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岳文
摘要:郦道元一生好学,生前有不少著述,但流传后世的唯有《水经注》一种。这部书共四十卷,是郦道元在为官之暇,利用所搜集到的各种文献与实地考察所得而撰就的一部“宇宙未有之奇书”(刘继庄《广阳杂记》)。
北宋文学家苏轼的《石钟山记》开篇说道:“《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其中的“郦元”指的是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而他的代表作就是《水经注》。
《水经》是一部怎样的书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所以人们十分重视对水的利用和治理,古书中对河流也多有描述和记载。像《尚书·禹贡》和《山海经》中,就出现了有关水道分布的记录。《汉书·地理志》中则用极简的文字,将西汉时期三百余条水道的情况做了勾勒。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虽说是一部按汉字部首进行编排的字典,但在“水部”中则留下了一百余条单名水道的简略记载。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河流的利用和改造有了很大进步,对河流的认识也不断增加,《禹贡》《山海经》《汉书·地理志》中关于河流的记载已不能满足于当时人们的需要,于是专门记载河流的著作开始出现了,《水经》就是其中一部。
关于《水经》这部书的名称,有必要作个交代。中国古代,每一条河流都有它的专名,“河”是黄河的专名,“江”是长江的专名,后来才把“江”“河”二字借用为一切河流的通称。那么,河流除了专名外,有没有通称呢?有,当时河流的通称为“水”,黄河称“河水”,长江称“江水”,其他如“济水”“淮水”“渭水”等等。既然古人将河流通称为“水”,又将重要的书籍称为“经”,因此,这部专门记载河流的专著就定名为《水经》。
关于《水经》的作者,《新唐书·艺文志二》记载得较为清楚:“桑钦《水经》三卷,一作郭璞撰。郦道元注《水经》四十卷。”此后,许多公私图书目录中,《水经》的撰者都写作桑钦。
按照《新唐书》的说法,《水经》的作者或为桑钦,或为郭璞。郭璞撰《水经》一事,清朝初年一些学者经过考证,已经否定了这个说法。理由是郭璞在注《山海经》时,曾引用《水经》八处,如果《水经》是他自己所写,又何必引用他人的著作呢?至于桑钦是否撰写过《水经》一书,学者们则有不同的观点。清人胡渭在《禹贡锥指·例略》中认为:《水经》一书“创自东汉而魏晋人续成之,非一时一手作”。《四库全书总目·地理类二·水经注》则根据《水经》中出现的地名作了考证:“观其涪水条中,称广汉已为广魏,则决非汉时。钟水条中,称晋宁仍曰魏宁,则未及晋代。推寻文句,大抵三国时人。”还有学者认为《水经》作于新莽时代。
虽然《水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都存在疑问①,但这部书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它开创了水志的记述体裁,确立了以水证地的方法。
郦道元为什么要撰写《水经注》
郦道元,字善长,北魏著名地理学家,其家乡在今河北涿州一个被称为郦亭的村庄。郦道元出身官宦人家,父亲郦范在北魏曾任青州刺史等职。郦范去世后,郦道元承继了父亲永宁侯的爵位,出任尚书主客郎一职,由此开始了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涯。后来,他又任冀州镇东府长史、东荆州刺史等地方官。最后在关右大使任上遇害。朝廷追赠其为吏部尚书、冀州刺史。
郦道元一生好学,生前有不少著述,但流传后世的唯有《水经注》一种。这部书共四十卷,是郦道元在为官之暇,利用所搜集到的各种文献与实地考察所得而撰就的一部“宇宙未有之奇书”(刘继庄《广阳杂记》)。那么,郦道元为什么要撰写这部书呢?其动机大致有三:
第一,郦道元钟情于地理,深爱于山河。
郦道元一生热爱地理学事业,钟情于地理研究。从《水经注》全文来看,他记述水道,结构谨严,脉络分明,条分缕析;注释旁征博引,考辨详细,勘正谬误,尽显一位地理学家的学识和风范。《水经注序》中还记录了他亲自考察、研究地理的活动:“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缉而缀之。”郦道元做官因公出差时也不忘拨冗进行实地考察,访问地方官吏,寻访古迹。书中说道:“余顷因公至彼,故往寻之,其穴处犹存。”(卷五《河水》)在实地考察的同时,他还与地图比对,以究其实。郦道元不仅精于自然地理,还精于人文地理。由此深得朝廷的信任和重视,曾多次奉诏设置州县等地方行政区。
此外,郦道元还深爱着中国的美丽河山。在任地方官时,他每到一处,除认真进行地理考察外,还满怀热情地欣赏美丽的山水,用心与大自然交流,体会山水之趣。因此,其笔下的山水草木多带有情感,渗透着作者对自然的亲近、欣赏和热爱之情。面对佳山丽水,他常用一句简短而直抒胸臆之语将自己的感受和盘托出。如“望之极为奇观矣”(卷六《浍水》)、“信为游神之胜处也”(卷十二《巨马水》)等。不仅如此,书中还有大量篇幅描写如长江三峡、杭州灵隐山、庐山瀑布等郦道元足迹未达到的地方,这些地方的自然风景,在他的笔下同样生动细腻。在《水经注》以前的地理著作中,描写中国自然风景的很少,而郦道元在这方面予以重视,则充分表明他对国家山河的热爱。
还需指出的是,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处在分裂状态,但生活于北朝(具体说是北魏)的郦道元在注《水经》时,没有拘泥于北方地区,而是将南北融为一个整体,这表明他具有统一中国的理想和志向。可以说,郦道元用毕生的心血,把一个统一中国的锦绣河山,描绘在了这部书中。
第二,补《水经》粗陋简略之失。
《水经》一书的内容是相当简略的。《唐六典》曾说这部书“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后因残缺,仅存河流一百一十六条。每条河流只是很简略地叙述了它的发源、流向和归宿。这显然不能满足当时人们的需要,因此就要对《水经》加以完善。
那么,郦道元为什么独独选中《水经》一书呢?他在《水经注序》中做了交代:“昔《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尚书》《本纪》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水经》虽粗缀津绪,又阙旁通。所谓各言其志,而罕能备其宣导者矣。”原来,作为地理学家的郦道元熟谙前人的地理著作,认为它们都不够完备。相较之下,《水经》一书虽记载简略,但还算有条理,是这些地理作品中最好的一部。因此,他决定选《水经》为底本,附其枝要,布广前文,详加注释。
从结果看,《水经注》确实弥补了《水经》的不足。《水经》共三卷,一万多字,而《水经注》全书四十卷,三十二万余字,篇幅是前者的三十余倍。《水经注》记载河流一千二百五十余条,是《水经》的十倍。郦道元不仅逐条详细记述每一水道的源头、流向、经过、支津、汇合、归宿,以及水道沿革等情况,而且还对每条水道流域内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进行了描绘。不仅如此,《水经注》中还记录了水利工程、风土人情、物产资源、神话故事、历史传说,并引用了大量的民歌谣谚、诗赋文等,富有丰厚的文化底蕴。
如果《水经》只能算作一部简略记载水道的地理书,那么《水经注》不仅是一部详记水道的地理名著,而且还具有历史、考古、民俗、文献、目录等学术价值,以及卓越的文学价值,堪称南北朝时期水道方面的百科全书。
第三,勘正《水经》的错误。
除了丰富《水经》的内容之外,纠正《水经》中的错误也是郦道元撰写《水经注》的一个动机。相较而言,纠正错误这项工作的意义显得更为重大。因为,如果人们将错误的地理知识运用于实践当中,很可能会带来巨大损失。所以,《水经注序》中指出:“《经》有谬误者,考以附正。”
治学严谨的郦道元考订了《水经》中的诸多错误,比如他写道:“河水又东分为二水,枝津东径甲下城南,东南历马常坈注济。《经》言济水注河,非也。”(卷五《河水》)他又写道:“㶟水又东北,径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径其北。盖《经》误证矣。”(卷十三《漯水》)
从《水经注》看郦道元的治学方法
《水经注》之所以受到后世的广泛重视和好评,与郦道元在此书上花费的心血是分不开的。这部书体现了郦道元的多种治学方法,直到今天,这些方法仍对我们研究和解决问题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其一是广泛地占有资料。
资料是基础,没有资料而空谈理论,就如沙漠中盖房子,楼层越高,越有坍塌的危险。《水经注》一书从地域范围来说,除了基本以西汉王朝的疆域为对象外,还涉及了当时不少的域外地区,如印度、中南半岛和朝鲜半岛等。从时间上说,它上起先秦,下至南北朝时期。就内容来说,它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山川胜景、历史沿革、风俗习惯、人物掌故等。牵涉如此多信息的一部巨著,其资料工作的艰巨性是可以想象的,但郦道元做到了。
全书究竟引用了多少种典籍,很难估计。仅从书中列出的来看,就有四百三十余种。这些资料,大体可以分为十类:一是经书,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四书”“五经”。二是诸子,就是从先秦到汉初各派学者的著作,如《老子》《庄子》《管子》《墨子》等。三是历史书,除《史记》《汉书》等正史外,还有《皇览》《帝王世纪》《吴越春秋》等。四是地理书,包括《山海经》《十三州志》《地理风俗记》等。五是地图,郦道元在作注时,参考了许多地图,以便对文字记载有更加直观的理解,其中有全国范围的地图如《括地图》《禹贡图》《晋舆地图》,也有区域性的地图如《关中图》。六是方志,方志是我国历史上记载地方情况的综合性著作,是研究区域历史地理的重要典籍,《水经注》涉及河流流经的各个地区,这类材料自然十分重要。郦道元注《水经》,引用方志很多,因此有学者称:“郦注精博,集六朝地志之大成。”七是传记,如《逸民传》《列仙传》《文士传》等。八是诗赋,如《诗经》《楚辞》《大河赋》《江赋》《五湖赋》等。九是书信,如《诸葛亮与兄瑾书》《朱超石与兄书》等,书信往往含有史书不载却又很有价值的内容,因此是十分可贵的。十是辞书,比如《说文解字》《尔雅》《释名》等等。此外,郦道元还将搜集到的金石碑刻运用于注释中。还需指出的是,郦道元所用资料,有些已经亡佚,幸赖《水经注》一书而得以保存。
其二是谨慎地分析资料。
有了资料作为基础,下一步就是对资料进行分析,去粗取精,辨讹核实,从而将可靠的史料运用于注释当中,以便保证《水经注》的可靠性和权威性。这方面,郦道元也是做得很到位的。这里试举一例:
《水经注》卷四《河水》中说:“河南即陕城也。……戴延之云:城南倚山原,北临黄河,悬水百余仞,临之者咸悚惕焉。西北带河,水涌起方数十丈,有物居水中,父老云:铜翁仲所没处。又云:石虎载经于此沈(同“沉”)没,二物并存,水所以涌,所未详也。或云:翁仲头髻常出,水之涨减,恒与水齐。晋军当至,髻不复出,今惟见水异耳,嗟嗟有声,声闻数里。”关于铜翁仲的故事,出自戴延之的《西征记》。戴延之的这个记载也是听这一带父老说的,认为黄河在这个河段急流汹涌,是因为有铜翁仲没入水中。那么,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郦道元分析各种资料,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余以为鸿河巨渎,故应不为细梗踬湍;长津硕浪,无宜以微物屯流。斯水之所以涛波者,盖《史记》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所致耳。”应该说,郦道元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对于滔滔黄河水来说,一个铜人在水中,只不过是一个“细梗”“微物”而已,是不可能引起急流的。山崩壅河,或者说是一种更大规模的山体滑坡现象,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郦道元以一个地理学家的身份,通过谨慎分析各种材料,得出了较为可信的结论。
其三是勤勉地野外考察。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句话用在郦道元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也为后世地理学家做出了榜样。注释《水经》这部地理著作,仅仅依靠文字的资料还不行,因为这往往会被人诟病为“纸上谈兵”,只有不辞辛苦地实地踏查,通过亲眼目睹,才能得出真实的结论。
郦道元的踏查经历,可以说在少年时代就开始了。他父亲在青州做官时,年幼的郦道元随父亲到了青州,对当地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多有了解,这在《水经注》中多有反映。踏入仕途之后,郦道元曾跟随北魏国君到各处巡查,从而利用工作之便对所到之处进行考察。后来,他又到地方为官,于是对当地及沿途地区的山川地理进行考察。应该说,郦道元的地理考察,并不是简单地观察和巡览,而是地图、文献、访问相结合的综合调查法,因此,他的考察结果不仅详细,而且真实性很高。
可惜的是,当时正值南北分裂时期,郦道元所到之处只是北魏势力所及的范围,南方地区的地理状况,他只能完全求助于文献资料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其四是求实的科学态度。
地理是一门科学,需要求实求真。郦道元在作注时,只是客观地写出事实,并不自以为是,更不轻易否定前人的意见和观点。比如,关于张平子墓碑,郦道元野外考察亲自得见的场景与前人的记载并不相同:记载说“墓次有二碑”,而郦道元“惟见一碑”。但他没有断然否定记载的说法,而是谨慎地说:“或是余夏景驿途,疲而莫究矣。”对于自己没有把握的事,姑且两存之。
此外,郦道元深知由于全国范围内河流众多,情况复杂,而自己见闻有限,所以不能把《水经注》写得完备无缺。他的宗旨是:“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就是秉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科学态度,而不用主观臆测来下结论。
再有,郦道元的科学态度还体现在坚持事实反对迷信方面。古代对于一件事的记载,有时会掺杂迷信成分,甚至有很多荒诞不经的鬼怪色彩。用这种说法来解释自然现象,显然是不合理的,这也是郦道元极力反对的。他引用张安世的话说:“神道茫昧,不宜为法。”反映了他不信鬼神的科学精神。
《水经注》的现代价值
《水经注》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地理学方面。这部书是中国地理学史上一部独具特点的著作。它以河流的流域范围为纬,以河流所经地区的各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为经,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以河流为主的历史区域地理文献。
首先,这部书从地理思想和研究方法上弥补了六世纪以前中国地理学发展的弊端,而且将《水经》以来开创的“因水证地”的一套自成体系的叙述方法,推向成熟、完备和规范。此外,身为地理学家的郦道元那种求实的科学态度,以及勤勉地实地考察的精神,都是后世地理学工作者应该继承和发扬的。有学者指出,《水经注》所记载的一千二百多条河流的发源地点、流经地区、支渠分布以及历史变迁情形,是我国六世纪以前关于河道水系最详细的记录。这些河流流经的地区,几乎遍布全国各地,有的还延伸到今天的国境之外,其覆盖面积之广,实属空前。我国正史中,从《后汉书》到隋唐五代的正史,都没有记述河道水系的专篇。《宋史》以后的正史中,虽有《河渠志》,但受体裁的限制,其规模、内容皆比不上《水经注》。直到明代之前,以全国范围为记述对象的河道水系专著仍然很少,类似的综合性地理巨著更是绝无仅有。
除了自然地理,《水经注》对于历史人文地理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注文内容涉及到区域经济、交通道路、关隘津梁、行政区划、人口民族、城市聚落等,包含了采矿、冶金、机器、纺织、造纸等古代手工业部门,涉及到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矿物,为研究中国古代物产和科学技术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比如该书卷三《河水》中记载:“高奴县有洧水,肥可㸐,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这里所说的“肥”,显然就是可以燃烧的油(或是石油)。
其次,书中蕴含着郦道元是非分明的态度,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他对人物的褒贬上,使《水经注》成为一部对后世有着教育意义的著作。
比如,该书卷二十二《洧水》记载:“今县城东门南侧,有汉密令卓茂祠。茂字子康,南阳宛人,温仁宽雅,恭而有礼。人有认其马者,茂与之,曰:若非公马,幸至丞相府归我。遂挽车而去,后马主得马,谢而还之。任汉黄门郎,迁密令,举善而教,口无恶言,教化大行,道不拾遗,蝗不入境,百姓为之立祠,享祀不辍矣。”这里,郦道元记述了东汉大臣卓茂这位为民造福的好官,突出了他宽仁的品行。最后一句“百姓为之立祠,享祀不辍矣”,意在表明卓茂深受百姓的爱戴,名留青史。身为官员的郦道元,是在呼吁做官者应该为民造福。
对于那些虚伪的贪官污吏,郦道元则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该书卷二十九《湍水》记载:“水西有《汉太尉长史邑人张敏碑》,碑之西有魏征南军司张詹墓,墓有碑,碑背刊云: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铜铁不入,丹器不藏,嗟矣后人,幸勿我伤。自后古坟旧冢,莫不夷毁,而是墓至元嘉初尚不见发。六年大水,蛮饥,始被发掘。说者言:初开,金银铜锡之器,朱漆雕刻之饰烂然,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帘,隐以金钉。墓不甚高,而内极宽大。虚设白楸之言,空负黄金之实,虽意锢南山,宁同寿乎?”这里,郦道元揭露了张詹这样一个追求厚葬而又说谎的无耻之徒,并对这种以谎言欺世的人给予鞭挞。
最后,《水经注》虽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它的语言生动活泼,趣味盎然,在文学上有着很高的价值。郦道元描写风景的特点是语言新颖,不用前人的陈词滥调,像“鱼若空悬”“分沙漏石”等词语,用得十分绝妙,后世文学家也纷纷效仿。明末清初的张岱评价说:“古人记山水,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将郦道元与柳子厚(柳宗元)、袁中郎(袁宏道)相提并论,可见其文学造诣之高。
郦道元注《水经》,还特别注意吸收百姓的语言,将民歌谚语运用其中,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该书卷三十四《江水》载:“江水又东径黄牛山,下有滩,名曰黄牛滩,南岸重岭迭起,最外高崖间有石,色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既人迹所绝,莫得究焉。此岩既高,加以江湍纡回,虽途径信宿,犹望见此物,故行者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言水路纡深,回望如一矣。”一句歌谣,短短四句,很好地总结了“言水路纡深,回望如一矣”,读之饶有趣味。
《水经注》选读
汉水又东合褒水,水西北出衙岭山,东南径大石门①,历故栈道下谷②,俗谓千梁无柱也③。诸葛亮《与兄瑾书》云:前赵子龙退军④,烧坏赤崖以北阁道⑤,缘谷百余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穷极,不可强也。又云: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⑥,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后诸葛亮死于五丈原⑦,魏延先退而焚之⑧,谓是道也。自后按旧修路者,悉无复水中柱,径涉者浮梁振动,无不摇心眩目也。(卷二十七《沔水》)
【注释】
①大石门:即斜谷口,在今陕西眉县西南。
②栈道:在悬崖绝壁上凿孔架木桩,铺上木板而成的窄路。此处栈道为褒斜道。
③千梁无柱:只有木梁而没有柱子。因为悬崖峭壁与山坡或山下溪涧河流的距离很远,所以无法立柱。
④赵子龙:即赵云,常山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三国时期蜀汉大将。
⑤赤崖:古地名。在陕西留坝东北,褒斜阁道所经。
⑥邓伯苗:即邓芝,新野人(今河南新野)人,三国时期蜀汉大将。
⑦五丈原:在今陕西岐山城南。诸葛亮病卒于此。
⑧魏延:字文长,义阳(今河南信阳)人,三国时期蜀汉大将。
【大意】
汉水又向东流,汇合了褒水。褒水发源于西北面的衙领山,东南流经大石门,流过旧时的栈道下谷,俗称千梁无柱。诸葛亮《与兄瑾书》说:先前赵子龙退兵时,烧坏了赤崖以北沿山谷周围的阁道长达一百多里,阁梁一头通入山腰,另一头在水中立柱。现在水大而急,已经无法立柱,困难已到了极点,不能勉强了。又说:近时山洪暴发,赤崖以南的桥梁阁道全都被冲毁了,当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个在赤崖驻防屯田,一个驻防在赤崖口,双方只能沿着崖边互相呼应而已。后来,诸葛亮死于五丈原,魏延首先撤退,焚烧了栈道,就是这条栈道。自此以后,那些按旧道修路的人,都不再在水中立柱了。过往行人在摇摇晃晃的浮桥上经过,无不提心吊胆、头晕目眩。
本文来源:《月读》2018年第7期。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