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C·所罗门（Robert C. Solomon，1942—2007），美国男作家、教授，代表作《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哲学导引》《哲学简史》《激情》以及《哲学的快乐》等。

一切皆是命运的建设者，在时间之墙内劳作。

—-亨利·瓦兹沃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建造者”

讨论苦难和生命的悲剧感，常常会受阻于一个极其盛行却很不幸的二分法，即头脑简单的人讨论哲学时常用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范畴。所谓乐观主义者，就是那种只看“事情光明一面”的人。（人们会想起1979年蒙蒂·派森[Monty Python]的电影《布莱恩的一生》[Life of Brian]的片尾曲）。换句话说，杯子有一半是满的。与之相反，悲观主义者即使不认为生命天然没有意义，也会觉得生命是个诅咒而非福佑，在他们看来，杯子有一半是空的。英国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F. H. Bradley）（半开玩笑）地把乐观主义者定义为“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是最好的世界，认为这个世界中的一切都是必要的恶。”相应地，他把悲观主义者定义为这样的人，他们认为“一切都很糟糕，但能认识到最糟糕的事却是件好事。”这些俏皮话恰好可以用来谈论这种二分法，因为它错误地迫使我们在这两种“观点”之间选择，可这两者既非截然有别，也在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上可算作观点。

在19世纪，出现了才华横溢且自封为悲观主义者的亚瑟·叔本华，他的哲学很大一部分建立在佛教的基础上，而他也很清楚佛教并不是一种悲观主义哲学。与此相对，叔本华哲学上的大敌黑格尔常常被认为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可是，一个人只要了解一点黑格尔的哲学，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既言之过甚又太过草率。因此，同样把哲学态度区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几乎会在实质上误解一切哲学著作，或许叔本华是个例外。这是哲学的“干瘪”最为草率、最为愚蠢的表现。尽管如此，这些范畴至少把我们引向了最为棘手的哲学问题。如果生命包括苦难和死亡，我们会如何看待生命？或许，悲剧才是哲学的真正根源。若我们不会被刺痛、被伤害，不会感到失望或羞辱，我们还有什么要反思的呢？

经常有人（哲学家居多）会说，对生命的反思让生命有了意义。我自己的观点是，这不过是哲学自夸的又一个例子而已。绝对有意义的，是生命，而非对生命的反思。不过，对生命的反思并非毫无关联，而且，恰如加缪所论证的那样，在这两者—生命及其反思—的结合处，才会找到我们所寻求的意义。

一些年前，有个男孩在一场悲惨的意外中失去了两个最好的朋友，他母亲设法帮助他了解其中的意义。她向一本通俗的新闻杂志写出了自己的苦恼，结尾的时候写道：“我并不认为悲剧的发生有什么目的，但是我要重复他（她儿子）的话，如果人们能够学会更加珍惜彼此，领悟到生命的宝贵，那或许这么可怕的事也会有某些好处。”充满智慧又极为谦虚的话。她在结束时补充说：“九岁男孩的沉思，九岁男孩挣扎着找出一个理由，这些说到底，是我们每个人的沉思。”那些想为悲剧给出一个“答案”或把它还原为两种愚蠢观点的人，缺乏这样的智慧。

在这些思想中，确实有一个答案同时公正地对待生命和正义。它不否认苦难，但也不会沉湎于其中。人们可能会说：“生命是不公平的。”在这种意义上，生命的悲剧感不过是对显而易见之事的承认。但这并不是说，生命是无意义的，也不是说我们有理由沉湎于生命的悲剧感中，无视生命的福佑和益处。尼采就很恰当地把他自己对悲剧生命的敏锐与难以抑制的快乐结合在一起（尽管并不是总令人信服），而乌纳穆诺用自己的生命体现了这一点。我们常常喜欢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因而愤世嫉俗，这是我们过于活跃的怪罪能力以及过分的权利资格感的产物。或者，我们逃入悲观主义。（如果我们期望最糟糕的事情，还会有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吗？）但是，反思生命还有更好的途径。感激就是其中的一种。好的幽默感又是一种。总而言之，我认为对悲剧最好的哲学回应，是感激和幽默的某种结合，是面对荒谬时那种伪英雄的加缪式反抗，是充满激情投入到我们生命的细节和人群之中。重要的事情不是否认悲剧，而是把它接纳为我们所热爱的生命的重要部分，并因此而感恩。尼采说我们应把生命活成一种艺术，而他心里想的是我们用什么来构造这个艺术品，其中包括不幸以及其他一切。在这样的视角下，我们的苦难就有意义，因为生命有意义，除此之外，我们无权要求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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