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增湖，笔名叶开。《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副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莫言的文学共和国》、《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等。
鲁迅是很自负的，不是大约，实有资格。鲁迅跟友人通信说：“《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
“鲁学家”钱理群引这段话，说鲁迅担心他对“阿Q式革命”的思考不为人所理解。言下有深意——大概认为自己对鲁迅“阿Q式革命”的思考是心有灵犀的。
《阿Q正传》第七章叫“革命”，第八章叫“不准革命”，这么看来，鲁迅写这篇小说，主要是思考“革命”问题了。但他思考的是革命本身呢，还是革命带来的问题？这些都值得细考。查《汉语大词典》的解释，“革命”有多种，《阿Q正传》里写到的“革命”，却是第一条：“古代认为王者受命于天，改朝换代是天命变更。”
阿Q对革命的理解即为“改朝换代”以及“造反了造反了”。这不是今天我们从小学习到的正确的“革命”定义，而是“愚昧”、“落后”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氓民如阿Q辈首先想到的念头。当阿Q在土谷祠里辗转难眠，为“革命”后怎么分配财物，及怎么占有“可惜脚太大了”的吴妈等等好事而苦恼时，赵秀才和钱洋鬼子已经行动在先了。阿Q终于醒悟过来“革命”是什么并手执几块断砖杀奔静修庵时，可怜的老尼说，庵里已经被“革过一革的了”。革命有先后，先到先得，这让阿Q着实苦恼，“难道他们还没有知道我已经投降了革命党么？”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要流血的。阿Q溜到城里去混到秋天回到未庄后，小说叙事者让读者知道的唯一重要事情，是城里有个革命党被砍头了——“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阿Q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
阿Q先于未庄民众得到了“革命”信息，他的地位因此大大提高了，虽然他不过是一个兴高采烈的看客，但毕竟跟新生事物沾了边。他的看客地位，在这时是大大得到巩固了。这个被杀的“革命党”，不需要类似钱理群那样鲁学家考证，很容易知道是《药》里的夏瑜，或在绍兴府壮烈牺牲的鉴湖女侠。秋瑾的牺牲对青年周树人具有震撼性影响——她为之付出生命的事业，她为革命而壮烈的牺牲，换来了如阿Q这等看客的喝彩，这到底值得吗？
在“未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怪诞的——阿Q整天跟别人打架：闲人把他的辫子扯住往墙上撞，王胡扯着阿Q的辫子往墙上撞，小D这个“未庄”最不能让阿Q上眼的小玩意儿居然也跟阿Q彼此撕扯，顶个不相上下。其他基本上也都是棒打棒喝——钱洋鬼子不用说，赵太爷也爱用竹杠对阿Q讲道理。在“未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斗争”的关系，就是彼此猜疑、彼此厌恶、彼此欺凌、彼此看不起、彼此打斗的关系。很多鲁学家注意到了，阿Q对小尼姑和老尼姑，也是欺凌与被欺凌的关系。在这些“未庄”人之间，他们的人际关系之险恶，让人感到心惊。这样一个世界，到底是真实存在的还是特意虚构的？是平和的还是极端的？
在这个“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未庄”世界，缺乏了两个正常社会的基本要素：一是公平与正义，二是爱与恕。“未庄”的世界自然是不公的，然而，又何曾有基本的人性因素。从这个角度看，“未庄”是一个特殊的世界，非人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把这样一个世界里发生的故事，套在自然而不同的现实世界上，无论如何都是牵强的，霸道的。
在《阿Q正传》开头，作者撇清了跟“阿Q”的任何关联，“我既不知与阿Q是否同宗，也未曾受他子孙的拜托……我并不知阿Q姓什么……名字是怎么写的”。在这个故事里，未庄的人、旁观者——作者最讨厌，甚至最憎恨的“看客”——一直在注视阿Q，关心他的细枝末节以为茶余饭后谈资，观察他的各种行状以为无聊的佐料。迅哥儿其实也在人群之中，但自我感觉是在人群之外，甚或高于普通看客。迅哥儿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帽子给别人戴，自己躲在一边自得其乐。
根据我们都知道的资料，阿Q不是绍兴人，不是未庄人，不是上海人，阿Q是天南海北组装起来的，各种性格特征拿一点拼凑到一块儿，像现在流行的乐高玩具。活人所有的基本情感，爱与恨，喜与悲，在阿Q身上都没有——他摸过小尼姑的头皮，拧过小尼姑的脸颊，这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被欺负之后的情感转移。小尼姑也并不可爱，而是有点可怜。阿Q也并不是因为源于小尼姑脸颊上有些“滑腻的东西粘在他手上”，激发出来了爱的情感，而只是想起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他在梦里梦外对小尼姑有那么一点性幻想，但也几至于无。他一直不能释怀小尼姑骂他断子绝孙，因此浮想联翩，导致了在赵太爷家不慎重地对吴妈说出了“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这样的昏话来。后果是他遭了赵太爷大竹杠棒喝，连布衫都来不及拿就狼狈逃回土谷祠去了。
把“恋爱的悲剧”这章反复读上二十遍，你也绝对无法从字里行间硬抠出几粒情感的米粒来。在这里，“恋爱”只是迅哥儿爱用的反讽，于阿Q，确实没有萌发我们通常以为的那种情感。他有的只是动物性本能和传统社会习惯性强加于他身上的自我认同——即无后为不孝。从这里，读者还要看到的是，阿Q是一个“空前无绝后”的光棍司令，比花果山的孙猴子来历还要不明。阿Q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属性也等于没有。他不是正常社会里正常一员，把这样一个人拉来当成“国民性”的代表，是一顶巨大而沉重的帽子，压得我们这些对“国民性”过敏的小民喘不过气来。
长大后的“迅哥儿”并非不懂爱情，他和女学生的爱情至今还是佳话和神话；他也不是不懂得描写爱情，《伤逝》里哀婉动人的情感并不是虚得的。
只因阿Q不是一个生活在真实社会中的真人，他没有人之为人的基本情感。在这个层面上看，小说里的“未庄”是不真实的，这只是作者综合各种思考和挑拣之后创造出来的一个“城堡”。小说里阿Q是不真实的，阿Q唯一的爱好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真实的阿Q，却成了中国人的象征。热爱他的朋友找了万种好来歌颂这抽象的高明。德国汉学家顾彬好几次对我说，他翻译《阿Q正传》，德文题目就是“每个人”——人人都是阿Q。你如果说我不是阿Q，围观者就会大声起哄，说你是被说到痛处了。总之，你无处可逃。
但你们看漏了一个人，他逃掉了，而且逃之夭夭。这位就是最高明的看客“迅哥儿”。
老鲁的高明和聪明就在这里，他把你们都搅进去了，自己站在一旁冷笑，甚至开心地嘲笑。其实他一开头就讽刺上了：“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但是我这《阿Q正传》到那时却又怕早已经消灭了。”《阿Q正传》这样高明的作品自然是不灭的，但谁想到遭到“领袖”追杀，成为“全民公敌”的“考据癖”胡适之先生们居然也不灭，而且居然越来越鲜亮了呢？不过，胡适之先生的“考据癖”门人如顾颉刚等，难免被“痛打落水狗”，久久不能翻身了。
历史可谓弄人。对人的评价和好恶，近百年来通常在政治的水坑里打滚，难得看到真面目。
如果像他开始说的那样，用Quei的译音释读，或者直接叫做“阿贵”，这“老Q”就是有基本人性的存在了，但用个西文的Q来代替，是有些非人性的因数在内，这种命名方式的高明之处在于，它让小说中的主人公脱离了基本的现实和真实的人性，而成为一个庞大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