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梦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审、副社长，编辑有《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佛教名人年谱》《近代学报汇刊》等作品。
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振兴国学的话题不绝于耳。特别是在大陆接待海峡对岸政党领袖来访的时候，发生了某知名大学校长念不出篆书古诗，教学、研究机构负责人错用“七月流火”的典故等等发人深思的遗憾事件以来，大多数的国人，对于国学传统的继承和传统文化的普及问题，越来越感到了危机与严重性。
就国学的振兴和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来说，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培养人们对于那些承载着传统文化精髓的传统文化典籍，即所谓古代典籍的阅读兴趣，以及如何提高人们对于古代典籍的阅读水平。在这方面，传统文化典籍的普及性出版，应当说是大有可为，肩负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命。
如何认识并且做好传统文化典籍的普及性出版工作，历来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不管怎样，要想在更多的人群中和更大的范围内，普及传统文化，延续国学血脉，对于那些主要以文言形式刊刻、印行、传播的古代典籍，从不同的功能层面和价值角度，以大多数现代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不同程度的开发和推荐，确实是一个重要而又有效的途径。
然而，面对浩如烟海的传世古籍，作为主要承担这项工作的出版界，特别是古籍出版机构，到底应当怎样去做，才能胜任这个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业呢？尽管有不少出版机构，长期以来已经做出了相当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笔者仍不揣简陋，愿就这个问题，并主要结合着传统文学典籍的普及出版，谈谈自己的看法。
可以说，传统文学典籍是所有古代典籍中，拥有读者群最为庞大的一类。在过去的岁月里，传统文学典籍的普及出版，在赢得社会效益的同时，也给出版社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怎样进一步做好传统文学典籍的普及性出版，依然还有许多问题可以讨论。许多问题表面上看，似是老生常谈，可在出版实践中，还是有必要时刻反省，不断改进，更加有效地实践。
影响传统文化典籍普及性出版的主要问题，从根本上讲，首先还是认识问题。我们知道，与厚重的古籍整理和专业学术著述相比，普及性读物往往显得轻灵活泼，通俗浅显，并且部头较小。但这并不等于说普及读物的编辑出版就比较容易。事实恰恰相反。要想获得理想的效果，普及性读物的出版，在选题策划、书稿组织、编辑加工和装帧设计等方面，都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花费更大的气力。这是因为，普及性出版不是一般简单的出版：有了合适的书稿就可以编印，稿件质量不好就一退了之。而是要求出版机构要怀着更大的使命感去组织策划、认真编写、精心制作。此类稿件也不同于一般的个人著述。它有自身特殊的要求：首先，是要准确地传达和诠释古籍的内容，不能在现代的“再创造”中，出现背离原作思想内容的情况，即要忠实原著；其次是要艺术地传播和实现古籍的功用，不能在“简化”和“通俗”的标签下，扭曲乃至背弃古籍原有的文化功能，即要保持原著的文化属性和表达风格。从这个角度去看，传统文化典籍的普及性出版，不但不是十分容易，而且还是“带着镣铐的舞蹈”，要想使之真正出彩，的确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因此，在传统文化典籍的普及性出版中，必须坚决克服“普及读物小儿科”的错误观念，要从最大限度和最佳效能弘扬传统文化并造福子孙后代的战略高度，正确认识和把握传统文化典籍的普及性出版，严肃认真地对待此类读物的出版工作。
正由于此，普及性读物的出版传播，在内容上的要求因而很高很严。所传播的知识必须是准确的。虽然不像一般的学术著作，可以站在学术前沿，参与学术争鸣，但要体现当时社会人们的认识能力，能够反映当下已经积累的学术成果，及时展示我们对于古代典籍的研读水平；在出版的形式上也必须是与时俱进的。应该贴近大众的需求，符合大众的口味，为大众所乐于接受。这些要求也就使得从事传统文化典籍普及性出版的出版机构，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投入更多的物力。在选题策划、书稿处理方面的工作量，也必然会大于从事一般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道理很简单，学术著作质量的高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水平的高下，编辑主要起的是发现和编校作用；而普及读物质量的高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辑对选题的策划投入和对书稿的加工水平。
要真正做好传统文化典籍的普及性出版工作，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是其核心和关键。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影响的因素很多，但已有的成功出版范例，无疑是首先可资借鉴和总结的对象。对于那些成功的传统文化典籍的普及性出版经验进行研究和推广，对于今天的普及性出版，必然会产生良好的作用。
具体而言，做好传统文化典籍特别是文学典籍的普及性出版，选题策划固然重要，而策划的选题最终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定位的准确尤其重要。
比如在策划传统文学典籍的普及读物时，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读者对象的定位。传统文学典籍普及读物的读者对象，应该是广大的非专业文学研究者，主要是广大文学爱好者。这一读者对象，主要是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读者。除此之外，非文学研究专业的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也是此类普及读物的读者对象。从年龄层次来说，他们基本上是成年人。而近些年来，随着青少年和幼儿教育的全面发展，传统文学典籍普及读物的读者对象又被扩大到青少年和幼儿年龄段。由此可见，此类普及读物的读者面是相当广泛的。能够为这么众多的读者群提供服务，不只是一种光荣，社会效益底下的经济效益也显而易见。而科学务实的读者定位，足可以奠定普及读物的成功基础。
读者对象确定之后，根据读者对象的不同需要策划选题，应当说是不难的问题。比如传统文化典籍尤其是其中的文学典籍，内容十分丰富，体裁多种多样。对于普及读物来说，只要选择其中的经典作品即可。而对广大读者来说，最感兴趣的当然也是古典文学宝库中那些最为璀璨的明珠。这也就是为什么全国图书市场上“四大名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之类经典作品版本繁多、长销不衰的根本原因。问题是一个时期以来，许多出版社在进行此类典籍的普及性出版时，往往见利忘义，一心只盯着眼前的利润，常常忽视了选题和编校的质量。表面看是靠着原著的影响抢到了一部分市场，实际上已经严重败坏了出版行业的声誉，自断了本行业的发展后路。教训十分深刻，亟需改进自省。
传统文学名著、名篇的普及性出版是这样，历史和哲学等其他传统文化典籍的普及性出版也是这样。经典的内容永远不会过时，关键在于普及性出版的形式和质量。众所周知，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在内容相同的情况下，形式有助于内容的表现，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启示我们，传统文化典籍普及性出版的有序竞争和良性循环，不是没有可能。关键是要在保持行业自律和遵守行业道德的同时，按照出版市场的内在规律办事。为此，相关出版单位在严格把好编校关的同时，必须切实重视形式的作用。从内容的表达方式，包括校点、注释、今译、改写和评述等，到制作的技术方式，包括版式安排和装帧设计等各个方面，都要有相应高格的追求。
现在许多的普及性读物，由于眼睛只盯着孩子和家长，定价普遍偏高，有的甚至很高。这对读者和出版社来说，都是一种伤害。价格太低或没有利润，对出版社当然不公，出版单位毕竟不是慈善机构。而价格高了，大多数读者买不起，最终必然会影响图书市场空间的拓展。确定适当的价位以保障出版社和读者群之间的正常供求关系，因而就不是一本简单的纯粹的经济账，实质上还是一本社会文化生态账。真正的出版人，应当有更高阔的眼光。换句话说，当站在双赢互利的立场上，去从事普及性出版事业时，经营的天地就会更加广阔。最终赢得的，将不仅仅是金钱和利润，还有信誉和尊严，以及通过负责任的出版实践所完成的对于国学振兴的切实贡献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效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