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岳文
摘要：《诗经》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前11世纪—前6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作品。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远在两三千年以前，我国的诗歌就已经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其标志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前11世纪—前6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作品。提起《诗经》，我们很容易想到的就是《论语》中记载的“过庭训”的故事。说的是有一次孔子独自站在堂上，他的儿子孔鲤快步从庭中走过，孔子问道：“学《诗》了吗？”孔鲤回答说：“没有。”孔子说：“不学《诗》，就不懂得怎么说话。”孔鲤回去就开始学《诗》。可见，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眼中，《诗经》是一部举足轻重的作品。
《诗经》最初的称呼是什么？
今天我们常说《诗经》，其实，《诗经》是后来的称呼，这部诗歌总集最早只称“诗”或“诗三百”（《诗经》共305篇，称“诗三百”是取其大约数）。像《左传》《国语》引用《诗经》中的句子时，均作“诗曰”“诗云”，有时兼及国名如“郑诗曰”“曹诗曰”或“周诗有之曰”等等。称“诗三百”，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论语·为政》中孔子对《诗经》的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还有《墨子·公孟》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
至于为什么要在“诗”的后面加“经”字，则与后世对此书的尊崇有关。最早尊《诗》为“经”的是战国时期儒家学者荀子，而《诗》正式被官方确认为“经”书，则大约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据记载，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设置“五经博士”，《白虎通义·五经》说：“五经何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于是逐渐就有了《诗经》这一称呼。
《诗经》中的“六义”
谈《诗经》，就要提到所谓的“六义”，即风、雅、颂和赋、比、兴。
风、雅、颂是《诗经》的分类，即《诗经》这部书是按照风、雅、颂三部分来编排的。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划分，古今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这与诗的内容和用途有关，有的认为是与诗的来源和作用有关。目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观点是：这种编排和分类，主要是按照音乐的特点来划分的。因为《诗经》中的诗篇当初都是乐歌，是配乐歌唱的，他们在曲调上的特点不同，因而有了这样的分类。后来，乐谱失传了，仅仅留下了歌词，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歌词集。
《诗经》中的“风”，又叫“国风”，是当时诸侯国所辖各地的乐曲，实际就是相对于当时周天子的京城而言的各地方的土乐，犹如我们现在所说的地方民歌、地方小调。它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郐》《曹》《豳》十五部分，共收诗160篇。这十五“国风”所标的名称，有的是当时诸侯国的名称，有的则是地域名，如《周南》《召南》（又称“二南”），分别是周公掌管的南方地区和召公掌管的南方地区。根据这十五“国风”的名称以及诗的内容，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这些诗的产生地相当于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应该说地域是相当广阔的。
《诗经》中的“雅”，其实就是周人所谓的“正声雅乐”，是相对于地方乐而言的，因为这些诗大多产生于西周、东周的都城地区，周天子把王城附近的乐曲称为正乐，是出于当时尊王的思想。“雅”又分为“小雅”和“大雅”，这大概与它们产生的时代有关，“小雅”中的诗在时代上比“大雅”晚，在风格上比较接近“国风”，它已不同于旧的雅乐，因此做了大、小雅的区分。“小雅”共74篇，大部分是贵族宴享时的乐歌，也有一部分民间歌谣；“大雅”共31篇，是诸侯朝会时的乐歌。
《诗经》中的“颂”是朝廷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商颂》。《周颂》31篇，是西周初年祭祀宗庙的舞曲歌词，产生地在镐京（故址在今陕西西安）。《鲁颂》4篇，是鲁国贵族祭祀宗庙的乐歌，产生地在今山东曲阜。《商颂》5篇，是宋国贵族祭祀其祖先商王的颂歌，产生地在今河南商丘。
风、雅、颂是《诗经》的一种类别区分，赋、比、兴则是《诗经》的三种表现手法。关于赋、比、兴的解释，众说纷纭，一般以朱熹的说法最为简明通用：“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诗集传》）也就是说，赋是铺陈直叙；比是打比方、用比喻；兴复杂一些，主要意思是外界事物触动了诗人的兴致，引发诗人歌唱，因此兴多数用在诗歌的开端。在运用上，“赋”比较适合叙事，“雅”和“颂”中的一些史诗以及“国风”中叙事色彩较重的诗多采用赋法。如《周颂·良耜》叙述了农民耕作的全过程，《豳风·七月》则叙述农民一年的劳动生活。“比”和“兴”比较适合抒情，《诗经》中的一些诗甚至整首都采用比的手法，称为比体诗，如《魏风·硕鼠》《豳风·鸱鸮》等。
需要指出的是，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在《诗经》中的运用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成法。三种手法有时单用，有时交互使用。有的诗是赋中有比，有的诗是比中兼兴。通观《诗经》，可以看出当时人对赋、比、兴手法的运用已相当娴熟，这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有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诗经》是怎样结集的？
《诗经》中的诗歌从创作年代上说包括上下五六百年的时间，产生地域又如此广泛，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些诗歌是怎么收集到一起的呢？关于这一问题，一般认为主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采诗。《汉书·食货志》记述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意思是，每年春季来临时，集居的人群到田野中去劳作，这时就有叫做“行人”的采诗官，敲着木铎在路上巡游，把民间传唱的歌谣采集起来，然后向上献给朝廷的乐官（大师），乐官配好音律，唱给天子听。采诗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即便于周王了解民情，知道为政的得失，以便省察自己。古代交通不发达，如果不是由官府设置采诗官来收集诗歌，靠其他任何方式恐怕都是难以完成这样一部时代绵长、地域广阔的诗歌采集工作的。因此，采诗一说是有其合理性的。
另一种是献诗。采诗主要收集到的是地方的民谣，而《诗经》中还有颂诗和贵族所作的诗，这是采诗官们无法采集到的，这些诗大多是通过“献诗”的渠道汇集到周王朝中来的。《国语·周语上》记载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另外，从《诗经》中的一些作品看，“献诗”的事也是存在的，如《小雅·节南山》中就说“家父（周幽王时大夫）作诵，以究王讻”，证明了公卿士大夫确实献过讽谏诗。至于那些专门用于祭祖的“颂”诗，则是掌管祭祀的人奉命创作的，因而朝廷能够直接得到。
《诗经》是孔子删定的吗？
可以想见，通过各种渠道汇集起来的诗歌作品是很多的，但现在我们看到的通行本《诗经》只有305篇，是谁做了删汰的工作呢？
古代人的看法是孔子删诗。最早说到这件事的是西汉的司马迁，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就是说孔子把流传下来的三千余篇诗歌做了选编，把那些重复的和于礼义标准不合的都删掉了，剩下三百零五篇。但有人对这个说法提出了怀疑，理由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礼，鲁国乐师为他演奏了十五国风和雅、颂各部分的乐歌，其编排顺序和流传至今的《诗经》大体相同，而那时孔子还不到十岁，怎么做删诗的工作呢？《论语·子罕》中说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看来孔子曾为《诗经》做过正乐，就是纠正曲调的错误，这应该是可能的。另外，孔子和他的弟子也没有说过“孔子删诗”这件事。因此，现代学者多认为《诗经》并非孔子编订的，通行的观点是删汰、编订的工作是由周王朝的乐师、乐工们完成的。他们既是当时诗歌的搜集者、保存者，又是乐歌的演唱者。出于工作的需要，他们对汇集起来的诗篇加以编辑，是合乎情理的。当然，这个过程非一人一时之功。
《诗经》的流传和内容
《诗》编成后，便开始广泛流传。到了汉代，《诗》被尊为“经”，传习的人更是多了起来，相传有鲁、齐、韩、毛四家。《鲁诗》出于鲁人申公，是汉文帝时的博士。《齐诗》出于齐人辕固生，是汉景帝时的博士。《韩诗》出于燕人韩婴，是汉文帝时的博士。《毛诗》出于毛亨和毛苌，毛亨曾为河间献王的博士。东汉以后，《毛诗》盛行，鲁、齐、韩三家诗逐渐衰亡，后来其书也亡佚了。《毛诗》在后世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很多学者为其作注，最有名的是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作的“笺”。到了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将唐以前关于《毛诗》的各家学说汇集到一起，成了《毛诗》的集大成之作。宋代理学家朱熹又作《诗集传》，成为士子考取功名的必读书。现在我们读到的《诗经》就是《毛诗》。
今本《诗经》的篇目为311篇，但《小雅》中的《南陔》《白华》《华黍》《由赓》《崇丘》《由仪》六篇，只存下了篇目名而没有内容，因此实际存诗共305篇。这305篇以外，被编余的诗称“逸诗”，现存的“逸诗”多为零散的词句，散见于子书、《左传》《国语》等书中。
至于《诗经》中各篇的作者，绝大多数已经不可考证其名。因为民歌多属于民间创作，最初由一个或几个人唱出，随着流传又不断地加工、修改，采诗官也无法准确得知诗的作者，而只记录下了诗的内容。至于卿大夫的作品，也没有署名。只有个别的诗作，因为有特殊的记载，又参考诗的内容，可以对诗的作者进行确认，比如《鄘风·载驰》是许穆夫人所作，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诗经》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写政治、农事、狩猎、行役、战争、宴饮、祭祀、歌舞，有写爱情、婚姻、民俗，而且形象生动，美妙动人，真实描绘了西周至春秋中期那段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及社会风貌。
具体而言，有比较全面反映当时农业生产劳动的诗篇，比如《豳风·七月》。此诗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开端，生动具体地记述了劳动者一年四季的生活，像正月开始修整农具，寒冬未退的二月就下田劳作，接着是采桑养蚕、纺织、染帛、筑场、收获、打猎、修屋、造酒、凿冰，然后杀羊祭祀，准备过年。这些劳动都是按季节依次进行的，堪称一幅古代农桑生产和民间习俗的生动画卷，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勤劳朴实的民风。又如《周南·芣苢》描写了妇女们在田野采集的情景。
有体现民众生活艰辛，统治者对百姓横征暴敛的诗篇，如《魏风·伐檀》中指责统治者不事农业生产，却粮食满仓，这些“收获”从何而来，也就可想而知了。又如《魏风·硕鼠》把统治者比喻成贪吃的大老鼠，养肥了自己，却不顾百姓的死活，因而百姓发誓要离开他们，这意味着失去了民心。
有描写繁重的徭役和兵役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的诗。比如《唐风·鸨羽》，描写公差没完没了，归家无期，土地无人种，父母无法赡养，诗人感到十分痛苦。又如《豳风·东山》写戍卒在外的悲哀和归家途中的百感交集。伴随着徭役、兵役的繁重，士兵厌战思乡，妻子怀念出征的丈夫，于是就有了《卫风·伯兮》描写女子因思念丈夫，无心梳洗，相思成病的诗。
有怨刺诗。所谓怨刺，就是讽喻，对君昏臣佞、政治弊端、社会问题进行揭露，这应该是一些富有正义感，对国家命运比较关心或不得志的文人、官员的作品。其代表作有“大雅”中的《桑柔》《民劳》《板》《荡》等，“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等。像《大雅·桑柔》这首诗，是周厉王时期的作品，相传作者是周贵族芮良夫。诗的开始以桑树为喻，说周朝建国之初，根深叶茂，何等兴盛；现如今君王无道，奸臣当权，人民受难。于是发出了“於乎有哀，国步斯频”的哀叹，意思是如果这样下去，国家就要亡了。
有反映周部族发展的史诗，如“大雅”中的《文王》《大明》《绵》《生民》《公刘》等，详细记述了周族祖先创业发展的艰难，有的还有些神话色彩，虽然篇幅较长，但读来不觉枯燥。
有具有时代特点的祭祀诗。祭神颂神是当时社会的普遍信仰和活动，《诗经》中的“颂”主要就是反映祭祀的诗。这些诗，或歌颂祖先，或祈求降福，或歌颂功德，思想价值不是很高。
还有就是对爱情和婚姻的描绘。这些诗，有的写出了爱情的欢乐，有的诉说相思之苦，有的则反映了妇女被遗弃的悲惨。如《诗经》中的第一篇《关雎》就是一首情歌，写一个青年追求“窈窕淑女”而不得的焦虑和痛苦。《郑风·溱洧》则真实地再现了男女相会、自由定情的场景。
《诗经》的功用和现代价值
今人往往用文学的眼光看《诗经》，但在周代，《诗》的用途却很广，除了典礼、娱乐和讽谏等作用外，它还用于外交场合，即作为表达情义、美化辞令的工具，这就是“赋诗言志”。儒家是主张出仕的，因此孔子才有“不学《诗》，无以言”的教诲。对于《诗》，孔子还说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如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重新审视和阅读《诗经》，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首先，《诗经》中蕴涵着深厚的爱国情感和浓郁的友爱亲情，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根本。像《卫风·载驰》抒写了许穆夫人的爱国之情，《秦风·无衣》则是战士在国家面临强敌压境时唱出的保家卫国的战歌。此外，《小雅·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体现了父母之爱；《小雅·常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体现了兄弟之情；《秦风·渭阳》“我送舅氏”，《齐风·猗嗟》“展我甥兮”体现了舅甥之爱；《小雅·伐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体现了朋友之情；《小雅·常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体现了和睦温馨的爱情。《诗经》中的爱国情感和友爱亲情，超越了时代局限，已经升华、融合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具体内容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以重亲重孝、爱国爱家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却没有改变，这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源泉和动力。
其次，《诗经》中表现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自强力的基石。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强调居安思危，强调集体意识。《诗经》中的忧患意识主要体现在关心国事、抨击弊政、忧国忧民的情感上，是有识之士关注周室命运、民众苦难以及忠贞爱国的崇高品质的体现。《王风·黍离》反复哀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另外，“小雅”中的《北山》《节南山》《十月之交》《雨无正》《巧言》等篇，从各个方面表达了诗人们的正直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最后，《诗经》中呈现的以“中和”为美的观念，是中华民族和谐思想与亲和力的体现。《诗经》中有许多描绘农业生产的诗，由于当时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因此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这种心态通过诗歌表达出来，即农业社会人们效法大自然和谐的节奏秩序而产生“中和”的思想观念。正是如此，后人认为这些诗作具有“温柔敦厚”的美学观念，恪守了“中和”的原则，达到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境界，更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融洽的关系。
今天我们怎样读《诗经》
《诗经》是产生于两千多年以前的作品，由于时代久远，背景复杂，文字艰深，涉及的文化知识面广，对于今天的一般读者来说，阅读和理解起来可能会有不少困难。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褚斌杰先生在多年研究《诗经》的基础上，认为初学者和一般文学爱好者不妨首先读选本。《诗经》全书305篇，从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来看，不都是同等重要的。一般选本，对它作了遴选，一些贴近生活、艺术性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大致都包括在内了。而且都带有注释，有的还附有今译；对每篇作品还写有点明诗歌背景、主旨的解题。但在阅读中还要注意几件事：
一是这些选本只代表不同选者的眼光，所以从选篇到注解并不会完全相同。在这种情况下，不妨选一本公认较好的选本为主（如余冠英的《诗经选》），然后再参考其他的选本、读本，以免为一家所囿。
二是所附今译对初学者是有帮助的，因为《诗经》作品的难读，除难字、难词以外，还有对诗句、篇章意思的领会问题，初学者如对照现代汉语的今译来读，无疑有很大的帮助。但今译只可作为阅读时的参考，绝不可代替对原诗的阅读。先不说译文有水平的高低，即使再好的译文也只能传达其意，而难传达其韵味。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时代的产物。离开原作者时代所用的语言，无形中就丧失了它的风格和品味，模糊了作者的个性，而这对于文艺作品来说，又是绝不容丧失的。
三是对于《诗经》作品，不要止于一般的理解和阅读，最好还要熟读兼之以吟咏。特别是《诗经》中的一些民歌作品，它本是口头传唱的，其篇章结构、语言运用、语言节奏、抒情手法，均与音乐有关。如今乐调已失，变成了书面文学。为了把握它的艺术真谛，体味它的风格神韵，不妨通过吟咏来增强领会。关于这一点，古人也有所认识。如朱熹就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他认为诗本“性情”，通过“熟读”，是领会《诗》中本义、性情以至艺术魅力的途径。他说：“读《诗》正在于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诗，自然足以感发善心。”“须是读熟了，文义都晓得了，涵泳读取百来遍，方见得那好处，那好处方出，方见得精怪（指高超、新奇处）。”（《朱子语类》卷八十）
另外，近些年出版的一些关于《诗经》名篇鉴赏的书，以及好的鉴赏文，既解诗又重审美，即从艺术上剖析其特点和成就，正可以补一般文学史和注释本在这方面的不足，对于初学者如何理解《诗经》作品，领会其艺术特征，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诗经》选读
硕 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魏风》）
大意：
大老鼠啊大老鼠，不要偷吃我的黍！多年辛苦养活你，我的死活你不顾。我发誓要离开你，去那理想的乐土。乐土乐土真美好，那是安居好去处。
大老鼠啊大老鼠，不要偷吃我的麦！多年辛苦养活你，不闻不问不感谢。我发誓要离开你，到那理想安乐地。安乐地啊安乐地，劳动所得归自己。
大老鼠啊大老鼠，不要偷吃我的苗！多年辛苦养活你，没日没夜谁慰劳。发誓从此离开你，到那理想的乐郊。乐郊乐郊真美好，谁还叹气长呼号？
常 棣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宜尔室家，乐尔妻孥。是究是图，亶其然乎！
（《小雅》）
大意：
棠棣之花真鲜艳，花萼花蒂紧相连。你看如今世上人，没人能比兄弟亲。
生老病死最可怕，只有兄弟最关心。聚土成坟在荒原，只有兄弟来相寻。
鹡鸰飞落在高原，兄弟急忙来救难。虽然有些好朋友，你遭难时只长叹。
兄弟在家虽争吵，外侮面前定携手。虽然也有好朋友，时间久了也难助。
丧乱之事既平定，日子平安又宁静。这时虽有亲兄弟，朋友表现更热情。
杯子盘子摆上来，又是饮酒又吃菜。兄弟团聚在一起，和和乐乐多亲爱。
夫唱妇随妻子好，琴瑟和鸣同到老。兄弟感情也融洽，全家团聚乐陶陶。
家庭和乐多兴旺，妻子儿女喜洋洋。精打细算多商量，道理确实是这样。
本文来源：《月读》2018年第3期。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