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的九月二十一日，即戊戌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幽禁光绪皇帝于南海瀛台，康有为等发起的维新变法宣告失败。第三天的《纽约时报》，发表众多有关中国的报道，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被列入要目的“中国选择一个美国人丁韪良(W.A.P.Martin)博士作为新的帝国大学的校长”。这则报道的正题是《中国的帝国大学》，副题是《美国人丁韪良博士被任命为校长》，全文如下：
华盛顿9月22日电——国务院收到康格大使从北京发回的消息，丁韪良博士被任命为最近由朝廷创建的中国的帝国大学(Imperial University of China)的校长(president)。丁博士是美国公民，大约五十年前作为传教士前往中国，此后在那个国家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他对那个民族及其语言、习俗、传说等很有研究，据大使称，丁被认为是无可匹敌的。他作为Peking University的校长将近三十年，而且著有许多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书籍。
大使补充道，这回博士的任命，含有中国的官阶。朝廷将他的顶戴由蓝色改为红色，也就是说，从三品提为二品。最初，这一任命有相当大的反对意见，经由李鸿章的努力，终于以任命两个校长的方法获得妥协。丁博士的同事许景澄，现为驻俄大使。选择大约二十名教授(不包括五十名本地助教)的权力，全部掌握在丁博士手中。
这段报道基本属实，可以上谕为证。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一八九八年八月九日)，皇上批复孙家鼐《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
至派充西学总教习丁韪良，据孙家鼐面奏请加鼓励，著赏给二品顶戴，以示殊荣。
问题在于，总教习并非“校长”(president)，同文馆也不是“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这两点，都不是简单的笔误，而是源于整个文化观念的差异。这一差异，既是当初合作的根基，也是最后不欢而散的缘由。
作为中国最早的官办西式学堂，京师同文馆成立于一八六二年。自一八六九年走马上任，至一八九四年因病辞职，丁韪良(一八二七——一九一六)担任同文馆总教习达二十五年之久，可以说功过得失系于一身。考虑到同文馆后来增设天文、算学、化学、国际公法、格致等课程，尽管培养出来的学生仍只是通译而非洋务专才，丁韪良还是将校名的英译，从School of Languages改为Peking College。如光绪十三年刊行的《同文馆题名录》英文本，便有“旧同文馆或语言学校”与“新同文馆或北京学院”之分(Calendar of the Tungwen College，Microfilm made by Columbia Universi－ty)。到了《纽约时报》，为了炫耀美国人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主导作用，语言学校性质的同文馆，摇身一变，又升格为大学(University)。
别以为译名的改变无关紧要，其时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尚处劣势。由丁韪良来执掌“中国的最高学府”，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个值得庆贺的好消息。单看上述《纽约时报》的“抢先”报道，便可明白其关注的重心——须知那时变法已经失败，大学堂能否正式开办，尚在未知之数。
除了“学校”改“学院”，“学院”改“大学”，丁韪良的误译更严重的，便是将教务长性质的“总教习”，径说成是一“校”之“长”(president)。可是，不管是当初清廷的官方文件，还是日后中国学者的著述，提及历任京师大学堂的主持人，从未出现过丁韪良的名字。
只是在谈及大学堂的创办经过时，丁博士方才有机会露脸。如三十年代校方出版物中常见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以及一九四八年的《国立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大事年表》，均如此陈述：“派吏部尚书孙家鼐为管学大臣，余诚格为总办，许景澄为总教习，美教士丁韪良为西总教习，朱祖谋、李家驹为提调。”在此叙事框架中，丁韪良的地位及作用均不太显赫。不过，倘若由此认定丁博士“存心作伪”、“欺世盗名”，那又过于冤枉。
因为，大学堂之不同于国子监或传统书院，就在于其以西学为重心；管学大臣孙家鼐对此一窍不通，略有所闻的许景澄出使未归，大学堂开办之初，从确定教材、遴选教员到日常教务，确实全由丁博士说了算。如此“大权独揽”的“西学总教习”，在丁韪良看来，便是一“校”之“长”无疑。
中国人却不这么看，因其事关教育主权，并非只是个人意气之争。正如《纽约时报》的报道所说的，丁博士的任命阻力很大。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丁此前主持同文馆教务成绩不佳，一是由传教士执掌中国最高学府有失体面。考虑到上述意见，孙家鼐的《奏覆筹办大学堂情形折》在提议增设西总教习的同时，强调此职待遇从优，权力有限：“臣拟用丁韪良为总教习，专理西学，仍与订明权限，其非所应办之事概不与闻。”皇上恩准赏给没有实际意义的“二品顶戴”，自是待遇从优的具体体现；至于将其权力限制在“专理西学”上，则没能真正实现。
有趣的是，首先对皇上的这一任命公开提出批评的，不是中国的士大夫，而是意大利驻华大使——而且是以外交照会的方式！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一，“义国萨署大臣”照会中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义国原属近世学文之兴起之国。万国内法、天文、格致等类，均系义人开创。华人非不知其事。古时聘用出名义师如利玛窦等人，勉力大利于中国兴起学问，而不知此事者，便为老年传教，并无学问之人，实未得欧洲开教之据。此人前次误派同文馆，因其无能，则同文馆创设多年，至今并无成效之势。兹又闻此人管理新设大学堂。……(贵大臣)竟倚仗在先之管理同文馆者，甚惧将来仍系绝无成效。总署已接他馆照会，便可知悉。北京洋人无不甚诧，因何中国专派斯人管理大学堂。其人虽庄严恭敬，而实无一能，何能管理大皇帝专心关系之事？
如此为“中国大皇帝”着想，并义正词严地谴责“管理大学堂”的丁韪良，其实是为了强调“华士学习西洋学课，今切不可废置义文、免用义国教习”。几乎与此同时，“德国海使”也提出照会，对大学堂之拟设英文分教习十二人，德文分教习一人大表愤慨。强调“天下各国学校，德国为首，他国不能并论”，结论是，若需教习十五人，则五大国平分，不得“扬此抑彼”。显然，各国大使都将大学堂的创办，作为扩大本国影响并谋取经济利益的大好机遇。如此思路，方才能理解美国大使为何格外看重丁韪良的任命，迫不及待地通报国内，并强调聘任外籍教员的权力“全部掌握在丁博士手中”。
只考虑“利益均分”，而不顾及中国人的实际需要，这种无理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管学大臣孙家鼐拒绝：“查中国开设大学堂，乃中国内政，与通商事体不同，岂能比较一律。
德国、意国大臣，似不应干涉。”孙大臣果断拒绝了意、德等国大使的无理要求，可没有回答丁韪良是否总教习的最佳人选的质疑。而这，并非“毋庸置疑”。
此前，中国士大夫对同文馆的教学多有非议，若李端、孙家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之倡办大学堂，直接针对的，正是同文馆之“斤斤于文字语言，充其量不过得数十翻译人才而已”。御史陈其璋的《请整顿同文馆疏》(一八九六)说得更刻薄：
伏思都中同文馆，为讲求西学而设，学生不下百余人，岁费亦需巨万两，而所学者只算术、天文及各国语言文字。在外洋只称为小中学塾，不得称为大学堂。且自始至终，虽亦逐渐加巧，仍属有名无实。门类不分，精粗不辨，欲不为外洋所窃笑也难矣！
此疏一笔抹杀同文馆成长之艰难历程，未必公允(容日后分辩)；这里关注的是，同文馆办学的不太成功，为何没有成为丁韪良晋升的障碍？大学堂难道找不出更合适的人选？
《大学堂章程》原定选择“学贯中西”的“中国通人”为总教习，以便一改同文馆“以西人为总教习”故“中学不免偏枯”的弊病。可主其事者囿于学术视野及自身利益，不愿启用本国人才。至于远聘西国之硕学大儒，所需甚巨，非朝廷所愿意且能够承担。于是，只好改为就近聘请“价廉物美”的在华传教士。从这个角度考虑，“曾在总理衙门充总教习多年”的丁韪良，确实是“最佳人选”。基于各方压力，大学堂不能不办；可朝廷并没准备为办大事而花大钱，孙大臣也就只好“量力而行”了。此中苦衷，不便明言，但在孙家鼐筹办大学堂的若干奏折中，其实有所暗示。
这本是清末民初所有新式学堂所面临的共同难题。不管是京城还是各省，筹建新式学堂，“若延聘西人，则必须筹有巨金”，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变通的办法有二，一是延请在华传教士，经费大概只需前者的十分之一；一是改聘“风气俭朴”故索价较低的日本教习。如此兴学，虽属“穷家办法”，但切实可行(参见《吴汝纶尺牍》)。
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教习，先请传教士，后改日本人，正是取其相对来说“所费无多”。
至于中国人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大学”(University)，为何刚刚起步，忽又临阵易将，由传教士改为日本人，这只能到庚子事变的历史体验中寻找答案。
丁韪良之出任大学堂总教习，是否称职，其实不得而知。原因有二，一是大学堂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方才正式开学，一九○○年七月一日管学大臣许景澄便以“京城地面不靖，住堂学生均告假四散”为由，请求皇上“将大学堂暂行裁撤”。此前，义和拳已在京城四处烧杀劫掠，大学堂危在旦夕，丁韪良也早已逃进使馆并拿起了武器。也就是说，戊戌年间的大学堂，只存在一年半，根本无法判断主事者的功过得失。二是大学堂创办之初的档案资料，绝大部分毁于庚子战火。至于大学堂之房屋被毁，书籍仪器一概无存，罪魁祸首到底是俄兵德兵，还是拳民董军，尽可不必深究。因为，就像张百熙《奏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所说的，“大学堂去岁先被土匪，后住洋兵”，谁的破坏更彻底，实在说不清。
值得关注的是，庚子事变中，大学堂的命运格外坎坷。大学堂代表着“新政”与“洋务”，在高举“扶清灭洋”大旗的义和团眼中，自是“汉奸”无疑。义和拳之仇洋，除了烧毁教堂，“以电报铁路等，与洋人声气相通，则亦毁之”(柴萼《庚子纪事》)；“凡家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罗淳《庚子国变记》)。佐原笃介、沤隐同辑的《拳匪纪事》，记录下这么一件“小事”：“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这里所说的“学生”，当然是指西式学堂的“洋学生”。据说，此前刚毅已有“学堂皆养汉奸之地”(《清议报》二十六册，一八九九年九月)的妙语，与拳民的想法正合拍。而当年设在京师的“大学堂”，兼管全国的新式教育，其在拳民心目中的形象，可想而知。庚子年四月，京城尚未大乱，已经四处出现义和团的揭帖，其中有曰：“二十九日，将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佐原笃介、沤隐同辑《拳匪纪事》)拆毁大学堂的号召，并没有真正落实；但双方之势不两立，却跃然纸上。在整个事变的过程中，大学堂的有关人士，确实旗帜鲜明地主张镇压“拳匪”，保护使馆，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不管由谁来撰写北大校史，大概都不会漏了这一笔：“景澄以极谏清廷勿信拳众遭冤杀”(《国立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大事年表》)。管学大臣许景澄于狂澜既倒之际，知不可而为之，以忠义殉国，成了众多文学作品大力表彰的对象(参阅阿英所编《庚子事变文学集》)。日后被马寅初概括为“虽斧锁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的“北大主义”(参见马氏《北大之精神》)，在这里，其实已露端倪。
依据历史文献，庚子事变中“极谏清廷勿信拳众”的，主要是太常寺卿袁昶。许、袁被冤杀后，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反而是兼任管学大臣的许景澄更有光彩。二者都是一身凛然正气，刑场上怒斥奸臣，可许大臣还有精彩的两笔。一是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御前会议上，许、袁慷慨陈奏，大后冥顽不化，眼看大祸临头而又无能为力，“帝持许景澄手而位曰：”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何？…（罗淳晶《庚子国变记》、连梦青《邻女语》）另一笔则是，许大臣就义前，从容交代其经手的大学堂款项及有关文件，说是“不可便宜了外人”(林纾《剑腥录》、罗停触《拳变余闻》、连梦青《邻女语》)。
几乎所有作品，都强调许、袁二公之“通晓洋务”，以及被反对者以“汉奸”的罪名诬杀。
大学堂的“洋务”性质，与义和团的“灭洋”宗旨严重对立，以至时人将前者之被迫裁撤，作为庚子事变中的标志性事件来吟咏。复依氏、杞庐氏的《都门纪变百咏》，有一首专咏大学堂在事变中的命运：“宏规大起育英才，学贯中西马帐开。笳吹一声弦诵歇，诸生云散讲堂裁。”诗后的纪事文字，交代了大学堂裁撤的原因，与史书的记载相吻合：“京师大学堂经营三载，规模初具，经费若干万，均存道胜银行。自该行被毁，此化为乌有。管学堂大臣遂有裁撤学堂之请。”
外有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的呼声，内有诛杀“洋务”背景大臣的举措，如此里应外合，代表“新政”的大学堂之命运，自是岌岌可危。当初义和团射入西什库教堂敦劝教民投降的书信，竟然有“袁昶、许景澄皆已被杀，汝等外援已绝”的说法，可见“通晓洋务”即等于“里通外国”，此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
那么，“围城”中的洋大人，对于许、袁之死，又该做何感想？刚好前后两任西学教习，美国的丁韪良与日本的服部宇之吉，其时都被困使馆，且都有专门著述传世，不妨略加比较。在《北京之围》中，丁博士也曾提及慈禧太后下令处死“总理衙门的四位大臣”：
我们将他们作为朋友来哀悼，因他们倾尽全力施加影响，以使情况对我们有利。我对此确信不疑，因其中一位乃管学大臣，他也是我们这所新大学的主管。另外两位是同文馆的总管大臣，那是一所我曾长期担任校长、而且必须给予最高评价的外交学校。他们中的一位，还将三个儿子送到这所新设立的大学接受我的教诲。其时作为文部省留学生来华的东京大学助教授服部宇之吉，两年后京师大学堂重办时，被聘为西学教习，实际上接替了丁韪良的位子，只是没有总揽全局的权力与义务。在其《北京被围日记》中，同样述及许、袁二大臣的被害，但语气更加诚恳：
许君曾出任驻俄、德两国公使，多少通晓外国事务，现为主持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并兼总管铁路大臣，属于开明派。袁则以学问广博著称，同时极为留心时务。此次开战以来，二君忠言直谏，大大激怒了守旧派，被以谗言加害，实在不可思议。我与二人均相识，特别是与袁有数次学问上的交往，故深感痛惜。
两相比较，我更喜欢服部先生的叙述。丁博士的叙述没有多少真情实感，更像是为了炫耀自己，而不是哀悼友人。这与事变中和事变后丁韪良的格外活跃，以及到处演讲时口气之恶毒与傲慢，大致吻合。
解围之后，丁韪良转道上海回国，在随后出版的《北京之围》中，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是：“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着围城装束的丁韪良博士到达纽约”。
书中对此精心制作的“造型”，有十分精彩的发挥，故常被中外学者引述。这是一个很能体现主人立场及趣味的小场景：有人询问胸前挎枪的丁博士，何处打猎去？答曰“亚洲”；又问，何种猎物？答曰“老虎”。事后想想，答以“鬣狗”(Hyenas)，似乎更合适些。如此充满种族歧视的“幽默”，出自在中国传教已达半个世纪的丁韪良博士之口，实在令人失望。
《北京之围》以及第二年出版的《中国的学问》，虽无处不流露作者的“傲慢与偏见”，今日读来，感觉很不舒服，但其保存若干照片，却“功不可没”。出任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毕竟是丁韪良事业的顶峰，除了在著作的封面或扉页题上“校长”字样外，还在书中穿插若干北京生活的照片。因有关戊戌年间的大学堂的资料极端匮乏，这些丁氏用以自我表彰的照片，也都显得弥足珍贵。如第一种所收大学堂外籍教员的合影，右数第二位即庚子乱中被害之英文洋教习秀耀春(F.H.James)；收入第二书的题名“丁韪良校长与中国的帝国大学教职员”的照片，是我所见到的唯一的戊戌年间大学堂教员合影。
可惜好景不长，当《中国之觉醒》出版时，扉页上的署名，“校长”前多了一个“前”字。一九○二年，张百熙奉命恢复了停办两年的大学堂。颇具雄心壮志的张大臣，上任不久，便辞退了那位“自以为是”的“校长”，连带其聘请的西文教习。因合同期未满，解聘颇费周折，经与美国大使交涉良久，终以赔偿十八个月薪水的办法了结。宁愿赔偿，也要辞退，如此处置，正好说明“经费紧张”并非改聘日本教习的主要理由。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张大臣“虎口拔牙”，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后，还敢辞退丁韪良等洋教习？胡光漉所著《影响中国现代化的一百洋客》，给的答案是“政治迫害”。胡氏称，庚子事变中，丁韪良提倡放逐慈禧，瓜分中国，得罪了清廷，因而丢了“校长”的职位：“(丁)仗义执言无讳，不计己身安危，以致乱平后，难复教职，隐居北京，传教以终，气节凛然，令人惋惜。”如此褒扬丁韪良在庚子事变中的作用，将其殖民色彩十分明显的“以华制华”方案，称为“仗义执言”，实在有点离谱。而当年在华的洋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谴责慈禧，并纷纷出谋划策“如何处置中国”，清廷根本无力追查，更不要说加以惩罚。想象惊魂未定的慈禧太后，还敢对洋人“秋后算帐”，未免高估了其“政治立场”及“原则性”。当务之急是坐稳江山，至于丁韪良等的“不良言论”，根本就没必要入耳。
丁韪良之被解聘，涉及大的政治环境，也与其个人性格有关。长期担任同文馆总教习，丁博士养成了蔑视中国同事乃至上司而独断专行的作风。出任大学堂西学总教习后，丁氏一如既往地独揽大权。据罗淳的《京师大学堂成立记》，大学堂创办之初，“实权皆在丁韪良，科学课程，管学不能过问”。张百熙不同于孙家鼐，不愿只是挂名“管学”，而是希望有所作为，这就决定了其不能容忍丁之跋扈。
上任不久，张大臣制定《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不只在课程设置上大为改观，而且明文规定：管学大臣“主持全学，统属各员”；负责“一切教育事宜”的总教习，由国人担任。至于各外国教习之“教课勤懒”，均由总教习“按照章程严密稽察”。此后聘请的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等，确实只管具体课程的教学，不再涉足大学的管理。可以这么说，自此之后，中国官方所办大学，方才真正由国人执掌。
在《中国之觉醒》中，丁韪良曾论及传教士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并举出福开森(J.C.Ferguson)博士之主持上海南洋公学，赫士(W.M.Hayes)博士之受命创办山东大学堂，当然，高潮是丁氏自己于主持京师同文馆二十五年后，成为新建的“帝国大学的校长”。如果再添上此前美国传教士丁家立(C.D.Tenney)之被聘为天津中西学堂第一任总教习，此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之执掌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早期中国官办的高等教育，其主导权实际上几乎都掌握在传教士手中。
将洋教习在中国官办大学中的作用，由“执掌”降为“雇员”，这与庚子事变后国人对于传教士的警觉有关。庚子事变后，传教士利用勒索到的赔款，恢复并新办了许多教会学校，到一九一四年，全国共有教会学校一万二千所，在校学生二十五万人，与中国官立学校及学生的比例，分别是一比五，一比六(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借助于战胜国的威慑力量，教会学校凯歌高奏，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可另一方面，官方及民间对教会学校的不满情绪也在酝酿，只不过大都“敢怒而不敢言”。限于条约的规定，中国政府无权限制教会学校的发展；可官办学校如何规划，总不该还是传教士在指手画脚？一九○二年山西巡抚岑春煊就对李提摩太利用赔款筹办山西大学堂的方案颇为担心：“订课程，聘教习，选学生，均由彼主政，未免侵我教育之权。”
就像杰西·格·卢茨所说的，晚清的中国人，普遍期待输入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不准备接受西方的基督教；即便是主张变革的新学之士，也对传教士在中国教育舞台上的过分活跃表示不满，因其“感到中国的主权受到了侵犯”(《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版)。丁韪良戊戌年间之出任大学堂西学总教习，以及庚子事变后的被解聘，戏剧性地凸显了传教士在中国教育舞台上迅速逆转的命运。
传教士与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纠葛极为复杂，很难一言以蔽之。既以传教为主要目的，又促进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既对传统陈腐的教育体制造成致命的打击，又以其“傲慢与偏见”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当初林乐知(Y.J.Allen)在《治安新策》中提出请英美等国的学部大臣来华兼管中国教育，李提摩太在《新政策》中主张由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和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管中国的学部，也许真的是出于好心，或者说，“恨铁不成钢”。可如此表述，对于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的国民来说，感觉必定是“未免欺人太甚”。慈禧的宣战诏书中，有一句话值得史家关注：“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理横行，专恃兵坚器利。”义和团之“仇外”，使本就多灾多难的中国雪上加霜——单是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相当于清朝五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便使得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严重倒退。可世人在谴责义和团之“狂热”、“野蛮”、“愚昧”时，不该忘了晚清“仇外”思潮的形成以及迅速蔓延，有其深厚的心理基础，那便是此前列强的掠夺与传教士的骄横。
庚子战败后，一般民众多由盲目仇外，一转而为盲目媚外。可清醒的士大夫，却对列强、尤其是传教士抱有明显的戒心。丁韪良的被解聘，正是这种日渐升温的民族主义思潮在教育界的反映。也可以说，此举代表着传教士主导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的时代的结束。
戊寅年正月初二鞭炮声中于京北西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