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权：政治学家

摘要：学术的发展除了有赖于研究设备以外，更有赖于优秀精勤的研究人员。人的条件实在比物的条件更加重要，更为基本。

　　一个学术独立的途径

　　自从胡适之先生提出学术独立的主张和达成这个主张的办法以来，国内关心学术的人士，颇多响应或讨论。虽然其中有一部分怀疑他的主张，但多数人表示赞同，并且把它加以补充解释。笔者是赞同者之一，也愿略陈所见，以补充各位先生未经注意到的一点。

检讨中国学术现状的人士，往往认定环境不良是我们学术比较落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照他们看来，在抗战和战乱期间，国家社会动荡不安，财政经济枯窘且甚，研究设备，简陋可笑，文化教育界人士饥寒可虑。这样的坏境实在有碍于研究工作顺利的进行。就是在北伐前后，中国也不是太平盛世，国家用于开展学术的财力人力也嫌不足。因此他们断定，要想中国学术进展到一个可以并肩欧美的程度，我们必须先改善环境，充实设备。纵然国家的财力有限，不能立刻普遍充实，也应当选择较有根柢的少数大学，就他们已有的设备先作局部的充实。

平心而论，这个主张是切实合理的。但它也可能引起一个误会，使得我们误认良好的研究环境是发展学术的唯一条件。其实学术的发展除了有赖于研究设备以外，更有赖于优秀精勤的研究人员。人的条件实在比物的条件更加重要，更为基本。

我们且举一些粗浅的历史事实来印证。欧洲学术（尤其是自然科学）以近年来的进步最为迅速惊人。但近代学术的根基早已奠定于近代初期纷扰动荡的两三百年当中。许多开宗风、划时代的大学者如哥白尼（Copernicus 1473-1543），卜汝诺（Bruno 1548-1600），培根（Bacon 1561-1626），加利略（Galileo 1564-1642），凯卜勒（Kepler 1571-1630），格老秀士（Grotius 1583-1645），笛卡耳（Descartes 1596-1650）等都在乱世当中完成了学术的贡献。他们不但不曾得到社会或政府的重大支持或资助，甚至还有时遭受无情的压迫或摧残。卜汝诺就因为被判定邪说之罪而惨罹火刑。假如这些学者所处的环境，比当日良好一点，也许他们的造诣会更加优越。但无论如何他们并不曾因为环境不良，而停顿了他们的工作推进。

假如我们单就政治学术来说，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卓越的政治思想家大多生于衰乱之世。以主张哲君政治传名的柏拉图，号称政治哲学始祖的亚里斯多德，首阐政府制衡原理的波利比亚都是希腊衰亡时代的人物。中古时代的大师奥古斯丁和圣多玛都不曾享太平之福。近代首屈一指的“霸道”思想家马克维里生在意大利分崩离析的环境之内。首倡契约说的霍布士和自由主义宗师洛克针对着英国十七世纪的革命而著书立说。这些人的学术成就多少得力于险阻艰难的社会环境。如果他们不生于忧患之世，或者他们不会有如此超迈的学术成功。

欧美近代学者所享受的研究便利诚然比以往的较为丰富。藏书百万卷的图书馆以及价值百万金的试验室多为十九世纪以前的学者所未曾梦见。欧美的学者利用他们充实的设备努力前进，得到了突过前人的成就。拿我们国内一般的设备来相较，真是小巫大巫，望尘莫及。我们有时候这样想：假如我们也有这样优美的研究环境，我们的学术也就可以猛进直追，以达于自立的境地了。

假如我们果然有了媲美西洋的研究设备，加上同等的研究努力，我们当然可以并驾齐驱，与西洋学者作同样的学术贡献。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一个事实：近代欧美的研究设备既不是一朝所成，更不是外求而致。它们是若干世代，若干学者分程各进，层叠聚积的结果。图书馆的藏书和试验室的仪器不是仅凭金钱购买，而根本上是研究进行和研究结果的产物。研究工作愈努力，研究的设备就愈充实。到了设备充实的时候，研究工作才会有“事半功倍”的幸运，欧美近代学者的研究便利一大部分是前人开辟蹊径覆篑奠基之所赐。我们中国人不要徒然歆慕欧美的研究设备。“临川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们要从研究工作当中去改善研究的环境。我们不但要避免无计划的出国留学，我们也应当避免长久依赖西洋人的学术设备。换言之，我们要逐渐创立我们自己的研究设备、研究方法与学术贡献。我们不要怀疑在贫乏设备条件下进行研究的可能。请问居里夫人发现镭质所用的试验室有多少设备？莱特弟兄发明飞机所用的仪器有多大规模？

笔者并不否认设备的重要，也与一般关心学术研究的人士一样，希望国家能够实行宪法关于教育经费的规定，能够在最近的将来建立若干设备充实的大学以为推进研究工作的场所。但笔者也要强调一点：研究工作与研究设备是学术进步一件事情的两面。工作与设备应当相随共长，不能分开独进。大致说来在指定限度的一个研究设备当中，只能作那一个限度以内的研究工作，反之，在一个指定限度内的研究工作当中，也只能够有那一个限度以内的研究设备。要想学术进步，我们最好先从工作下手。我们要先在设备贫乏的研究环境当中去做艰难迟缓的研究工作，在艰缓的研究工作当中去充实研究的设备，五年，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一年会有一年的进步。工作者的个人不一定能够享受到丰裕的研究环境，或看见重大的学术收获，但至少他可以为后来者尽一些培本奠基的义务。在我们中国今日经济枯窘的现状里面要想发展学术，这是一个切实可循的途径。它与胡先生所提分期选校，充实设备的主张是可以相辅而行的。

——原载南京《大学周报》第九期（民国三十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本文来源：《迹园文录：萧公权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