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科举的影响

1905年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清政府诏准自丙午（1906年）起停办科举，至此，自隋代开始，实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寿终正寝”。撇开意识形态的纷争，20世纪中国教育的大格局，其实是在晚清一代手中奠定的。

最近十年学界风气有所变化，颇有为科举制度鸣冤叫屈的。谈论科举的贡献，不能说过头话，尤其是不该否定晚清废除科举的意义。没有废除科举制度，就没有20世纪中国大学的辉煌。所以，废科举才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走上正轨。为什么晚清的政治及教育改革，必须落实在废除科举？请看袁世凯、张之洞1903年《奏请递减科举折》：“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废除科举不久之后，严复在环球中国学生会演说，这篇初刊1906年1月10日《中外日报》的《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称：“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何如，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严复还在《救亡决论》（1895年）和《拟上皇帝书》（1898年）中痛批科考。章太炎和林纾也谈及科举，其核心思想是，学术是民间的事情，政府过度干预会对学术造成伤害。

科举的作用是取士，至于育才的工作，主要由书院或学校承担。我对20世纪中国教育成功移植西洋制度表示欣赏，但对其抛弃悠久的书院传统则深表遗憾。不知不觉，中国两千多年教育沿革的这条线被掐断了。

五四运动的意义所谓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包括思想启蒙、文学革命与政治抗争。除了其在文学史、思想史、政治史上的意义，我还希望强调其在教育史上的里程碑作用——确立我所理解的“大学精神”。1917年1月4日，新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到校视事，五天后发表公开演讲，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希望学生摒弃“做官发财思想”。大学以文理为中心在今天还有很多争论， 大学以什么为中心？商学院是不是中心？商学院不可能成为大学的中心，如果以商学院为中心，大学的发展是不正常的。

至于蔡先生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一般人可能会注重思想自由，我却更看重兼容并包。大学恰好就是要包容人，让各种不同的思想学说在大学里面自由发展。蔡先生没有刻意鼓吹哪一种思想学说。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北京大学学生为首的学生运动一时兴起。理想的大学，不仅仅追求学问与养育人才，还探索精神、服务公众、参与政治，乃至直接影响社会进程。现代中国大学，不再只是传授知识、培养（科技）人才、创造科研成果的场所，它已深深介入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建设。读书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参与实际政治运作中的复杂性需要关注。学生群体易受鼓动，实际效果值得注意，并非每一个都如五四运动值得表彰。

五四之后，新教育、新文化与新政治在北大等大学互相激荡。传统观点历来将学生运动作为北大校史的主线。而蔡元培等极力网罗的众多当年全国第一流学者，其“传道授业解惑”， 以及在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在校史中只能“退居二线”。“研究所国学门”的大名，对于今日的北大人来说，已经不再是“耳熟能详”。

大学内迁之壮举

八年抗战，漫天烽火中，中国大学大规模内迁。对比十年“文革”的荒废学业，或近二十年的急起直追， 抗战八年中国大学的教学状态可圈可点。着眼于对当下中国大学的启示，我特别强调以下三点：第一，以教学为主；第二，注重师生关系；第三，坚持学术标准。抗战中中国大学大批内迁具有重要意义：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具体说来，战时中国大学的内迁有如下特点：第一，不是个人逃难，而是集体行动，且一路上弦歌不辍；第二，教学上，不是应急，而是有长远打算，所谓“战时如平时”，更多着眼于战后的建国大业，保证了战时培养的大学生的质量；第三，学术上，不是仓促行文，而是沉潜把玩，出有思想的学问，有情怀的大学者，这在人文学尤其明显；第四，广大师生因大学西迁而见识中国的辽阔与贫困，于流徙中读书，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合一，精神境界得以提升；第五，大后方传出的朗朗读书声，代表某种文化自信与道德优势，召唤无数沦陷区的青年学生，穿越重重封锁线前来求学；第六，除了具体的学术成果，大学内迁为西南西北播下良好的学术种子，此举对于中国教育平衡发展意义重大。

谈及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的贡献，容易说的是有形的，如培养人才、推动科研以及投身战场；不太好说的是无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凸显某种高贵的精神气质。在中国大学日渐富有、也日渐世俗化的今日，谈论那些已经隐入历史深处的、“破破烂烂但却精神抖擞”的西南联大等，也算是“别有幽怀”。

“院系调整”的功过

1949年12月，马叙伦在《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中国的旧教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旧政治旧经济的一种反映，是旧政治旧经济借以持续的一种工具。” 一场院系改革在五十年代蔓延全国，主要包括：政治课建设如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的增加，否定民国教育体制及课程设计如接管公立大学，聘请苏联专家指导，走专业化道路，要求大学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从1950年酝酿，1951年开始，1952年全面展开，至1953年这场浩荡的院系改革基本完成。《关于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计划》显示，当时的大学由205所减少到182所；综合大学13所，高等工业学校39所，高等师范学校31所，高等农业学校29所，高等医药学校29所，高等政法学校4所，高等财经学校7所，高等艺术学校15所，高等语文学校8所，高等体育学校5所，少数民族高等学校2所。

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对各大学的影响不同，有的得益很多，有的则损失惨重……最受诟病的是大学都以专业为中心，专业面太窄，致使以文理为中心的传统受到挑战。近十年来，专科性的大学有意识地进行填补，比如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在内的一些大学对于文科、 理科、 法科的引进。相信再过五十年，中国大学会调整到比较合适的位置。

恢复高考的故事

1977年冬天，中国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二十七点三万人；1978年夏天，六百一十万人报考，录取四十点二万人。史称“七七、七八级大学生”。七七、七八级大学生踩着时代的鼓点，“走进新时代”，因此，恢复高考制度与思想解放运动，二者可以合论。

我在《永远的1977》的序言中写道：“本书的作者，尽管境遇和立场不太一样，但基本都是‘恢复高考’这一决策的直接受益者。这就决定了其叙述策略以及自我反省的力度。说全书弥漫着某种‘成功人士’的‘踌躇满志’，不算太刻薄。可这主要不是作者的问题，而是文体的特性决定的——三十年后‘追忆逝水年华’，很容易就走到这一步。”

“五四”一代和七七、七八级大学生不一样，前者的“光荣和梦想”是自己争来的；我们的“幸运”，则很大程度是时代给予的。日后被提及，人家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则是大转折时代的受益者。也正因此，在随后漫长的岁月里，“五四”一代有能力在一次次饱含激情与深情的追怀与叙述中，或多或少地延续了其青年时代的梦想与追求，或强或弱地挑战着当时的主流思想，他们是历史的创作者。而七七、七八级大学生的幸运很大程度是时代给予的，是大转折时代的受益者。某种意义上七七、七八级大学生不如“五四”一代，后者的前途和成功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前者得益于时代转变。

“世界一流”与“大学扩招”之张力

理解当下的中国大学，必须关注一个特殊的年份——1998年。那一年有两件大事，对当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影响巨大。一是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由此产生了一个我们今天都熟悉的名词——985大学。二是制定了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的大学扩招计划，第二年开始正式实施。此后连年扩招，到2012年录取六百八十五万人后，才基本保持稳定。也就是说，最近这十六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其实是两条腿走路，一是努力做强，追赶世界一流；一是尽量做大，扩大办学规模。应该说，两条腿都在用力，也都很有成效，可惜努力的方向不一样。

“大学”在变化，这并非中国所特有，某种意义上，这是世界性现象。密西根大学原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在《21世纪的大学》一书中提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高等教育出现重大变革的时期，大学努力回应它们所面临的挑战、机遇和责任。”一千多年来，大学为我们的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进入21世纪，没人怀疑，大学还会继续发挥类似的作用。但是，各种改革的努力，将使“大学”的形式及内容发生很大变化。而当代中国大学的诸多变革，必须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来谈论，才能有比较清晰的思路。

其实，中国的大学只要认准目标，找准方向，不要走太多的弯路，步步为营，就一定能办好。办大学和办企业不一样，不可能立竿见影。办学要有长远的眼光。用办企业的思路来办大学，导致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倾向。给教授和学生们留点读书的时间， 给大学留点成长的空间，这比拼命地拔苗助长要好。学现代史的都知道，五四运动中，蔡元培曾引《风俗通》中的一句话“杀君马者道旁儿”，作为辞职时的理由。以目前中国大学的水平，很难承受政府及公众希望其迅速变成“世界一流”的期待与厚爱。还不如把脚步放缓，把路走正，那样的话，中国大学或许还能走出自己独特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