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汉：池州学院管理与法学院教授
独立自由的思想工作者
——纪念先生韦政通教授
如果可能，我想送你一个称号“思想工作者”。请你太座别小看这一称号。从台湾看到香港，在我心目中，够这一称号的，不到五人。
大海茫茫，智者沉销，何其苍凉！我想我是你的著作之最知己的读者。在一切短长以外，你有颇为丰富的思想潜力。你可严肃的工作二十五年。
——摘自殷海光1968年4月8日致韦政通先生的书信
再过三天，是先生离开我们一百天的日子。我仍然不肯相信这是事实。先生的离世非常意外，尽管先生九十又二，但最近几年身体状况一直很好。在电话的另一头，我总能听到先生爽朗的笑声，中气十足的教诲。每一次通话，都是那么愉悦。我与先生交往二十年，每一次与先生见面、通信或者长途电话，先生总是给我带来由衷的喜悦。然而，今年8月6日上午，陈复兄发来消息，说先生走了。这是多年来先生给我的唯一一个坏消息，却是个无限痛心的消息！
几次坐在电脑前，想写纪念先生的文章，却总下不了笔，泪水模糊了双眼。这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我先是痛失双亲，如今又失先生。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人，在短暂的时间内相继离世，令人猝不及防，这种悲痛实在难以言表。自去年六月父亲走后，每天早晨醒来和晚上入睡前，脑海中总会自然浮现父亲的音容笑貌，后来又加入了母亲温和的样子，如今又增加了先生的慈容。我有些不敢让自己静下来坐在书房，也不敢早睡。我总是尽可能地把自己置身于书房之外，置身于山水之中或俗务之中，以使自己减少些回忆，企图将自己从这种无法自拔的痛苦中拔出来。或许，这不是有效的办法。然而，又能怎样呢？
1986年9月16日，韦政通教授在台湾广播电台录音室接受“成功之路”节目访问。
一
2011年9月，我曾写过一篇二万余字的长文《爱似春晖又似蚕——我与韦政通先生》（收入王立新、何卓恩主编《思想的感染与生命的感动——献给韦政通先生九十华诞》，岳麓书社2018年7月版），详细叙述了我与先生十三年的交往。这篇文章当时寄给先生看过，先生很认真地对文中的一些表述进行了修改。现在时间又过去了七年。这七年中，我们的交往不仅没有中断，反而更加紧密。2012年以来，我们见面的次数只有一次，就是2014年11月底至12月初在深圳大学见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恩师王立新教授为先生操办“米庚学庆”，先生说要把这些年与他交往的年轻朋友叫过来聚聚。这次学庆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包括先生的两场讲座、先生铜像亮彩仪式和人文教育研讨会。先生这次演讲主题是“活化人格教育”，通过对卡尔·罗哲斯《成为一个人：一个治疗者对心理治疗的观点》一书的解读，讨论如何激活儒家的人文传统，强调知识与德性的“两轮并转”。我为这次会议写了一篇论文《韦政通人文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启示》，专门讨论先生的人文教育思想以及先生以身示范的启示。这篇论文当时并没有在会上发表，会上大家都在谈论与先生的交往和感受。此文三年后发表在《池州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我把这篇论文寄给先生，先生说写得很好，对他的人文教育思想和实践理解相当到位，尤其称赞文章的总结部分。我在总结部分认为，先生的人文教育思想与实践给我们三个启示：（1）人文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成就品德，更是成就人生；（2）人文教育的重点不在知识获取，而在生命体验；（3）人文教育的方式不仅是说给人听，而且要活给人看。应该说，这篇文章与先生当天的讲座是相呼应的。
2014年11月，韦政通教授在“人文思想与人文教育研讨会暨韦政通先生八十八寿诞学庆活动”上作主题演讲。
2014年11月，韦政通先生铜像亮彩仪式。
作者与韦政通先生的最后一张合影，2014年12月1日12：10分于深圳。从左至右为陈复、韦政通、尹文汉、吴炳钊。
2013年下半年，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做访问学者，有了相对自由的时间，于是开始再次搜集先生的各种资料。最值得说的一项资料是先生保存的书信，前些年他已经将这些资料全部捐给了法鼓大学图书馆，当时图书馆还专门设立了“政通书房”。我跟先生说了搜集书信的意思，先生很快与法鼓大学取得了联系。法鼓大学图书馆颜映绮女士很快就和我联系。因为我没办法去台湾查阅，只能委托颜绮映女士对信件进行扫描。前后数月，颜女士不辞辛苦，把数百封世界各地学人写给先生的信件进行扫描，并逐一归档，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这些信件的作者，大多是享誉学界的精英，如晏阳初、汤一介、庞朴、李泽厚、余英时、杜维明、劳思光、傅伟勋、林毓生、成中英、汪荣祖等人。这些都是极为珍贵的资料，我当时已经感觉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没想到今年柳恒博士再去法鼓大学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政通书房”已经不存，先生捐赠的一万余册图书被分散到各书库，信件、手稿等资料也一时未能找到。我听闻后大为震惊，并暗自庆幸，非常感激颜绮映女士当年的热情帮助，否则这些珍贵的史料今天就看不到了！
1988年5月，韦政通教授在北京大学演讲汤一介教授主持。
1988年8月，韦政通教授在新加坡与庞朴(右)，朱维铮(左)合影于会场。
1991年2月，韦政通教授与杜维明合影于夏威夷海边。
2015年4月至6月，叶平去台湾实践大学讲学，几乎每个周末都乘捷运从高雄到台北，去看望先生。叶平计划写先生的传记，所以趁这次难得的机会多向先生讨教。当时先生跟向叶平说，让我早点去台湾，上先生家里住一阵子，可以查看先生家里存有的各种资料，也可以去访问一些先生的老友。遗憾的是，我这两年身体不好，家里又连遭变故，此事一拖再拖，如今已成为一件永远也无法达成的事情了。6月初，先生知道我在整理我的诗词旧作，准备出版，便欣然为我的诗集题词：“文章世称千古事，汉家男儿是书痴”，题词不仅嵌入了我的名字，还极其郑重地落款钤印。叶平6月初回大陆，先生特意让她带了一批资料给我做纪念，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先生《伦理思想的突破》一书的手稿。厚厚的一大叠，先生用一个大牛皮信封装着，并在信封上题字赠给我。
2015年6月1 日韦政通先生为作者诗集题词。
2006年在杭州见面的时候，先生就和我说过，很想上黄山看看，后来在电话中也几次提起。我一直记在心里，想找个合适的机会，请先生、王立新教授、何卓恩教授一起来个黄山之约，但均未果。2015年12月中旬，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聘请我为兼职研究员，聘任仪式当天，我和安徽师范大学科研处处长戴兆国教授商量好，准备在2016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请先生来师大作几场演讲，然后可上黄山住几天。我立马打电话征求先生意见，先生开始同意了，说考虑好讲题告诉我。大约过了二十天左右，先生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不来了，主要原因是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怕给我们造成麻烦。
2015年底，我和《池州学院学报》副主编余义兵先生商量，把先生2011年4月在深圳大学讲述自己人生经验的演讲稿刊发出来，余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了。先生著述等身，然而很少谈论自己的人生经历。2010年我们在深圳见面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并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访谈和录像。但无论如何，这种访谈都只是对先生人生经历一个轮廓式的了解。2011年先生再来深圳大学演讲时，选择了讲自己的人生经历，题目是“十个问题考验自我——我的人生经验”，后来又改为“生命的挑战与成长——我的人生经验”，一共讲了四次。我由于时间关系，那次去看望先生，只住了三天就返回池州，未能听先生讲座。后来王立新教授把先生演讲视频寄给了我，使我能看到演讲的现场情况。演讲的文字稿经由王老师及深大的研究生们初步整理之后，韦先生又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删去二万多字，另外增补了一万多字。我将先生讲稿分成四篇刊发在《池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一、二、四、五期上，刊发前请先生审定，先生又将题目改成了《走自己的路——我的人生经验》。在第一篇刊发的同时，我们特意在当期刊物的封二上设置“名家风采”栏目，刊发由我执笔写成对先生介绍的千字小文，并配发一张先生的照片。讲稿刊发之后，争取到一笔微薄稿酬，在当前财务管理制度下很不方便支付，让我颇费周折，最后先生委托我代领，直到今年五月我才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刘君莉博士将这笔稿酬转交到先生手里。
二
这几年我和先生之间很少写信，有时候寄些资料，然后打电话说明。通电话则比较多，每次通电话时间都较长，先生聊得开心，便有说不完的话。在移动电话发达的今天，很多家庭都不装固定电话了，我为了和先生通电话，多年来一直保留固定电话，这个电话只拨给先生，也只有先生拨进来。但2016年底搬家之后，固定电话没有移机过来，就只能用手机与先生通话，好几次打到手机没有了声音。固定电话的好处一是不怕通话时间长，二是通话环境好，总是在家里。手机通话的好处则是随时能打通，但通话环境有时极为不好，通话时间久了就会发烫，甚至没电关机。有一次我去学校接孩子放学，先生电话打进来了，我犹豫片刻还是接通了，当时的情况我写了一篇小文《韦政通先生的一通电话》发在博客上，可见当时的窘迫：
我正在小学门口等孩子放学，手机响起来了，是韦政通先生打来的。我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校门口，孩子正走出来。校门口挤满了家长，闹哄哄的。挂掉是不可以的，接了也什么都听不见。似乎来不及犹豫，我按下了通话键。
我一边听着电话，什么也听不见，一边用手势告诉孩子，让她和同学们去玩。看到孩子和她同学从人群里走出去玩了，我也迅速地拐进一个小区，听先生讲话。终于听清楚了，先生问我是不是不在家，这么闹哄哄的。我实话实说。先生准备挂电话，等我回家再打给我。我说我已经进入了一个安静的小区，可以长谈了。从一九九八年算起，我与先生相识快二十年了。早期我们写信联系，2007年以后，先生写字有些吃力，我们改用电话联系。每一次电话，都是半个小时以上，这似乎成了习惯。我到池州工作后，家里装了固定电话，几次搬家，都保留着，基本上只为接先生的电话。固定电话打多久都没关系，手机时间打长了会发热。去年搬家，电话没移过来，先生只能打我手机。
先生很高兴地告诉我，刚刚收到我的新书《地藏菩萨图像学研究》，大致翻看了一下，觉得写得很不错，大大地表扬了我一番。说这本书不仅材料相当扎实，文笔也很好，凭这本书评个教授是完全没问题的。（哈哈，要是先生是职称评委会主席就好了）他说地藏菩萨是我国最接地气的菩萨，信众颇多，这样的研究很有现实意义。中国佛教是最好的宗教，是社会重要的安定因素。台湾的四大佛教名山，对于台湾社会稳定的维系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相比于其他宗教，佛教显得保守，这是缺陷也是优点，正因为保守才能稳定社会，维系人心。先生希望我在这方面多下一点功夫，作为一个学者，要帮助佛教破除迷信，回归正信，要让佛教与现代社会结合起来，为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作出贡献。
先生说，这几年他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二句话：与世界沟通，与生命对话。一位九十岁的思想家，过着独居的生活。这几年来，他又读了一百二十多本新书，写下了近二十万字思想随笔。更为重要的是，他把过去六十多年的思想全部抛开，思想再出发。不要说是中国，在世界史上也是个奇迹。很多文化老人，晚年要么被疾病所困，要么不再思考，要么回忆整理自己过去的所思。而像先生这样，重新开始思想，实是罕见。与世界沟通，就是要了解当代的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等。他所精读的一百多本书，既包括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现状，也包括基因等现代生命科学。我想，我们年轻的大学生甚至大学教授，有几人这样认真地去了解过当代？与生命对话，在于认识和了解人的生命。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都重视生命问题。在当代的境遇中，我们到底该如何对待生命？人到底该怎样活？
先生说，没想到自己九十岁了活得这么开心，活得这么精彩！不仅身体很健康，思想也这么活跃，每天照常读书，写作，快活似神仙。先生最后跟我说，文汉你向我学习，生命还有好几十年的时间，只要努力，不懈怠，可以做出很大的成就。生命的潜能真的很大，什么奇迹都有可能！
我们聊得太开心，竟忘了时间，忘了地点。挂断电话，我发现自己竟然坐在一个陌生小区一户人家门口的台阶上，背上斜背着小学生的书包。
今年是先生九十华诞，先生活得比我们这些中年人都开心，都努力，真为先生高兴，为先生祝福。人生需要一个榜样，先生就是我最好的榜样。
2017年9月18日于池州
记不清这几年和先生到底通了多少次电话，有些通话我在日记里作了简要记录，有时先生也会提醒我把通话内容记下来。
2012年3月24日20点，先生打来电话，开口便说：“文汉，我们很久没联系了，十个月了吧？”先生的记忆总是超级的好。先生说，由于读到一篇大陆研究生写他自由主义思想的论文，近期开始回顾自己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他自认为至少要从三个层次去理解和分析：生活的层次、思想的层次以及生活与思想相结合的层次。第一个层次，自由价值观已经内化于心，无所不在，先生的所有著作、言行似乎都被自由主义所贯穿。这一层次比较符合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所讲的自由。先生说，去年在深圳大学的演讲中谈到了自己一生经历了离家出走、背离师门、自由恋爱三个十分冒险的事件。这三件大事可以证明他是天生的自由主义者。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他还没有接受自由主义。离家出走，对父母敢怨，是寻求生活的自由；脱离师门，对老师敢叛，是追求学术思想的自由；自由恋爱，在婚姻上敢爱，是追求情感的自由。这三件大事，每一件弄不好都会让人跌得粉身碎骨，而先生却勇敢追求，只能说明骨子里与生俱来有自由主义倾向。第二个层次，先生不是一个研究自由主义的学者，而是为中国文化创造自由人伦理学说的人。先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大问题之一是反儒家，他们把伦理、自由、民主和科学对立起来，先生则把努力消融这种对立，进行创造性转化。《伦理思想的突破》构建的自由人伦理学说以及科学、民主和伦理三结合的中国文化新模式是这一方面的努力。先生提到，美国自由主义学者提到自由主义者的十个特征遵循自由是最高价值、尊重人而不尊重财产、不信任权力、不相信权威、要有宽容、相信民主政治、尊重真理与理性、重视变迁和相信社会永远在变动这个事实、不要以妥协为可耻、重视批判，他完全符合，只是在各特征上符合程度有些差别。先生尤其提到他的批判精神，他批判的范围很广泛，中国传统思想、西方现代文明、现实政治和教育都有过批判，不仅善于批判，还有自己批判的理论。第三层次，是自由主义既内化于心，贯穿于他的生活之中，又作为思想观念，运用在他的思想与著作之中。这个层次相当难得。先生说刚刚想到这些，便打电话和我说，并要我先记下来，希望将来有机会自己通过讲座讲出来。谈完自由主义，又谈到近期的生活情况，先生说2011年以来，身体好转，精神状态也很好，手也能勉强写字了，有重生的感觉，于是又开始读书，已经读完二十余部，还给自己做了一个五年计划。他说，年龄已大，时日不多，要把时间用在学术上，所以以后每两年出来讲学一次，并且希望我们能在黄山一聚。最后，先生又谈到中国人的学统与道统问题，认为道统与学统不能混淆，道统是人格追求，不可以背叛，而学统是知识追求，是可以批判的，知识上无所谓背叛。
2015年4月3日，正值叶平去台湾讲学之前，先生打电话过来询问具体行程和讲学计划。之后，先生便和我谈论佛教研究的问题，因为我这些年在研究禅宗和九华山佛教史。先生说，佛教那些繁琐的理论尤其是唯识学，很费时间，不必耗费精力在这上面。禅宗值得好好研究，他很喜欢禅宗，还推荐我读铃木大拙的书和吴经熊《禅学的黄金时代》。先生重视思想性，希望我不要去浪费时间搞考据和辨别佛经的真伪问题。研究要以问题为中心，要有自己的体会，儒、释、道不应当对立，要合作，不要有门户之见，要用各学科知识来解决同一个问题。
2016年通电话比较多，仅上半年有记录的就有1月28日、2月16日、5月22日、5月28日、6月14日等五次。这些都不再一一写了。
与先生最后一次通电话是2018年5月10日。此前5月4日晚上我们通过电话，谈到刘君莉博士写论文的事。这次通话还是接着上次话题，谈了很多。先生告诉我君莉博士已帮我转交了《池州学院学报》编辑部给先生的稿费。又谈到柳恒的博士论文已经写完，本月底要答辩，先生嘱我到时记得祝福，我评上教授的时候，是柳恒高兴地向先生报告的。5月上旬，我刚刚从孔夫子旧书店上淘回一套“现代中国思想家”丛书，其中关于胡适、梁漱溟的两册是先生编的，书中对先生的介绍，出生年写的是民国十二年，我趁机问先生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写《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韦政通伦理思想研究》时，附了一个先生的简明年表，当时先生亲自修改，将出生年定为1927年，即民国十六年，先生说这是他真实的出生年。先生的身份证上一直是1923年，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究竟是何原因，先生没说，只说现在年龄问题已经无所谓了。谈到最后，先生鼓励我，说我文笔不错，做研究比较合适，一定要坚持下去。人生很长，要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学问才能做得长久。
三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先生与殷海光在患难中相识相惜。殷海光送给先生“思想工作者”称号，并期待他“严肃地工作二十五年”。先生没有辜负殷海光的期待，他的一生是思想的一生。殷海光当时期待先生“严肃地工作二十五年”，先生却将思想工作的时间延长了一倍，从1968年到2018年，严肃地工作了五十年。
先生的一生，是从事严肃著述的一生。先生年轻时以独闯天涯的勇气只身赴台，历尽苦难艰辛，通过自学而卓然成家，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给世人奉献出近四十部、六百余万字的高水准学术著作，直到九十二岁辞世时仍有两部新著在出版中。先生近百年的生命历程，跨越两个世纪，见证了中国近代的深沉苦难和文化的花果飘零，见证了孤岛台湾从威权专制走向自由民主，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这一切都成为先生思想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关注点。先生是受“五四”精神直接影响的一代，对中华文化满怀深情，心中时刻关怀着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因而把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在中国思想文化的梳理、批评与创造性转化之上。先生尽管人生道路充满坎坷，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自觉地留驻在书房，从事读书与著述工作，生活作息近乎苛刻。初到台湾，先生经历短暂的新闻记者工作之后，决定结束记者那种“浑浑噩噩”的生活状态，毅然决然地隐居山野，在极其艰苦的生存状态中开启自学与著述生涯，此后便矢志不渝，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先生称自己一生扮演着学者、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三种角色，这是先生的自谦。先生的这三种角色无疑是相当成功的，公开出版的著述和在重要媒体发表的大量文章摆在那里，无须多论。先生早年是一位才华洋溢的小说作家和文艺评论家。他曾创作长篇小说《长夜之光》和《十字岛》在香港《人生》杂志连载，还在徐复观先生主编的《民主评论》等刊物发表《中国三十年来文艺的回顾与前瞻》《人生的文艺方向》《谈战斗文艺》《文艺的时代性与永久性》等一系列文艺理论文章，在当时颇有影响。在先生的日记里，我还看到很多的诗作，不知是否公开发表过。几年之后，先生精神向上一跃，一心转向思想性和学术性工作，文学方面的工作全部停止。先生的文学作品与评论，都是严肃性的写作，有很强的“文以载道”精神。在以后的岁月里，先生很少提及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经历，这些文学作品也未结集出版，因而世人很少知晓。先生之所以不重视早期的文艺创作与评论，或评是其中表现的“文以载道”精神正是他后来所批评的“泛道德主义”。先生还是一位卓越的师者，真正做到了孔子说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先生年少时学习之路并不平坦，赴台后教育工作之路也很崎岖。1957年在徐复观先生鼎力帮助下，以著作检定获得教师资格之后，先生在台中一中、台南善化中学、世界新闻专科学校、醒吾商业专科学校、中国文化学院、清华大学、台湾神学院等中学和大学任教。由于先生在《文星》等杂志发表批判传统的文章，被国民党当局冠以“反传统”罪名，不仅禁其书，还干涉他的教职，致使教学工作屡屡受挫，甚至被迫中断，要重新寻找学校，最终被迫退出大学教学工作。此后才被台湾一批一流社会科学学者推选为《联合报》系《中国论坛》杂志的总召集人，执掌《中国论坛》八年之久。尽管如此，先生的育人热情从未稍减，他在教学之余，积极参加针对青年的演讲，以我手中掌握的资料，先生一生的公开演讲达二百多场。新世纪以来，先生又多次应邀来大陆各大高校如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东南大学、深圳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讲学，挥洒其人生智慧，激励青年后进向学之心。2017年5月先生的《中国文化概论》越南语版首发，先生以九十一岁高龄，仍远赴越南河内大学为青年学生讲学。先生不仅是一位人文学科的好教师，也是20世纪少数几位对人文教育理论进行深入反思的学者。关于先生人文教育思想与实践，我曾撰有专文述及。先生的教育，总能给人如周敦颐“如坐春风”的那种温和和感化。在先生的感召和影响下，海峡两岸一大批青年学子茁壮成长，很多已成为高校教授、研究机构研究员、商界精英和各行业主力，活跃在世界各地。
先生的一生，是追求独立自由的一生。2015年，先生陆续写出一系列的“九十感言”，其中讲到追求独立：
我一生最重要的追求：
（1）追求经济独立。
（2）追求思想独立。
（3）追求精神独立。
又讲到追求自由：
自由对我的意义：
（1）自由即选择成为自己的可能性，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抉择，都代表自我
的再生。
（2）运用自由理念中的批判精神，对时代性的课题，做创造性回应。
（3）自由的信念，是与不幸的遭遇搏斗的动力。
（4）因自由价值的内化，使我对人能平等相待，对异己的思想也能宽容。
（5）当我说：自由是我的天道时，自由已提升到信仰的层次。
先生早年跟随牟宗三，开启儒学的信仰之旅；后来亲近殷海光，接受自由主义，批判传统；晚年写《中国思想史》《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孔子》《董仲舒》等著作，讲“活化人格教育”，重塑传统，经历了正、反、合的三阶进程，最终将思想点落在儒家现代化上。先生在“九十感言”中说：
从正反合看我的思想与人格：
（一）思想
正题：原始儒家（新儒家）
反题：自由主义（西化主义、新民说）
合题：儒家现代化
（二）人格
正题：家庭（孝道）、师门（尊师重道）、社会风俗
反题：离家出走、脱离师门、婚姻风暴
合题：思想多元、心灵开放、人生日新
贴标签的方式并不适用于先生，他既不是牟、唐那样的现代新儒家，也不是胡、殷那样的自由主义者，他出入于现代新儒家和自由主义，吸取众长，走自己的路，他是一位独立自由的思想工作者。
先生是一位成功的自学者。自学成才者无一不令人景仰。二十世纪华人思想界自学成才者不多，熊十力、梁漱溟、钱穆、徐复观和先生五人是其中之翘楚。他们各有不同的身世和生命历程，但都无完整的国民学历教育，无留洋之经历（除徐复观曾留学日本军官学校之外），都对中国文化满怀深情从而倾注精力，并且著作等身，卓有成就。先生生逢国家动荡的岁月，小学没读全、初中和高中都是跳级，入上海光华大学后，不到一年便随军队进入台湾。先生的向学之心极强，到台湾后不久，竟然放弃记者的稳定工作，隐居破庙，抱衾而读，并常常徒步去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旁听。由此开始，逐步结识了一批一流的学者，牟宗三、殷海光、劳思光、徐复观等等，他们亦师亦友。师友的帮助和先生的勤奋聪慧，先生很快从文艺进入思想学术领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掌管《中国论坛》期间，先生又结识了一批社会科学精英，李亦园、胡佛、杨国枢、文崇一等等，先生遂运用科际整合的方法来思考和解决中国文化中的问题。年近九十时，先生感觉身体健康恢复，他又为自己制定五年学术计划。我以为他要去完成有关毛泽东与传统文化一书写作，或者负面人性与伦理的研究，结果他告诉我，他这些年读的书竟然与以前读的书完全不同，很多是最新的科学书籍，他说这是思想的重新出发，真是可爱至极。先生在电话中多次提醒我，不要去钻故纸堆，一定要吸取新知，了解世界，才有可能有新思想。先生总是在不断地学习之中，从不懈怠。先生曾和我说，做学问不仅要有兴趣，还要训练出自发的能力，能自己发现问题，自己去解决，自己鞭策自己，这才叫上路。这都是先生自己的经验之论。
1982年7月，韦政通教授在朱熹会议期间与哈佛大学教授史华滋(左)英国汉学家葛里汉(右)合影于夏威夷风景区。
1988年5月，韦政通教授于费孝通先生家中。
1989年5月，韦政通教授与张岱年教授合影于北京卧佛寺。
先生的身上，散发着思想的光芒，智慧的光芒，人格的光芒！他自带光源，不仅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他人。先生在著述和演讲之外，在推动中国文化的更新以及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方面还做了许多极富意义的工作。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辞典大全》邀请了海内外一流的学者撰稿，成为此领域中最为重要的工具书。先生和傅伟勋教授合作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邀请海内外相关专家撰稿，对全世界200多名哲学家进行研究，每位哲学家的生平与哲学思想写成一本专著，这不仅是目前中文世界最全最大的一套世界哲学家丛书，也可能是全世界最全的一套世界哲学家丛书，真可谓功勋卓巨！海峡两岸因政治原因学术交流中断几十年，1987年台湾解严后，先生即于1988年5月回到大陆，以《中国论坛》编委会总召集人身份赴北京大学讲学，介绍台湾思想学术情况，并和中国哲学史学会同仁座谈。之后的几年，他又曾赴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讲学，并多次回大陆出席学术研讨会。他是台湾解严后最早回大陆交流的学者之一，确有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上的“破冰”之功！他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也邀请了几十位大陆学人撰稿。在他和傅伟勋的推动下，“文化中国”概念形成并成为学界共识。他以务实的行动推动了两岸学术交流。顺便提一下，傅伟勋教授也是在先生的鼓舞下重新开始中文的学术写作。先生说他们一九八二年在夏威夷大学国际朱子学会议期间订交，结为良友。先生邀请他为《中国论坛》撰稿，并且邀请他回台湾演讲。傅伟勋所写学术稿件和演讲，先生都想办法在台湾的刊物或报纸上登刊出来，因此激发出傅氏的中文写作热情。先生也曾多次督促。傅伟勋在《哲学探求的荆棘之路》长文中，一开头就记叙了他们之间的这段交往，并在该文结尾处说：
政通兄在五月五日的来函中说：“以我之见，你目前手中主编的几部书完成之后，必须考虑做创造性地一跃了。否则时不我与，六十之后生命的耐力弹性都可能不足，难以承担艰巨的工程。……如不多做点创造性的工作，不但有负三十年来的努力，更对不起我们苦难的国家。”政通促我自述“荆棘之路”，我写出了上下长篇。但是，我有多少能力为我们苦难的国家做点创造性的哲学论著？这也算是我此后一番哲学生命的试炼吧？
1982年7月，韦政通教授在夏威夷，左起韦政通，成中英，傅伟勋，邓艾民，罗光，任继愈，赵玲玲。
先生的贡献无法一一述说，历史自会定位。今年七月，陈椰兄去台湾，先生托他带回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幅照片是我、先生和深圳大学王兴国教授的合影，2004年4月3日在杭州西湖满陇桂雨度假酒店门口用先生的相机拍的。这是我和先生的第一次见面，对我而言，这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在照片的背面，先生题字说明这是我们三人初次见面。虽然照片不够清晰，今天我要把它附在这里，作为永久纪念！
先生出现在我人生最关键的时期，我们相识二十年，相见以来十四年，当年一个不谙世事的青年如今两鬓初白，从一个大学生成长为大学教授，我非常感谢先生不倦教诲和长期鼓励，是先生给了我勇气和力量，身居偏壤而不忘奋发前行。
先生走了！先生永远活在我心中！
写于2018年11月12日－23日，池州
（作者：尹文汉，池州学院管理与法学院教授，九华山佛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韩南泉禅文化研究所所长，第一本韦政通思想研究专著《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韦政通伦理思想研究》的作者。台湾宜兰大学政通学者。）
本文来源：作者赐稿
摘要：先生出现在我人生最关键的时期，我们相识二十年，相见以来十四年，当年一个不谙世事的青年如今两鬓初白，从一个大学生成长为大学教授，我非常感谢先生不倦教诲和长期鼓励，是先生给了我勇气和力量，身居偏壤而不忘奋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