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才，文学博士，199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当代外国文学》主编。长期从事英美文学、美国研究、比较文学、现当代西方文论的教学与研究。

自21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挑战与灾难丝毫不亚于上个世纪初。人们在欢呼科技文明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便利时依然感到心悸、焦虑与不安。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领土争端和区域性政局动荡是当下世界历史的真实面貌。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和宗教信仰问题不断演绎人类的悲剧，多方位地印证亨廷顿的所谓“文明冲突论”。局部战争频繁爆发，伊拉克和阿富汗硝烟不散，“9·11”恐怖事件不断引发人类创伤记忆，病毒和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仍频频威胁和啮噬着人类的生命。也许人类就是这样不断地重复着自己的历史，朝着祸福难测的未来悲壮地前行。世界文坛的作家们正以各自的方式打量这个世界，努力以笔作剑，刺痛人们逐渐麻木于种种不幸的心。可见，文学始终用艺术方式追寻与审视历史进程，进而表达思想，其中美学和政治争论的中心常常又是语言跟世界的关系。新世纪作家们在热切地感悟人类文明智慧的同时，或加以拥抱，或加以拒斥。他们积极回应，或参与全球化进程，并在继承中开掘自我，正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那样，能在追求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美国“9·11”事件之后，全球性的反恐和后冷战思维逐步催生了一种具有反思生命意义、深度观照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交融的文学文本，或称之为后“9·11”文学。当代作家将“9·11”事件从一场悲剧转化为景观，在创作中巧妙地处理文学创作与民族文化心理建构、文学创作与历史叙事、文学创作与意识形态等诸多关系。美国后“9·11”文学集想象与反思于一体，具有宽广的全球化意识，揭示了遭受恐怖袭击后普通美国人的创伤记忆、心理承受和救赎轨迹。作为生命意识表现形式的人之生存境遇也是作家们乐于书写的题材。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唐·德里罗(Don DeLillo)、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及其他新兴作家如乔纳森·萨弗兰·福厄(Jonathan Safran Foer)、约瑟夫·奥尼尔(Joseph O’Neill)、科伦·麦凯恩(Colum McCann)等都适时做出了回应。在他们的创作中，人们再次亲历人类的悲哀，并深切感悟浓郁的人文思想以及族裔差异和政治立场差异。他们在面向未来的同时不无希望地书写全球化、文明冲突、历史记忆以及民族身份建构等时代性命题。

美国后“9·11”文学创作以宽阔的视野想象和审视恐怖袭击事件，并注入了历史反思和伦理拷问的内涵：或书写都市悼歌，描摹普通人的灾难体验；或对全球化时代暴力、仇恨和恐怖的隐秘和逻辑进行批判，具有鲜明的后现代叙事美学特征，即融见证创伤、创伤记忆与叙事、以及文学虚构创伤于一体，在后现代语境下思考创伤、书写创伤、诠释创伤并超越创伤，使之演绎成新的历史叙事和创伤书写，并从人性角度探索创伤救赎和人文关怀等命题。

约翰·厄普代克创作的《恐怖分子》属于直接关注恐怖分子的后“9·11”小说。该作品迎合读者对恐怖分子既畏惧又好奇的心理，以一个普通少年如何被卷进恐怖组织的行动计划，如何心甘情愿地去充当自杀和杀人的人肉炸弹为故事线索，深刻反思美国社会，揭示了当代美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信仰问题。

唐·德里罗小说《坠落的人》讲述了“9·11”后美国一个普通家庭情感离合以及心理和精神创伤的经历，展示了历史性事件对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作者将看似混乱的不同人物的记忆碎片记录下来，再加以汇集，呈现出多重叙事声音。故事主人公基斯，现年39岁，从事律师职业。“9·11”后，他侥幸从世贸中心办公室逃生，重新回到已经和他分居的妻子丽昂和儿子的生活中。该作品以文学方式揭示日常生活图景，凸显家庭和亲情的意义，并在见证历史、表征创伤中表达伦理关怀和对社会问题的冷峻思考。

约瑟夫·奥尼尔的《地之国》讲述一名居住在纽约的荷兰裔证券分析师一家在“9·11”恐怖袭击后所受到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创伤。故事叙事者汉斯自由生活在荷兰，大学毕业后在伦敦工作，结婚生子，随妻子雷切尔到纽约工作，做银行证券分析师。“9·11”后雷切尔执意带着孩子回伦敦，二人婚姻濒临崩溃。小说发人深省：汉斯自嘲自己是“政治和道义的白痴”。整部作品通过文化视野再现历史并表达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彰显作家的使命，即关注现实和良知，用心灵去感悟世界，并表达深切的忧患意识和人文价值观。

科伦·麦凯恩的《转吧，这伟大的世界》拼贴了十多个不同人物的故事，这些人物背景不同，靠着可能的姻缘际遇相互联系，都在曼哈顿附近见证了佩蒂特高空行走的“神迹”。人群中有牧师、妓女、因越战失去儿子的母亲和父亲、地铁车站的流浪少年、电脑黑客等，这些人的命运与佩蒂特高空行走联系在一起。世贸中心的奇观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小说再现了一个大都市和一个逝去的时代，从中读者依然可以感受到信仰与欲望、爱与迷失、罪与拯救、母子情感以及家庭人伦等。

事实上，“9·11”文学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可看作是文学内容，又可看作是文学形式，在一个悲剧时代重新思考人类命运、自由和生命的意义。因此，在表现手法和观照事物方面，“9·11”文学具有独特性，其主题也是多变的。最突出的一点是，作家们将“9·11”事件与其他灾难性事件联系起来，构成某种历史的隧道，如弗兰岑的小说《自由》就别具一格，刻画的是对人类自由的践踏行径和遭受挫折的美国中年人生活景象。

“9·11”事件作为背景，影射阴影下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与焦虑心态。叙事格调是审讯式的、质疑的，但也颇具个性化。作家在思考人们亲眼目睹的一切是否真实，这些历史现象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个人体验，哪些体验是可以分享的，哪些优势是亘古不变的，适合每个时代；哪些东西是暂时的，易变的。许多故事的叙事者扮演了评论员的角色，总在不听地品评、分析和解释，多少还带有些说教成分。

由于后“9·11”文学针对的是恐怖事件，所以这一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意识又让人特别怀念平安的生活，留恋人情、友爱。关注生命便成了这一文学刻意表现的思想主题，从中可以感悟到作家们丰富的人文精神。

观照后“9·11”文学首先应从现象入手思考其内涵。除了创伤主题外，这一文学类型还有许多不同的主题特征。它已对当前文学史研究提出了挑战——历史主题的考量，作家的创作意识形态及其文化反思，艺术实验、审美题材的介入，包括媒介艺术。福厄的小说《剧响，特近》就是典型的例子。作品以博物馆呈现的方式刻画受害者创伤群像，用文字、图片、录音等多种媒介将几代人的创伤体验融入作品，打破了人物的年龄、性别、种族、国籍等界限，以更广阔的视野探讨恐怖主义对人类的冲击，包括对全球化进程中灾难的思考，融创伤人物、创伤书写和承载创伤记忆图片于一体。这也是今后文学史写作必须思考的课题。

总之，“9·11”文学的主题很鲜明，始终围绕或影射“9·11”恐怖袭击事件，并将其视为反人性的罪恶渊薮。后“9·11”文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批判了美国的恐伊斯兰症，还是依然参与了反恐，或仇视伊斯兰民族主义？与新闻媒体报道一样，这一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渲染恐怖与可怕，并在国际政治范围内消费它，使其成为世界普通民众关注的焦点。我们不禁要问：表面批判伊斯兰狭隘民族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的“9·11”文学是否同样陷入误区，成为宣讲另一种狭隘民族主义的同谋？

在全球化、跨国界研究语境下考量包括后殖民文学在内的文学叙事及其对“9·11”的回应，不能仅把视域局限在美国，而应该放眼世界，了解其他国家文学又是怎样反观“9·11”事件及其文学表现的。如今，“9·11”事件成了叙事策略或媒介，不断被书写、被强化。而后“9·11”作家对恐怖灾难的反应也是因人而异的，不同作家在表达文本意义时所采取的文化立场也不尽相同。美国作家同其他国家作家在反思和再现“9·11”历史现实方面明显存在差异。值得关注的是，后“9·11”文学在思考人类命运、参与公共记忆、医治精神创伤、表达人文关怀和重塑伦理价值等方面均有启示性，其对家庭伦理、族裔差异和全球化问题等所做的思考无疑给当代中国文学创作提供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