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国盛，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在学术研究方面，除在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思想史四个方向努力外，还致力于“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建设。主要著作有《让科学回归人文》《反思科学》《现代化之忧思》等等。

　　近代科学的诞生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古典科学的复兴，如果没有希腊科学这个基因的话，近代科学是不可能产生的。但是如果只有希腊科学的复兴是不足以描述近代科学的。希腊科学和近代科学的根本区别是由无用的科学到有用的科学的进化，由单纯的内在推演的科学到基于经验的，寻求对世界掌控的科学的进化。希腊科学复兴无法凭借其单一力量完成这一转折。二是对古典科学的修正，修正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说欧洲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经济、技术革命、基督教、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等等。我认为其中起到最重要作用的是基督教，而且它直接影响了其他若干因素。

　　基督教对近代科学的影响首先体现在观念层面上。

　　自由作为自由意志。希腊科学作为一种科学，首先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也不是技术发展的必然后果。它是基于某种特殊的人文理想之上的，即自由的人性理想。把自由作为人性基本规定的希腊文化必然孕育出科学这种人文形式。科学在希腊时期既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生产力，也不是智力炫技，而是对人性自身规定的实现方式。基督教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改变了对自由的规定。希腊人的自由简单说来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个重要的关于自由的理解到了近代依然被相当多的哲学家所认可和接受。而基督教提出崭新的、完全不同的对自由的认识，即自由的意志化。对必然的认识和顺从在基督教看来还不是自由的，自由是一种意志选择，即人有能力选择与必然相反的东西。这种自由的维度使得同样以自由、人性为目标的科学产生了微妙的转变。科学的目的不再是单纯的认识和顺从逻辑，而改变为人自身的主体性的张扬，这是新科学的主要动力。

　　人的中心地位。在希腊科学中，神界的逻辑相比人具有更重要的地位。而基督教把人放在中心的地位。人是万物之灵长，人是上帝在世界的代理，上帝允诺人支配和控制世间的一切事物。自由意志和人的中心地位加起来构成了一种主体性的科学。希腊科学简单说来是求真的科学，近代科学由于自由本身发生的改变，科学的目标不再是单纯地求真，而引入了求力意志的维度。希腊科学复兴之后，与基督教构成了一种紧张张力，而这种张力恰恰成为了现代西方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

　　自然的去神化。在希腊时期，自然是高不可攀的，人工只能模仿自然。所以人对自然的认识是单纯的被动性认识，没有办法对自然进行操作。而基督教降低了自然的重要性，认为它是一个受造物，而受造物不可能分有绝对的必然性，在全能的上帝面前，自然严格说来是没有什么必然性可言的，变成了碎片和偶然的产物。自然规律需要单独的方式进行构建，整个近代对经验的重视来自于自然去神这个关键环节。

　　提倡劳动与技术。希腊是一个奴隶社会，自由民不需要进行体力劳动，希腊哲学认为采取对自然干预的方式来认识自然是要不得的。而基督教打碎了奴隶制，提倡人人平等。对劳动的提倡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

　　基督教对近代科学的第二个重要影响体现在制度层面上。相比于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与其有类似的处境。二者都有复兴希腊科学的机会，实际上也都复兴过。而伊斯兰世界对希腊科学的继承却并不持久。基督教世界为何能持续地将希腊科学继承下来，需要从制度层面来分析。

　　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整个欧洲出现了很多世俗国家。罗马成为了当时西方世界实际的领导者。而在12世纪教会开始创立自己的法律之后，教会和世俗之间的分权变得清晰分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根本区别是前者为缓慢传教，积累了很多与异教和世俗政治打交道的经验。它发明了一整套非常优良的制度构建，即政教分权。因此，世俗的学术与其宗教教义并行不悖，尤其是到了13世纪，第一次学术复兴时，大量的希腊学术典籍被翻译并传入拉丁世界，出现了希腊学术与基督教教义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基督教世界通过经院哲学和大学创立了非常好的学术治理方式。中世纪的大学制度对希腊学术这样一种纯粹的科学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在这样一种制度之下，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及社会的精英人士都受过相当好的希腊学术训练。经院哲学提供了几乎同等看待基督教教义和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可能条件。人们可以自由怀疑和批评亚里士多德的任何学说，而反过来，可以基于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坚持来规避教义所要求的命题。总体来说，基督教为近代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保障希腊学术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从观念层面，基督教为近代科学的诞生提供了修正的作用，在制度层面上它为希腊学术这一异教学术的传播创造了制度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