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考古学家

摘要：我是民国七年到美国去的。在美国读了五年的大学，得了三个学位。民国十二年回国，在那里前后共住了整整的五年。

　　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乌斯特城克拉克大学时代（1918-1920）

　　我是民国七年到美国去的。在美国读了五年的大学，得了三个学位。民国十二年回国，在那里前后共住了整整的五年。

在这五年期间，除了有一个暑假，我以一种好奇的心理跑到一家工厂，做了一个月的工，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大学里。那个时候，清华学堂所给的官费，可以让我们把全部的时间都放在学术的工作上。一般说来，做留学生的人都想学点什么，以备回国服务；很少（我不能说没有）预备在美国居住下去。所以在那个时候，每个留学生都有一定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在美国学一点新东西，预备回国以后，能对社会、对国家尽一点责任。我就是在这种风气中，度过了我的留学生生活。

自从民国元年起，清华学堂每年都把她的毕业班的学生送到美国去深造；所以清华的学生每届毕业的那年，都要作出洋的预备。这预备的工作包括两件重要的项目：第一是预备学甚么？第二是到哪个学校去学去？在我出洋的那一年，我们已经是第八班的毕业生了。就学校方面来说，对送派学生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譬如训练学生，尤其是在语言、礼貌及一切日常生活上的普通训练，差不多都有一定的规程；但是在择业方面，学校却予学生极大的自由。差不多每一个同学都可以随着他自己的兴趣做最后的决定，而这个兴趣往往是由于偶然事件引发的。我在出洋的那一年，想专门学习的是心理学。如果问我为什么要选攻心理学，答案却很简单：因为民国六年至民国七年的时候，清华开了一门课程叫心理学，这门课是由特别从美国请来的一位先生担任的，那时我是最高年级的学生，所以有资格选这门课。当初我选这门课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有甚么真正的兴趣，而完全是由好奇心的驱使，但是读了半年，就渐渐地发生了一种先前所没感觉到的新趣味。譬如这位先生说：“人的智慧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测量，测量人的智力就好像测量人的身高一样。”我们这些听的人都觉得怪好玩的，大家争先要他量量我们的智慧。所以IQ（智商）这个符号，我们这班同学知道得很早。以后又过了好些年，中国教育家才用这种方法测量中国儿童的智慧。就我个人说，清华学校最后的这门课程，却帮我做了到美国学业选择的最后决定。所以在清华毕业的最后半年，我只是打听那时候的美国大学，哪一个学校教心理学最为有名；访问的结果，就是在美国麻州乌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学，她是以心理学研究最为出名的。

我在乌斯特城先后共住了两年。第一年大半的功课都是选的心理学。在这一年的生活当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可以说都是人与人的关系：在我没到美国以前，习惯上我们总觉得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好像有一条通不过的界限。但是，住在他们的人群中，渐渐感觉到他们与人相处，也是非常合乎我们中国所谓的“人情”的。譬如：他们对外国学生特别地关切，而关切的真挚跟中国的老师对于他心爱的学生，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有一件小事情使我感到特别的、而实在不应该如此感觉的，就是：世界上的人性是相同的。有一次我与一位教社会学的老师随便谈天，讲到一本新出版的书。他很是惊异地问道：“这本书你都念过了吗？”我答道：“我没有全看过，不过我把这书的序文全部看过了，这书的章回目录我也看过了。所以对于这本书，我已很可以了解得一个大概了。”我的这位老师又问我：“你这种读书的方法是在美国学的？还是早就知道了？”我就微笑了一下，答道：“我的父亲是个老教书的；他很早就教我，凡是读一本书，在开始以前，先把序文详细地阅读一遍；如此开始，大半就可以把这书的要点先领会到了；所以我读中国书就是这么读法。”我的这位老师听了我的这一次谈话，就大为钦佩。在这短短的几句话之间，他对于整个中国文化，重新估量了一下，他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美国人对于你们中国的了解实在太浅陋了。不凭别的，就凭你这短短的几句话，不是有深厚文化的国家，是不会有这样的文化修养的。”在我听来，这不过是不虞之誉，因为我在那时只是随便谈天提了几句；而我的这位老师却是个细心的人，他在小的地方看到了大的问题。从此他对我非常照顾，并且极力奖励我学社会科学——他是教我统计学的一位先生。

我学心理学的成绩，大致地说还算不错。读了一年，我就得到一张文凭。不过很奇怪的，我并不想继续读下去。我在这一年之中，把心理学的各派都尝试领略了一下。我的感觉是：好像这门学问所用的研究方法，还不够我所想像的科学标准；因此我也就推论到，由这些不够标准的科学方法，所得到的心理学知识不一定靠得住。那时候在美国，梯琴勒氏（Titchener）所领导的“内观实验心理学（introspective experimental psychology）”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华特生氏（Watson）所领导的“行为心理学（behavior psychology）”，虽然惹起了广泛的注意，但是并没有得到学院的正式承认。而弗洛德氏（Feud）的“心理分析学（psycho-analysis）”，虽说是风行一时，但大家仍把它当做医学的旁支看待，算不得心理学的正宗。至于别行别系，真是百家齐鸣，莫衷一是。所以我学了一年，真有学然后知不足的感觉，当然更严重的顾虑是，好像这门学问在中国是找不到什么出路的。所以第二年我就决定向社会科学中去找一点新途径。这又是一种偶然的机会而做的这一决定，帮助我作这一决定的是我所说的社会学老师。这次我的目的倒是比较更具体一点：我所想研究的是人口问题，我想从社会学，尤其是经济与优生两方面去看人口问题。在第一年的时候，我在克拉克大学所碰到的老师，留在我心中印象最深的，为那大长白胡子的校长基·斯坦奈·霍尔（G.Stanley Hall）先生。他是美国研究青年心理学著名的最高权威，学问的渊博就是哈佛大学已故的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也是佩服的。我初到克拉克时，常随别的同学到他班上听讲，老先生常对学生说话，启发我们的地方很多。我记得最清楚的——实际上也是受到他影响最深的一点——为他教我们读书的方法。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在大学的时候，不必也不可以把你们所有的时间都放在预备你们的功课上，你们应该保留一小部分的读书时间，到图书馆去，随便地浏览，自由地阅读，好像啃青的牛在那儿啃草一样，东啃一嘴，西啃一嘴；新到的杂志，架上的书籍，随便地翻，遇到高兴的就多看一点，遇着不愿意看的，放下去，再换本新的看。假如你每礼拜能有一个早晨做这类的事，你不但可以发现你自己的潜伏的兴趣，同时也可以发现你自己的真正的长处。”克拉克图书馆的一切布置，可以说是照霍尔先生的理想，为学生安排的。每一个学生只要他们有阅览证，他就可以到书库内看书；至于阅览室更不用说了。克拉克是一所小规模的大学校，学生不多，因此图书室里并不拥挤，用功的学生的确可以安静地享受读书的乐趣。我在克拉克第一年的时候，由于霍尔先生的暗示，因此就养成了广泛阅读的兴趣。我对于人口问题，就优生学而发生的兴趣，固然大部分受到这位社会学老师的影响，但也有一小部分是由于我翻阅而养成的。第二年，我已经算是大学研究生了，选择的论文是世界人口质与量的演变。在做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不但读了若干与优生学有关的书，同时也涉猎到人类学的书籍。人类学这门学问，在1920年的美国虽然还没有盛行，但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与世界各地接触的方面天天增加，人类学在学术研究上与实际需要上，就成了前途极有希望的学问。那时候在美国只有几个学校教人类学。但是说也奇怪，在我做学生的时候，克拉克大学却没有人类学这门课程；但是在美国最早提倡它，而那时人类学的权威，原属德国籍的佛朗兹·鲍亚士（Franz Boas）教授却是最早在克拉克教书的一位先生，所以克拉克的图书馆有一个房间的书架上差不多全是人类学的书籍，这个房间也是我常到的地方。自从我第二年决定从事人口问题的研究以后，我到这个房间的机会更多了。我在做人口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就渐渐地感觉到，这个大问题虽说是可以用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考查，但是最基本的训练在于数学。我虽然对于统计学有点入门的知识，但在中学的时候并没注意数学这门功课；若想专门走这条路，我必要重新学起才行，但是又怕时间赶不上了。这篇论文虽然勉强作完了，并且得到指导老师的赞赏，口试也容易地通过了，但是我自己并不觉得满意，好像第一年一样，我又感到空虚；这时候我已经认真地想改到人类学这方面去。我想进哈佛大学！但我并不知道哈佛大学是否准我进去！我没有人为我介绍。我先跟我的社会学老师谈。他原是想我能跟他再进一步做博士论文的，听我想改学人类学，他衷心不免感到失望。但他表面的风度却表现得很好，因为他晓得我的决定是经过长久地考虑才做的；他帮了我很大的忙，说这是很好的发展，并且劝我先跟已经退休的霍尔校长谈谈。霍尔校长在我在克拉克第二年的时候，已经退休了，但是他却很喜欢跟年青人接触。听说我要跟他领教，他很高兴，尤其高兴的是我要学人类学，他认为我这个选择是根据一种深厚的“本能”而做的决定。我们这群年青的中国学生向来都把霍尔先生当做老神仙看待，因为他的智慧实在太高深了；由于得到这两句话的鼓励，我的信念更加强了，因此我就开始做选择学校的预备。那时候的东方（美国东部）大学教人类学的，以哥伦比亚大学最出名，因为她有最出名的教授在那儿，即佛朗兹·鲍亚士。但是克拉克的老师及若干同学们都劝我到哈佛去。我既然得到克拉克的两个学位，再转到哈佛研究院，就没有很大的困难了。所以在1920年的夏天，我就从乌斯特转到哈佛去学人类学了。

本文来源：《李济学术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