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大学是在社会转型和文化断裂的历史巨变时期，通过移植西方大学制度而形成的，在大学发展的一百多年历史中，文化冲突始终是影响中国大学发展的一条主线，中国大学文化建设面临诸多内外困境。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一流的文化就不可能有一流的大学，深刻认识中国大学所面临的文化困境，通过自觉的文化选择，回归大学文化的价值理性，重塑大学文化的人文精神，变革大学文化教育范式，以大学文化创新引领社会文化发展，建设文化强国，复兴中华文明是中国大学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大学，文化困境，文化创新
大学就其本质属性来说是一个传承、传播和创新人类文化的专门机构。现代大学制度的文化渊源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大学文化中的民族属性日益彰显，大学成为民族国家的文化、精神的象征，是坚守文化、精神的堡垒。中国大学承担着中国文化的传承、启蒙与创新的责任。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社会转型和文化断裂的历史巨变时期，中国大学在移植、融合西方大学模式的发展历程中面临着多种文化困境。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教授就鲜明地指出，20世纪的中国大学是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加剧了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冲突，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吐故纳新之后，中国文化依然处于困境之中。文化危机加剧了中国大学的文化困境，既体现出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的中西文化冲突，又体现出大学文化内部的科学与人文的隔离，更深入到大学文化教育范式的“道器之争”。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一流的文化就不可能有一流的大学，深刻认识中国大学所面临的文化困境，通过自觉的文化选择来创新大学文化，引领社会的发展，推动中国文化的复兴，是新形势下中国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历史使命。
一、中国大学的文化困境
中西文化冲突成为理解中国大学文化发展的主线，受全球化、市场化与行政化等因素的影响，引起中国大学文化内涵的人文精神失落。伴随着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差异，西方大学强调的专业化发展方向与中国传统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知识模式以及以“治国平天下”为圭臬的“学以致用”的思想的冲突，形成了中国大学文化教育范式的“道器之争”。
1.中国大学文化价值取向的中西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展示了世界文明谱系的冲突，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随着资本主义扩张表现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大学文化扎根于民族文化之中，由于大学的知识生产、传播与社会文化的传统符号和价值相联系，使大学能够从根本上与文化相沟通，肇始于欧洲的大学文化也就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非西方国家的大学是移植西方大学的产物，许美德教授指出，19世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时期，欧洲大学的模式逐渐随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遍布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但是，西方大学制度凯旋的同时也遭遇本土文化的抵制。许美德教授分析了西方大学文化在亚洲传播的路径及其所遇到的文化冲突。在印度，大学文化中的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受到了限制，与其说是为了使印度大学能够服务于英国殖民需要，倒不如说是印度的佛教文化及种姓制度文化塑造了印度大学文化。同样，在日本，大学制度深受法国和德国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西方色彩，但是，其思想根基还是儒家的国家观和知识特权观，这些意识形态一千多年来一直是亚洲思想观念中的主流部分，以致儒家的权威与法国的集权式学术管理模式的结合成为亚洲大学制度的主流。在朝鲜、泰国、越南等国家都有类似的大学制度，也体现出与西方不同的大学文化。
京师大学堂的创立就是中西文化冲突的产物。中国近代大学经历了移植日本，效仿欧洲到模仿美国的模式转换。新中国成立后，从学习苏联到自主创新，之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又重学习欧美模式，在大学模式的不断转换中，中西文化冲突始终是一条主线，在整个20世纪中，中国大学最为显著的矛盾和冲突就是：既要获得西方科学和技术可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同时又要竭力维护本国的文化知识传统，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在“西学东渐”以及现代化发展进展中，中国先后尝试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但结果却总是与现代化失之交臂，“百年的变革始终在抄袭外国和回归传统之间摇摆，时断时续，杂乱无章，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找到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互动过程中，更加激起了中国大学在文化选择方面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对西方文化的排斥。许美德教授指出，中国又是如何出于实用目的而向西方学习，实际上却又是如何骄傲于自己的文化，怀疑西方学术传统的。鲁洁教授也坚持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文化教育遗产。这种遗产有很多已成为中国人独特的文化遗传基因，每一种外来的文化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这种文化基因的过滤、选择。”经过民族文化遗传基因过虑后的中国大学文化，不是一个全盘西化的大学文化，其优势在于中国传统大学精神及理念得以延续与传承，体现出近现代中国大学文化立足本土、吸收先进文化的返本开新的文化生命特征。与其同时，负面效应也是非常明显，对舶来品的西方大学文化精神也产生了系统性排异反应，使之无法有效深入地植入中国本土文化土壤之中。
进入21世纪，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全球扩张的影响，中国大学文化过于追求功能性需求和工具性价值，大学日益注重服务社会与适应社会，轻视文化引领与独立批判，导致中国大学精神性、理想性价值追求的缺失。由此造成中国大学文化畸形发展，既未完全形成本土的大学文化，存在摒弃传统的文化失衡现象，又未完全接纳西方大学的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精神。中西文化的冲突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仍然是困扰中国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
2.中国大学文化内涵的人文精神失落。C.P.斯诺的两种文化描述了大学中“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分裂对垒而导致文化冲突现象，学科文化是大学人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刚刚进入不同学术专业的人，实际上是进入了不同的文化宫，在那里，他们分享有关理论、方法论、技术和问题的信念。”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知识分子之间因学科文化的巨大差异互相压制和敌视，不仅造成了人类生活整体文化的断裂，而且为争夺学科霸权而引起的文化冲突一度让大学改革迷失方向，由此形成了单向度的大学文化。马尔库赛把单向度文化的出现归因于科学技术的扩张、操纵和控制。大学文化的单向度的实质在于科学技术占领了文化领域，科学文化超越人文文化，大学文化蜕变为科学文化，并把这种文化作为一种方法手段来实现对人的思想意识研究的操纵和控制，进一步剥夺人们的批判否定能力和自由思想。大学文化的本质应该是多元的，但是单向度的大学文化造就了“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这种法则与大学的行政化管理结合起来，表现出尖锐的行政文化与学术文化的冲突，在集权化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单向度的文化造就了大学本体危机，其实质是大学自我认同的危机。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大学受到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影响，大学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过分地强调工具理性而忽视其价值理性，大学人文精神的失落会忽视对大学自身赖以生存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等普适性的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大学只关注表层的发展绩效和近期的利益和需要，而失去了对大学的目标定位、使命指向以及长远的人文关怀等本真意义的追求，造成了大学文化委顿与危机。
3.中国大学文化教育范式的道器之争。德国的森格哈斯教授指出，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错误在于文化本质论，把文化视作一种内部结构固定，且各自文化具有先天固有的、不变的属性，由此造成文化交汇过程中的文化冲突。森格哈斯则强调指出：世界各大文化首先面临的是内在的冲突，这一冲突远比“文明的碰撞”（即文化间的冲突）更具有根本性。所谓的文化的内在冲突主要是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各个文化的内部所出现的文化争论和文化斗争。按照森格哈斯的观点，“中体西用”的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模式，西方的文化影响最终转化为中国文化价值观内在矛盾与冲突，在大学文化教育范式中体现为知识分类中的价值冲突。
基于实践认识论基础上的中国传统知识，可以分为“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器”两大类，“重道轻器”的传统知识价值观，在中国大学文化转型中逐渐被“重器轻道”的价值观所取代。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移植于西方的中国近代大学，以西学之长补中学之短的实用主义为办学目的，注定了大学文化选择上的道器之争。何顺进博士以中国传统道器关系为坐标，系统考察文化力建设与中国大学发展的关系，他的研究指出，“道器相长”时期，早期的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注重兼容并包、中西融合，通过文化建设促进大学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国内外著名的高校。“器消道长”的西南联大，即使受时局条件制约，以大学文化之“道”的建设为发展重点，使其成为中国大学发展史上一座永久的丰碑。“道消器长”的高校扩招时期，忽视大学文化内涵、大学精神的建设，造成高等教育质量滑坡。“道器俱损”的高等教育产业化发展，由于过于追求高等教育产业化，将民办教育简单等同于市场行为，不注重大学心态文化力、大学行为文化力的建设，在办学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下，伴随着生源枯竭和人才流失，大学将会变得像企业倒闭一样，逐步走向消亡。在中国大学的百年发展中，大学文化教育范式“重器轻道”的价值取向逐渐被制度化，以西方科学知识体系为主要课程设置的现代大学教育模式往往无意中造成对本土文化的“忽视”，这就无形中剥夺了个体对文化选择的自由。这种趋势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越发彰显，成为大学文化发展内在的困境。
二、中国大学文化创新的路径选择
2011年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百年庆典的讲话中，将文化传承创新列为大学的基本职能。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主要是靠大学人的文化选择，吸纳古今中外的文化精髓，融会贯通，创造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建设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大学的主要使命。只有坚持正确的文化价值观，立足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增强大学的文化责任，确立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才能实现大学文化创新并引领社会发展的使命。
1.回归大学文化的价值理性。文化具有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双重属性。中国大学文化价值取向的中西冲突既反映出中西文化本身的差异，更反映出文化选择过程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离，过分注重文化的工具理性，压抑了文化的价值理性。无论是“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亦或“全球化与本土化”，均体现出中国大学文化选择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受儒家实用主义文化和西学工具理性的双重冲击，中国大学文化选择偏重于对国家层面的“用”，把科技等工具理性的作用加以泛化。工具理性文化对于功利化、实用化、工具化、技术化的追求，遮蔽了大学文化的价值理性。回归大学文化的价值理性是大学文化解蔽的过程，既要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又要在价值取向上跨越中西文化的鸿沟。在全球化时代，超越大学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悖论，以大学文化的价值理性为基石，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
大学文化的价值理性是对文化内在价值的体认，杨叔子先生指出，文化就是“人”化，以“文”化人才是大学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因人而存在，人是文化的目的与依据。“文化的本质是它的人性内涵。”所以，大学文化创新要考虑到以什么样的“文”来化人的问题，这就涉及文化选择。大学文化创新，在价值取向上必须先辨明其价值理性，考虑到大学文化的“人”化价值，这样才能保持大学文化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合理张力。人是具有国家、民族归属的，大学人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人，有其特殊性。因此，回归大学文化价值理性，创新大学文化，在价值取向上要考虑到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觉是在对本土文化、民族文化的认同，以本土文化为“砧木”融合外来文化才能走向“文化自觉”。涂又光先生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是中国大学的总规律，也是中国大学文化的精神内涵。背靠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遵循大学文化精神的基本规律，有了这样的文化自觉意识，才能做到大学文化的不断创新。
第二、文化包容意识。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发展成为时代发展的潮流。我国著名文化学者汤一介先生提出“文化共存”的理论，它与“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耦合，强调以“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思想来对待异质性文化，正视文化的差异。大学文化对于多种源流、多种类型的文化应具包容性、整合性和变革性。通过文化包容构建大学的“文化生态”，可以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理解，能够以其自身的独立性、开放性、选择性、宽容性和系统性对不同文化和价值冲突进行协调、平衡、化解、融合，可以克服文化的中西冲突，实现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包容意识为大学文化创新提供宽松的环境。
第三，学术文化意识。“大学的根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学术……须知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标志是具有世界一流的学术水平。”大学文化的内核是学术文化。学术性是大学文化的根基和血脉，创新中国大学文化，营造以学术为核心的大学文化才是问题的根本，增强大学的“学府韵味”，使大学在追求科学和真理过程中，彰显大学的文化资本，敬畏学术、崇尚学术，使学术成为大学文化创新的立足点。
2.重塑大学文化的人文精神。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提出，文化类似于社会的“精神气质”或“时代精神”。贡恰连科在总结文化的定义时提出：“在提到的所有文化定义中有一个共同点：精神原则被认为是文化的核心.文化的决定性因素。”从中可以看出精神因素被看作文化的实质，作为区分不同文化的本质差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发表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指出，“高等教育本身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大学“必须进行从未要求它实行过的最彻底的变革和革新，以使我们目前这个正在经历一场深刻价值危机的社会可以超越一味的经济考虑，而注重深层次道德和精神问题”。针对大学文化中科学与人文的隔离，人文精神的失落，杨叔子先生在世纪之初就提出绿色教育的概念，所谓的绿色教育就是科学与人文融合的教育。他认为现代高等教育应该是“绿色.科学.人文”的教育。他一以贯之地强调，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事情。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人文中有科学的基础与珍璞，社会科学更是如此。科学文化强调的是工具理性，而人文文化强调的是价值理性。创新大学文化需要人文精神作为价值基础，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个性和尊严，重视对人类存在的终极关怀，因此，人文精神可以引领大学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当前，针对人文教育薄弱、忽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象，要更加突出人文教育，突出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
归根到底，文化是整体的，教育也必须是整体的。重塑大学文化的人文精神，必须革除科学与人文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科学与人文相互依存，人文精神的培养也必须依靠科学精神对真理的追求，对学术的崇尚。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努力营造追求真善美、关注人的价值的文化氛围，在知识创新的过程中创新文化，凸显文化的人文精神。大学文化的人文精神重塑，还必须立足于中国民族文化的大背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将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两者并重。李长春同志2006年11月在全国文联、作协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这也是大学文化中人文精神的精髓。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使命。大学作为社会优秀文化的主阵地，拥有独特的核心价值与行为规范，具有特定的组织愿景与文化使命。凸显大学文化的人文精神，通过大学的文化创新引领社会文化建设，为社会文化进行价值定向，建设文化强国，是中国大学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
3.变革大学文化的教育范式。杨叔子先生指出，文化的内涵至少包含五个层面：知识、思维、方法、原则和精神。知识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没有知识，就没有文化。一切创新首先是文化创新，文化创新首先是知识创新。文化的创造主体是人，文化的最终指向也是人，因此，大学文化创新要落脚到大学教育本身之上，要确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探索形“道”与“器”融合、科学与人文渗透的文化教育范式。
首先，改革课程建设体系，加强通识教育课程。中国大学文化的人文精神失落以及教育范式的道器纷争，在一定程度上与大学的课程体系相关。忽视通识教育课程，过于强调专业教育的课程体系不利于大学文化的培育与创新，也不利于优秀人才的培养。道器融合、通与专并重、科学与人文渗透的课程模式，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过成功的经验。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大力提倡与推行通识教育。他坚持“以中化西”、“以今释古”的立场，提倡科学精神，注重道德修养和人格陶冶，倡导教学相长，学用结合，会通中西的通识教育。清华大学以理工为主却孕育了大批具有人文精神的优秀人才，所塑造的“清华精神”影响了一代代清华人，充分体现出清华大学文化的人文关怀。可见，大学必须推进通识教育，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实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互渗透，在课程教育中培养人文精神，以人文精神为基础培育大学文化。
其次，提高教师的人文素养，营造具有人文关怀的校园文化。大学文化教育范式的变革要突破课堂教学范畴与科学教育领域，将文化创新延伸至课堂之外和生活教育领域之中，激发大学校园中的一切积极要素共同营造具有人文关怀的校园文化。提高教师的人文素养可以起到引导性、示范性作用，通过教师的人文熏陶，在师生互动中潜移默化地提升人文素养。大学文化要素不仅是生活其中的人，也包括大学的器物与环境，“藏于形，文物亦化人”，指的是大学的物态文化也要具有人文关怀，也需要传承与创新。大学物态文化，是指通过校园建筑群体、校园环境、校园内与自然景观相协调的人文物质景观等所体现的建筑风格与意蕴、建筑价值与精神及大学人对这些建筑的评价、欣赏、情感依附等文明因素的总和，它是大学整体文化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影响师生情感和品格以及薰染独特文化气质的一个相当微妙而现实的因素。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要有“学府韵味”，要充满人文情怀，这也是大学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充满人文情怀的校园文化，可以使学生净化灵魂、升华人格、完善自我，感受到文化积淀的洗礼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的召唤，激发学生文化创新的内在动力。
（作者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