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正：学者
当时只道是寻常
我那一代中国人是在抗日和内战两个大动乱之中成长的，即使未曾经历什么可歌可泣之事，也都会被大时代打上难以磨灭的印记，莫名其妙地影响一生。
抗战中我在重庆出生，呱呱堕地不久，便受大轰炸洗礼，母亲从防空洞抱我回到枣子岚垭寓所，房子已经沦为瓦砾。当时父亲所服务的机关在市郊一个叫龙井湾的山坳上盖起了办公厅和宿舍，我们一家便搬到那边，在小山坡上的茅庐安身，度过其后五年艰苦时光，对无知小孩子来说，那其实是个蛮有趣的地方：屋前有空地可玩耍，屋旁有畦圃可摘西红柿和豌豆，就地生剥了吃；山上乱跑没有人管，山下不远有小朋友来往，一切自由自在。它的清贫与闭塞既是与生俱来，也就浑然不觉。
不过，也不完全如此。记忆中第一个印象是睡午觉醒来，母亲在床头用粗麻线和旧布片打鞋底；第一次心灵创伤是肚子饿得发慌，傻乎乎地凑到工友煮红烧肉的炉旁，被戏弄取笑，回家后更被气急败坏的母亲绑起来重责，却完全不明所以；第一趟美好经验是大年夜连吃十五个菜肉饺子，在椅子上撑直了动弹不得。至于在医院吃到母亲带来的奶油蛋糕，觉得天下美味无过于此，则是后话了。那时即使在山上也得跑警报，但那和郊游差不多：下午两点钟喇叭呜呜地响起来，就拿小凳子和一个白煮鸡蛋，跟随大人走到附近防空洞待上一两个钟头，然后高高兴兴散伙回家——日本人的炸弹从来不会浪费在那穷乡僻壤，所以警报并不吓人，和城里有天渊之别。
当时父亲仍然在城里上班，两星期才回家一趟，姐姐在外地上学，家里只剩下母亲为我讲述《新儿童》故事。它是半月刊，来得稀疏，应付不了急速增长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因此父亲回家成为日夜盼望的大事。他工作紧张不在话下，星期六还得排一两个钟头的队才能够搭上水泄不通的所谓“疏建”交通车，摇摇晃晃奔向郊外，到家往往已经过了晚饭时分。但记忆中他却总显得那么轻松、诙谐、自在，不但会造奇妙的弹弓、水枪、泥人种种玩意，令我入迷。在山林间散步时，会撮唇模仿各种鸟类叫声吸引它们响应。斜靠在藤椅上的时候，腹中更有无穷的《三国》《水浒》和公冶长故事：跃马檀溪、刮骨疗毒、倒拔垂杨、大闹野猪林等情节，由是深印脑海。
静姐比我大十七岁，我们之间本来还有两个小哥哥，都不幸夭折，所以母亲四十多岁把我生下来是天大惊喜。姐姐起初在南开中学寄宿，毕业后进西南联大，我们姐弟初次相聚已经是1943年夏天，她千方百计弄到黑市机票回家探亲。我刚三岁半，被母亲宠得不成样子，这位姐姐却能言善道，恩威并用，既立下规矩要小弟弟遵守，又带回来满脑子故事和无数新鲜事物，把他哄得眉开眼笑，贴贴服服，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当数石林，虽然只是小小几张黑白照片上的影像，但那奇诡矗立的石壁、石笋形状，往后几十年间萦绕脑际，挥之不去，直到将近半个世纪之后陪姐姐重游昆明，方才了却心愿。那时战火已经烧到了广州和香港，父亲许多朋友的子女狼狈逃来大后方，经常到龙井湾落脚。其中最稔熟的是余舜华伯伯的淑本、戴维、大尹三姐弟，和李朴生伯伯的李薇、李秀姐弟，他们刚二十上下，正要找工作、考大学，或者从军，虽然前路茫茫，却仍然精力充沛，兴致勃勃，为山坳茅屋平添无限喧嚷和乐趣。余家兄弟秋天上山在小溪摸虾，隆冬叠砌雪人、抛打雪球，都是我最起劲跟随的乐事，毕生难忘。不过，我的得意杰作，还是趁父母出门几天，佣人珍姐没空看管，偷偷用毛笔蘸饱蓝墨水，在前堂粉壁上画满了人物、房屋，中央还有一辆大大的马车，让父母进门大吃一惊，哭笑不得，“画马车”自是成为家中佳话。
抗战胜利终于来临，艰苦岁月也告结束，人人各奔前程，但调度轮船飞机，将整个国民政府搬回南京这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却落在老实苦干的父亲头上。我们全家只好滞留重庆，一直待到1946年底“还都”结束，这才回到南京。那时我已经七岁，却只在家里由母亲教导认字和算数，还没有上学。我们起初住城北回龙桥“公教二村”，离家不远有一所“邮政储金汇业局员工子弟学校”。它的入学规定极其严格，必须该局子弟才有资格就读，我却莫名其妙成为二年级学生。据静姐说，母亲为此曾经和爸爸大吵一场，他无奈，最后只好找交通部长俞大维出面，我才硬是被安插进去。它的学生大都清苦朴素，因为战争耽误，全部严重超龄，我可能是班里最小的了。老师表面管教甚严，实际上和蔼可亲，犹如家人，校长张渊泉认真刚正，即使不懂事的孩子也能感受到他的威严。我在此上学两年，初尝群体生活滋味，迷上了滚铁环、打弹子、挑梭子，唱熟了《旗正飘飘》《沙里红巴》《杜鹃花》《读书郎》《青春小鸟》，还学会了当时刚刚推行的四角号码和国语注音符号，以后终身受用。甚至当时好些小朋友的名字和相貌，至今还不曾忘记：朱银屏是稳重的大姐姐和班长，众所翕服；左克明是黝黑瘦削的玩伴，形影不离；张馨三年级才来，美丽大方，大家眼前为之一亮；同时来的，还有眼睛溜溜、神采十足的小个子何志毅，他功课好，轻易超越我们，大家服气。
到了南京，才懂得什么叫好日子。生日，有蛋糕和蜡烛，还有诸式礼物：五颜六色的积木；有四个轮子，可以牵线拉着奔跑的木头吉普车；还有真正的小脚踏车——虽然它始终没有好好转动起来过。过年，不但有压岁钱、母亲巧手烹调的酿八宝鸭、街上可以买到数不清的小玩意，还有从屋檐垂下来的长串炮竹，以及点燃后用香烟罐覆盖、可以把罐子蹦得老高的电光炮，和点燃犹如火树银花的“滴滴金”。儿童节呢，学校有唱游，老师有训话，姐姐送了一本金色封面的纪念册，大人一一写上勉励话语，珍藏至今，成为我和那个年代剩下的唯一实物纽带。初夏来了，父亲带领全家到玄武湖划船，荡入荷塘深处摘莲蓬吃莲子，逛到音乐亭欣赏乐队露天演奏；双十节天朗气清，一家人去中山陵，虽然礼堂和陵墓不开放，但在那气势磅礴的宽广大理石阶上随着大伙儿肃穆地慢慢往上走，即使对八岁儿童来说，也还是个涤荡胸怀的经验。我们还去过长江边上的燕子矶，感受天风浩渺和那块“想一想，死不得”小石碑的威严。至于灵谷寺、石马仲翁甬道、明孝陵等深幽名胜，却是一个寂静的星期天下午，爸爸单独带我游览的。总而言之，世界变得明亮、宽广、有趣多了。
此后，我们搬到萨家湾一栋较宽敞、带院落的房子，它就在行政院后面，便利父亲上班。跟着姐姐结婚了，嫁个运动健将。他家远在香港，所以就搬进我们家住，他十来岁的弟弟，我称为业哥的，也一道搬来。从小孤寂的我于是得了个哥哥。然而，好景不长，此后不久城里气氛大变，报章和收音机传出的尽是前方失利的消息，大人的脸孔日益绷紧，爸爸变得非常严肃忙碌，再没有闲暇带我们游山玩水。街上混乱起来，物价飞涨，买东西得提上重甸甸的大捆钞票，逃难的话题到处荡漾。终于，一个寒冷冬天的下午，姐夫和珍姐带领业哥和我，一行四人，押着几个箱子，在下关登上了南下的轮船。父亲职务缠身不能够走，母亲病了，姐姐怀孕了，也都暂时留下。我们进不了舱房，只在甲板上挨着箱子打地铺，情景黯淡凄凉。但对小孩子而言，远行仍然带来无限兴奋和好奇。第二天停靠芜湖，只记得街市杂乱，跟着到九江，岸边无数的瓷器店，上去买了一套很便宜的福禄寿三星像。最后到武汉，在苍茫暮色中乘小汽船渡过宽广江面，其时夕阳两下，四望水天一色，初次尝到一叶孤舟浮游于茫茫天地之间的滋味。我们略不停留，在武昌赶上了南下火车，经长沙、衡阳，最后到达桂林。
那时桂林还未受战火波及，仍然是个物质丰裕、纯朴安乐的小城。在“皇城”脚跟下的羲皇上人路，我们租住一栋“竹织批荡”房子的二楼，在院子里抬头就可见在城墙上面露出顶尖的独秀峰。业哥和我很顺利地插班到市中心的中山学校，这就安定下来。那时桂林街上没有汽车，姐夫自小独闯天下，一向主张小孩不要管束太严。我九岁了，所以任凭自由活动，不但大街小巷乱跑，进出书店甚至电影院，还跟了同学和业哥到处游览，什么彩叠山、象鼻山、伏波洞、榕湖都是常到之地，市立图书馆的儿童部更是天堂，在那里消磨了无数个宁静幸福的下午。但这也没有维持多久，过几个月，母亲和姐姐来了，父亲也不时因为公干经过，逃难的话题经常挂在嘴边。放暑假不久，我们便开始“摆地摊”，低价贩卖不能够携带的被铺杂物。七月底酷热的一天，姐夫带领我们坐车去飞机场，路上看见班主任朱老师很安详地走过，心里莫名其妙地想，这就是最后一面，以后再没机会相见了。就这样，我离开内地来到香港，随身携带一个扁平的香烟铁盒，里面装的是好朋友王彦在瓦片上刻的“努力”二字，和一撮院子里的泥土。
后来这盒子不知道丢到哪里去，旧事也逐渐淡忘，我们一直居住的赤柱——港岛南端一个鸡犬相闻的寂寞小镇，几乎变成第二故乡了。只有老师偶然兴到，赞赏我的作文说“经过动乱的孩子口气到底不一样”，那时才会再勾起那么一丁点乡愁，但日暮乡关何处是，却真也无法说得上来。九年后交上好运，获得奖学金到美国最有名的学府去，那应该说是乘风破浪，到新大陆开创事业的天赐良机。但不知为何，和大多数当时留学生不一样，我到了麻省剑桥那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大好环境，却并没有如鱼得水之感，只是以过客心情鲸吞虹吸，将新知旧学一股脑儿灌下喉咙而已，转眼八年过去就浩然赋归。出境时移民官员看我兴高采烈模样，不禁叹一口气说：“唉，小伙子，人家进来多艰难，哪有像你，反而急急忙忙跑出去的？”其时“文化大革命”正拉开帷幕，在铺天盖地的外电报道冲击下，我带着迷惘踏足启德机场，但一抬头看见久别的姐姐拼命挥动丝巾，几天后合家又到屋顶上的露台欢庆中秋，就觉得无论如何，回来团聚还是对的。此后在中文大学执教，有机会两度到日内瓦原子能研究中心访问，亦师亦友的陈匡武兄有意留客，但我冥顽不灵，未曾动心，枉自辜负了主人盛情。
1973年内地的政治严寒短暂解冻，春间风闻校内有教授北上旅行，灵机一动，立刻打听门路，接上了罗孚先生的线，遂组成中大三十多人访问团，也是在酷热七月天重返神州大地，屈指去国已经足足二十四载了。此行为期一月，走遍大江南北，历访广州、京沪、苏杭、无锡、北京、洛郑、西安、延安等十一个城市，算是粗略见识了神州大地。其中唯一旧游之地是南京，虽然行色匆匆，自不免要寻访故垒。不过萨家湾已成军事重地，门禁森严，公教二村荡然无存，只有当年死命挤进去的那所学校校舍犹存，改名“回龙桥小学”。校长算起来竟然还是当年比我低一班的同学，相对喟然。作别时他赠我一张当年全校师生合照，弥足珍贵。此后数年政治气候阴晴不定，乍暖还寒，但终于也迎来改革开放大潮和“科学的春天”，因此不时有机会重返内地讲学和旅游。那时桂林淳朴如昔，一切未变，甚至中山学校和羲皇上人路那栋小楼亦一仍旧观，只有皇城变为广西师范学院校园，我终于得偿夙愿，登上了当年只能够遥望的独秀峰。但重庆则沧海桑田，陵谷变迁，一切无从辨认了。不但整个龙井湾荡然无存，就城里的枣子岚垭、让居、行政院等旧建筑也同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巍然独存的，大概就只城中心最高处，由旧时“精神堡垒”改成的“抗战纪念碑”而已。不过，时至今日，无论桂林抑或其它千百城市，恐怕也都同一命运，鲜有幸免的了。
此后又过了几乎四十年光阴，春暖花开时节我到南京参加学术会议，趁便再次寻访多年前那所小学。这时校舍已经改建，无从辨认，只有名称依旧。一再说明来意之后，校领导热情接待，更趁小息，集合全校同学，让我抒发怀旧心情，讲些追忆和勉励的说话。临别在学校大堂徘徊，却发现了一个小小秘密。那里挂在墙上的“历史沿革”清清楚楚说明，这学校是“地下党市委”在1946年筹办，“以便积蓄力量，把它作为党的一个据点，开展党的活动”，它在翌年3月开办，由张渊泉担任校长。这样，在将近七十年之后，我才终于明白，当年我误打误撞，硬是闯了进去的这所学校，委实是太不寻常了！
2015年3月18日
本文来源：《用庐忆旧》，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摘要：我那一代中国人是在抗日和内战两个大动乱之中成长的，即使未曾经历什么可歌可泣之事，也都会被大时代打上难以磨灭的印记，莫名其妙地影响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