像教授，衣着素朴，十分“土气”，常被人当成烧锅炉或看大门的老头儿。在开封街头，有人问他在哪个单位干活，他说是“开封师院”，别人便会说：“看大门挺辛苦的吧？”
他是书画大家，名声远扬，小篆更是端庄厚重、连绵流畅，堪称河南第一。开封包公祠的重修碑记、画圣吴道子故居的重修碑记文，都是他所撰写，那碑文写得宏阔缜密，公允肃穆，深受赞誉。在他生前，慕名求字者不计其数，他有求必应，却从不卖字，即使贵重点的礼物也从不收受。“字债”虽多，他却从不应付了事，每一幅字都用心用力，一丝不苟，自认为“对得起人”了才拿出来。
一位挚友深为他的淳朴所感，想为此写一篇文章，他却一口谢绝了：“我不要名，文章登出来，就有人来向我要字，我现在老了，写不动了，难以完成任务，对不起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时代的“落伍者”，尤其是在金钱问题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看到一个官员因贪污几百万元被判处死刑的新闻，他很不理解：“这个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用？我身上有几十元钱，一直都花不完。”
他就是于安澜，河南大学教授，一生淳朴，勤奋节俭，为天地惜物。
于先生辞世十多年了，他的事渐渐不为人记起。近日，我们在开封寻访他的生前故旧及家人，对他的成就和个性深为感佩。
“他不要名，不要利，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十分迂腐可笑，但我分明看到了他胸中跳动的一颗鲜红、纯洁而又童稚的心！”于安澜生前的忘年交张如法教授如是说。
“勤俭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勤能补拙，俭可养廉。在我父亲漫长的一生中，始终贯穿‘勤俭’二字。这是他留给我们最好的遗产。”于先生之子于蕴山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说。
的确，于安澜是博雅的学者，著名的语言学家、美术史家，一生著述甚富，而最能体现他学术成就的，首推《汉魏六朝韵谱》。当年此书一出，当即受到钱玄同、罗常培、王力等大家的推重。成名已久的国学大师钱玄同撰文说：“此国音史上最无办法讲述之一段，先生竟竭数载之力，一一为之疏通证明……先生对于古音之贡献，多发前人所未发，弟真欢喜赞叹，莫可名状！”
至情至性的钱玄同自称为“弟”，呼于安澜为“先生”，其实那年钱玄同已50岁，而于安澜仅34岁。
范文澜打开文字学之门
于安澜，豫北滑县人，生于1902年，本名海晏，字安澜，后以字行。他18岁才上中学，此前一直在家读书。如今有不少家长让子女在家上学，对于他们来说，于安澜的经历，或许可以作为借鉴。
于安澜的父亲信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子女教育主张中西并进。清末民初，书店已出售各种新式学校教科书，有国文、修身、格致、历史、地理、图画等，于家先请简易师范毕业的新式教师，学了三四年的新教科书。然后又聘请了滑县的“案首”（即考过全县第一名的秀才），讲授《四书》、《左传》和《古文观止》等，同时学做文言文。1920年，18岁的于安澜以同等学力，考入省立汲县中学。
由于比一般小学毕业的同学更具旧学根底，于安澜的作文写得很好，深得国文教师范文澜的夸奖，作文常被作为范文，装进镜框悬挂在教室，他因此上国文课尤为用心听讲。后来成为著名史学家的范文澜知识渊博，一次他讲解“风暴”的“暴”字，分析说“日出共米”，是一个人用双手把米捧出来放在太阳底下，合四字会为一个意思：晒。这个分析为于安澜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从此他才知道每个字都有他的构造方法，由此启发了他对文字的兴趣，他后来回忆说：“范师的教导，使我走向文字音韵之路。”
不仅国文，于安澜对英语、数学等课程，都十分用功，每学期期末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当时中学学制四年，他在八个学期中，七次名列年级第一，得以免去学费和讲义费。同学开玩笑说：“你是不再求进步了，能保住地位就心满意足了。”
1924年夏天，于安澜中学毕业。这时中州大学（后改称河南大学）已建立一年，为了吸引优秀生源，与各中学约定保送标准：四年平均成绩85分之上者，可以免试上大学。按照这一约定，汲县中学两名学生获得保送资格，其中之一就是于安澜。
当时河大师资十分整壮，冯友兰教哲学，郭绍虞教文字学，嵇文甫教诸子，董作宾是兼职的改作文老师。除在课堂上聆听几位大师教诲之外，于安澜的课余时间都泡在了图书馆。这个时候，梁启超、胡适等人各自为学生开出了必读书目，于安澜找到了读书的方向，他翻览乾嘉学派诸老名著，圈点《说文》、《尔雅》，诵读玩味诗歌骈文，在河大的校园里遨游书海。数年苦读，为他后来的治学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1927年，战争波及中原，学校深受影响，更因财政极度紧张，请不来教授，于安澜因此一度休学，至1930年方修满学分。
离开河大后，于安澜先后在信阳省立三师、沁阳省立十三中任教，1932年暑假，他负笈北上，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在风景幽雅的燕园，他正式走上学术之路，一出手就是无比繁难、令众多学者望而却步的汉魏六朝音韵研究。
家乡奖学金助飞学术梦想
在河大读书期间，于安澜曾参加开封老辈组织的衡门诗社，每月跟老先生们作诗传观。其间，在和南社老诗人邵次公论学时，他萌生了研究汉魏六朝音韵的想法。在燕京大学开始此课题时，刘盼遂、刘子植等先生都认为这一时期太长，作家尤多，任重道远，让人只能望洋兴叹，非他一人能搞出边缘，劝他找个小点的课题来做。
古代音韵是乾嘉学派研究的重点，经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王念孙直至章太炎等前贤的努力，上古韵部已相当清楚。中古韵部则有《切韵》、《广韵》在，但先秦古韵如何演变到唐韵，却仍无人知晓。钱玄同先生曾对此深感无奈:“廿年来在各大学讲述《国音沿革》一课，感到最无办法者，即为汉魏六朝一段。此段材料之多，过于先秦远甚，只因未经前人整理研究，故未知其与前之先秦及后之隋唐异同若何，且未知两汉到晋宋以下当分两期抑三期，更未知各期之部类若何。”钱玄同曾有意发愤研究这一段音韵，却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动手，后来年事渐衰，“自念此后衰朽余生，恐不能从事于繁冗之工作于深湛之思考，此一段古音我将毕生不能明了矣！”
经老师劝告，于安澜自然知道这项研究之繁难，也领会老师们的好意，但他正值三十出头年纪，年方盛壮，精力充沛，不怕吃苦不怕繁难，遂决定奋力一试。他的方法是就作品摘录韵脚，先录诗韵，再录赋韵，摘录后再做归纳类聚。
这是项空前繁难的研究，必须心无旁骛，不为衣食担忧分心。于安澜的运气很好，就在他的研究开始之时，河南省教育厅推出了研究生奖学金制度，在全国各地就读的河南籍研究生，每年都可以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呈报，评定等级后发给奖金。从事研究的前两年，于安澜分别获得了400元、600元的研究奖金，第三年，他又获得了燕京大学哈佛国学研究所的500元奖金。在当时，这1500元可是一大笔钱，有了这笔钱，于安澜不但可以全身心投入研究，甚至还帮助小妹完成了天津女师的学业。
历经三年潜心研究，当初被认为无法完成的《汉魏六朝韵谱》写出了清稿，1936年5月，由北平中华书局印刷出版。
此书的出版，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好评。尤其一向为这段古代音韵困扰的钱玄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何图衰年，忽睹大著，此国音史上最无办法讲述之一段，先生竟竭数载之力，一一为之疏通证明……弟真欢喜赞叹，莫可名状！”
同样在进行此项研究的王力先生，对于先于他完成的研究成果，提出中肯意见的同时，给予了由衷的赞叹：“这是呆板的工作，同时也是难能可贵的工作。费三年时间，独立以成此书，其毅力非常人所能及……如能再加董理，将成传世之作。”
《汉魏六朝韵谱》一出，就成为古代音韵研究的重要著作，陈寅恪、王力等的论著，都曾多次引用这本著作。上世纪70年代，日本也影音出版该书。
这本书出版后，销路甚好，各方评价也很高，中华书局来了兴致，询问于安澜有无其他著作，希望继续合作。
书局的这一问，使于安澜另一部重要著作《画论丛刊》得以问世。这部著作后来成为美术院校研究生必读参考书。
二、业余爱好成就美术史家
引子
1962年，开封师院中文系办公室。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件，让系主任李嘉言颇为惊讶和疑惑。
这是一封教育部的邀请函，该部要组织一个小型会议，审查浙江美院王伯敏教授编写的《中国绘画史》，邀请中文系于安澜教授前往参加。
那个年代，学术探讨活动极少，教育部组织的跨省研讨更少，但李嘉言教授感到惊讶不是因为这些，令他疑惑的是，于安澜是教古汉语的，美术方面的高层次研讨会怎么邀请他？找到于安澜，他连声问：“是不是搞错了？”听了于的解释，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美术史研究一直是于安澜的“副业”，1937年，他的《画论丛刊》在北平出版，与余绍宋的《书画书录解题》、黄宾虹的《美术丛书》呈三足鼎立之势。他与余、黄一起，被视为美术史研究三大家。1960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再版了《画论丛刊》，这本书被定为全国美术院校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必读之书，并传播海外，成为中国美术研究者案头的必备典籍。
于安澜是个极端低调的人，再加上被历次运动整怕了，他对这项“副业”绝口不提，学校的同事们对他这方面的成就毫不了解。正如张如法教授在《于安澜先生素描》中所说：“我敢说，知道于安澜是艺术史家的，在（上世纪）50年代外国的要比中国的人多，在60年代京、沪、宁、浙、粤的要比河南的人多。”
业余爱好一不小心做成了大学问，“票友”一不小心成了专家，这似乎并不多见。说来有趣，引导于安澜走向美术史研究的，是一连串的偶然。
一串偶然打造美术根基
美术最初的兴趣，与一条家规有关。
于家的家教甚严，不准孩子到外面玩耍，现在看来，这条家规很不近人情，但当时却无意中让幼年的于安澜爱上了美术。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在田野里疯跑，于安澜就常在院内屏门下看堂姐绣花，堂姐很有艺术天赋，刺绣技艺极为出色，各色丝线在她手里舞弄，一会儿就连缀成生动的线条，再连缀成蜂、蝶、花朵，栩栩如生，煞是可爱。刺绣的过程深深吸引了于安澜，他常常安静地一坐半天，看着一幅绣品在堂姐的手中完成。晚年时，他回忆说，“由此便在幼小的心灵中播下喜爱美术的种子”。
他的家乡滑县，是个人文积淀深厚的地方，前几年，其木版年画在抢救民间文化遗产时被发现，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为之赞叹不已，称为“一个惊人发现”。
在于安澜的时代，滑县的乡村艺术更是古朴、鲜活，无处不在。每逢年节，他随家人走亲访友，被各家不同的年画深深吸引，总是仰脸观看，细细品味。
当时农村货郎担上，已有各种画着花鸟的“洋颜色盒子”，是上海、天津的外国工厂印刷的西洋画法，尤为逼真生动，令他痴迷不已，追着货郎担看。
就在这个时期，一个乡村画家又走进了他的生活。那是他的表哥，因家境破落，当了个画匠，成为滑县有名绘画高手，在各乡游走卖画，常到于家留宿，画扇面供给扇铺。每逢表哥画画，于安澜就在他身边看他勾描设色，学会了一些绘画的基本常识。
有了这些根底儿，上中学后于安澜的图画成绩就远超一般同学，因此深得图画教师仝伯高赏识。到夏季的时候，很多人来找仝伯高求画扇子，老师忙不过来，就让于安澜代笔，每每让同学们欣羡不已。仝伯高是画恽派花鸟的，经他指点，于安澜又学得一些技法。
在河南大学读书期间，于安澜又有幸得到了著名画家陶冷月的亲炙。那年陶冷月自上海北上华山写生，路过开封时，去河大看望暨南大学旧同事林一民教授。林一民将他介绍给河大校长黄际遇，黄校长非常喜爱陶冷月的画，极力挽留他在河大短期任教。
陶冷月原名善镛，以画月闻名画坛，一外籍教授称他为”ProfessorColdMoon”（意即冷月教授），他以后也一直以此为名。他善于表现云月韵味，特别善于画月色朦胧中的景物，技法特别，有独特的艺术风貌。于安澜等数十位河大学生选修了他的课，并在他指导下组织了画学研究会，定期举办美术展览会。由于安澜基础好，当时又读大三，是高年级生，因此被推举为研究会会长，与陶冷月接触较多，受教也最多。
当时的大学，没有编制、档案、房子等限制，教师在全国范围流动，学校常有些意想不到的教授前来任教，学生因此受益。就于安澜而言更是如此，他在音韵学和美术上的成就，都与此有关。毕业不久他偶然因事返校，至交好友、滑县老乡尹达告诉他，新来一个邵次公教授，诗词名家，学识渊博，应前去拜谒。于是他当晚饭后即带着诗词作品前去请教，邵次公看了他的作品，鼓励备至，并纵谈当时名家。于安澜又谈到想去北京报考研究生，但研究题目尚在考虑中。邵教授当即提出，汉魏六朝时期韵书散佚，应行补之。得此点拨，于安澜才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此后以《汉魏六朝韵谱》扬名立万。而陶冷月的到来，则使他在美术上大为受益，为日后的美术创作和研究增益了根基。
中华书局促成《画论丛刊》
于安澜对中国美术史的寻迹和研究，也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弱冠结婚后，他常到岳父家拜贺，岳父家中堂悬挂的山水四屏轴风格独特，极具水准，令他流连赞叹，痴痴观赏。此后每逢寒暑假返乡，他都会借来临摹学习。岳父见他如此酷爱此画，干脆送给了他，令他大喜过望。
于安澜自临摹此画入手，不断揣摩古人作画理论和技法，技艺不断精进。因喜欢这画，他对画的作者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位画家叫姜筠，其人其事于安澜本毫无所知，但他生性好刨根问底，曾给北大教授写信询问，也曾拜访名画家请教，更翻阅美术书籍和野史笔记，终于弄清了这位画家的生平事迹、绘画作品及风格特色。而从这位画家入手后，他对中国绘画理论发展史又产生了浓郁的兴趣，开始系统搜集、梳理中国美术史料，并研究中国美术发展的规律，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而他的古文字根底、他的绘画实践，使他从事这项工作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1936年，他的《汉魏六朝韵谱》由中华书局出版，学术界评价很高，书的销量也很好，中华书局不由对这位学术新人大感兴趣，询问他还有何著作，希望仍与他合作。于安澜就将多年来收罗的论画著作数十种目录开给中华书局，提出可按时代排列编为丛书，选择较早版本互相校勘，加以征引有关资料，并搜集作者事略和校勘记，编一种既专且精的论画丛书。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国学潮回归之时，美术界对古代绘画理论也大感兴趣，中华书局看到了于安澜的设想的价值，于是双方重订出版之约。经几个月精心编撰，《画论丛刊》书稿成，1937年5月该书出版。齐白石、萧谦中为之题签，史学家兼国画泰斗余绍宋，画学权威、中华书局编辑郑昶为之作序。余绍宋在《序》中做出了高度评价：“兹编所辑虽广，而抉择矜慎，实为从来丛刊所未有。得此一编，于古今画学源流与其要旨粲备无遗，洵可为后学之津逮矣。”
《画论丛刊》选入了自宗炳的《画山水叙》至蒋骥的《传神秘要》共五十余篇，扼要地集中了中国绘画理论的精髓，各篇作者虽有时代、风格、文理重点的不同，但在诸多方面一脉相承，而各有独到之处。如在山水画方面，关于四时景色特征、季节与色彩之关系的论述，可看出古人思考之深邃、写生观察之精微。“中国绘画传统丰厚而深奥，须要有心志者去挖掘，怎样继承与弘扬，也可以在诸代画论中找到答案，即要摆正师人、师迹、师造化的关系，才能在实践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这是广州美院院长郭绍纲教授阅读《画论丛刊》时的感悟。
郭绍纲认为，自己得到《画论丛刊》，是人生一大幸事。1960年夏，郭绍纲从俄罗斯留学回国，在北京停留，行将到四川结婚。而此时于安澜的《画论丛刊》刚刚由人民美术出版社重新出版，在北京工作的一对老同学就买了这套书，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他。翻阅书目，郭绍纲发现这是一项关于中国画学纵横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成果，顿时爱不释手。从那时起，这套书就成为他经常翻阅、学习的书籍，“四十多年来，还没有一本书像《画论丛刊》那样使我爱不释手。”
1981年深秋，郭绍纲应河大美术系之邀到开封讲学，并举办个人作品观摩展，始于心仪二十多年的于安澜相识。其时于安澜已八十高龄，仍热情出席讲座、参观画展，并设家宴请郭绍纲相聚，两人遂结为忘年之交。
“师翁画论编，习久悟翻然。
本末易颠倒，形神难备兼。
讲学数日客，领教一席间。
厚待勉新辈，念深唔蔼颜。”
这是郭绍纲返回广州后，向于安澜表达谢意并祝贺新年的诗作。随后郭绍纲还不顾工作繁忙，利用节日为于安澜创作了一幅肖像画托人送到开封。于安澜则先后将自己八十高龄后出版的《画品丛书》、《画史丛书》寄给郭绍纲。
1995年春，郭绍纲应邀到山东讲学，还专程拐到开封，前去探望于安澜。其时，于安澜已94岁高龄，仍与郭绍纲谈笑风生，互赠画作，其乐融融。
三、从不收”润笔”的书法大家
安澜先生墨迹
引子
河南大学老校区西南，一条叫文华北街的小路安静悠然，张如法、徐明霞的家，就在小街旁河大教工宿舍楼的五楼。一进家门，张教授夫妇热情、温雅的笑容，就让人如处春风之中。张家里的陈设十分简朴，但知情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对聪慧善良的人，这是一个浪漫温馨的家。
张教授夫妇都是上海人，已在河南生活了50年，去年八月，他们的婚姻已成“金婚”。他们相识于华东师大，那一刻，徐明霞拿着一叠稿子站在黑板报前，“短袖衬衣蓝色短裙，两条长辫子，年轻清纯得像中学生”。
不久，他们相知、相爱了。那年，张如法大四，徐明霞大一。
当时华东师大是全国三大重点师范院校，每年集中支援中西部一个省份，1958年是去新疆，张如法毕业的1959年，是号召到河南去，这位理想主义者早就在期待这样的机会，他毫不犹豫，当即报了名。
对于张如法的选择，徐明霞“没有二话”，这让张如法十分感动：“我想终身就与这个女孩为伴吧，难得的温柔清纯又大方，不计较一切，只有‘爱情’两字。”
三年后，华东师大特意要了一个河南指标，徐明霞告别上海，被分到开封铁中工作。两个人在开封安了家，虽然生活艰苦，却因爱情显得不同，“家不富，人很累，但是很有幸福感”。
后来，一个偶然的契机，让夫妻俩和于安澜熟识起来。铁中一位老师的父亲在加拿大，想寻找书法家靳志的后人，那位老师就请徐明霞、张如法帮着询问。靳志是河南最后一个进士，后来成为见过斯大林的外交官，不过当时张如法对此人一无所知，天性热情的他便去拜访于安澜先生，请他提供线索。这下问对了人，于安澜与靳志是多年的老友，他详细介绍了靳志的情况，并将靳志为其书写的四条屏送给张如法“研究研究”。
经过这次交往，张如法夫妇和于安澜熟悉起来。尽管相差30多岁，但他们有太多相似之处：纯朴、善良、勤勉、严谨，一旦熟识，很容易结为亲密的朋友。此后张如法常去于家，他喜欢摄影，于安澜晚年的照片，大都是他拍摄的。安澜先生的高行懿德、逸闻趣事，如法先生最为了解。坐在张家简朴的书房里，听如法先生和夫人娓娓道来，一个勤奋、纯朴、为天地惜物的于安澜，在我们心中逐渐清晰起来。
一生勤俭为天地惜物
于安澜教授学识渊博、著述宏富，但他一点也不像教授，在开封街头，常被人当成烧锅炉或看大门的老头儿。
这并不是因为他不修边幅，相反，他总是穿得干净整齐，即使大夏天也不信“天热无君子”之说。被误认是因为他常年布鞋旧衣，十分朴素。“于先生有着河南人淳朴的本质。”张如法教授说，“他一生谦虚谨慎、艰苦朴素。”
于安澜的这种生活习惯，原本是为生活所迫。
抗战爆发后，于安澜没能及时撤离北平，在那里困顿了两年，得知平汉路火车通至卫辉，才得以乘车回归故乡。他的家乡离县城八九十里，已成游击队活动区域，局势基本稳定，他就在家乡隐居起来，以教读子女打发岁月。这位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因战争脱离了学术环境，实在是人生一大憾事。
1946年，河大回归开封，于安澜应邀回母校任教。但不久内战爆发，物价高涨，人心惶惶，后来他
又随河大南迁苏州。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到武昌教育学院、新乡平原师范学院任教，1955年院系调整时，他再次回到母校河南大学任教，随后在历次运动中遭受冲击。直到改革开放后，生活才安定下来，学术研究才得以正常进行。即便如此，1937年之后，于安澜也没有放弃学术事业，他笔耕不辍，写出了《说文分类简编》、《古书文字累辑》、《诗学辑要》、《画史丛书》等著作。
这段岁月是极其艰难的。在家乡隐居期间，他不善经营，只是守着分家后的100多亩田地过活，那六七年，天灾人祸不断，家里常常吃红薯叶度日。内战之时，生计也是艰难。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收入比较稳定，但先后有子女在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三代八九口人都要靠他的工资生活。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俭，长此以往，便成了习惯，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不讲吃，不讲穿。老人生性乐观风趣，喜欢旅游，却常常无钱外出，就把珍藏的各地风景名胜画片装订成册，北京故宫、杭州西湖、苏州园林、桂林山水等尽收其中，自谓“卧游五岳，坐拥百城”。
到了晚年，生活不再窘迫，他仍十分节俭，只爱粗茶淡饭，家人给他买了好吃的，他会切碎了分给大家，自己只略略品尝，知其味而已，决不纵口腹之欲。有个头疼脑热，只买上几服汤药治疗。1993年，他高烧不退，怀疑是肺癌，家人带他去一家部队医院治疗。到了医院，他看到给他安排的是单间病房，说什么也不住院了，经医院院长劝说，才勉强住了院。但随后的几天，他仍十分不安：“这样住下去，要花学校多少钱！”在他的坚持下，家人只好办了出院手续，回家用汤药治疗。于安澜的心情倒放松下来，病情奇迹般地好转了。
“他是为天地惜物。”于先生的儿子于蕴山感慨说。
生活如此节俭的老人，却有着难得的另一面，他对金钱看得很淡。在晚年，他书名很盛，前来求字的不计其数，有达官名流，也有工人农民，不论亲疏，他有求必应，从不拒绝，并且从来不收“润笔”。那时候，书画的价格已经越来越高，但他却浑然不觉，从不起念。
有人喜欢你的字，应该写给人家
于安澜一生坚持用毛笔书写，长年不离文房四宝，平生以蝇头小楷赋诗作文、著书立说，这使他的书法功力异常深厚。河大艺术学院教授贾涛介绍说，于先生研习书法，只是把它作为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治学之余的一种调剂，从来没有想过出名成家。正鉴于此，他的书法创作才多了一些静气、平和，愈发显得高雅隽永，古朴浑成。
他擅长多种书体，尤以小篆为精，这得益于他深厚的文字学功夫。“于先生的篆书属于规整端严一路，对称工细，藏头护尾，一丝不苟。结体稍呈长方而不过分夸张，宁谨勿放，显得清雅理性，书卷味重。正好与他一生的处世态度相吻合。”贾涛说。
“文化大革命”后期，政治斗争有所松动，开封市的书法爱好者交流多了起来。应书法界老友牛光甫之约，于安澜与武慕姚、陈玉璋等人一起，在先于全国成立的“开封市书法研究会”授课，他们不取一分钱课时费，完全尽义务。因上课的人都是业余爱好者，只能晚上授课，从于安澜家到相国寺（当时为文化馆），要走20多分钟。街上路灯昏暗，有些小街道还是坎坷不平的土路，年过古稀的于安澜就让外孙刘仲敏陪着，深一脚、浅一脚地前去。
因于安澜和书法界同仁的通力合作，开封书法在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书法家，他们至今还活跃在中国书坛。
于安澜的画作极好，张如法教授曾见过他在黄山写生之后创作的一幅人字瀑图，以精工细密之笔画出磅礴阔达之意，十分精彩动人。八十岁后，因自感年迈，他搁下了画笔，但一直坚持创作书法，90多岁握笔之手仍不抖不颤。他的字和篆刻都风格独具，虽然从不张扬，也从不以书法家自居，但仍深得各界和同行的承认和爱戴，仍有著名书法家从北京驱车到开封，专程上门求字，而找他求字的书法爱好者更是为数众多。于安澜仍不收润笔，礼物也很少收，他以传统文人所好、又不太值钱为界限，贵重点的礼物坚决拒绝。
在本系列报道开始刊登后，原郑州晚报总编、郑州市政协副主席王力建打来电话，提供了一些他所知道的细节。曾有一位南方青年书法爱好者来信，言辞恳切地要“请”他一张墨宝，同时寄来一对著名的苏绣枕头套。于安澜当即从邮局退回了这个礼物，同时在包裹布上写下“条幅写好后立即寄出”的附言。
于安澜对书法创作极其严谨。张如法教授曾请他为人在一个册页的封面上写几个小字，本想让于先生立即动笔，他拿去应付了事。谁知于先生竟说：“你不要让我当场献丑，给我三四天时间。”事后张如法得知，他一遍遍试写，费了五天工夫，认为对得起人了，才正式写在那册页的窄条题签处。张如法回忆说：“这事让我感动不已：我们这代人和下一代人，已少有这种认真精神了。而认真，是成功的必备条件，是对人、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一种表现。”
因为有求必应，于安澜常常积下大量“字债”，每年春节前，他都会推掉所有事务，专心在家偿还一年攒下的“字债”。这就是于安澜，生活极其俭朴，却常常花费数天时间，不要一分钱，为素不相识的人写下长达百言的书法作品。
于安澜生前，张如法曾和他探讨过“润笔”的问题，于先生的解释是，自己是个文人，会写几个字，人家想要，就应该写给人家。
在本系列刊发后，郑大退休教授、于安澜曾经的学生祝仲铨先生发来邮件，表达对自己老师由衷的敬意：“不管外界怎么对他，他只是默默地坐着冷板凳，著自己的书、刻自己的印、写自己的字、画自己的画儿，默默地为社会创造着精神财富。这种现代社会极度缺失的大家、大师被许许多多滥竽充数的‘文化垃圾’‘屏蔽’了。也许，这就是造成当今‘出书空前多，买书空前难、教授空前多，大师空前缺’这一奇特文化现象的一个原因。”
我想借鲁枢元教授回忆河大老教授们的一段话，作为本系列的结语：“‘落日孤舟去，青山万里看。’每观今日之学术界，常有‘落日孤舟’之叹，好在青山依旧在，那就是前辈学者的文字与精神，仍指引我们在学术的层峰叠峦间持续地寻觅与探求。”
（本文作者为大河报首席记者姚伟、通讯员王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