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忧国忧民，乃是最重要和最具感染力的诗歌题材。诗人对国家民族民运的关注包含其中，杜甫也因此被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作史诗。读陈寅恪先生《陈寅恪诗集》，便可感受到诗人深深的忧国之情。
一、忧领土被割
1945年8月14日，日本尚未正式投降，苏联就急不可待地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条约和有关附件规定了外蒙古的独立及其它一些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事项。陈寅恪先生《乙酉七月七日听读〈新水浒传〉后闻客谈近事感赋》一诗，显然因此而作：
谁缔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
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
妖乱豫幺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
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
海上盟，宋宣和初派使臣渡海与金相约共同攻辽，史称“海上之盟”。败辽后，金兵乘机进占了燕云一带，所以说“涕纵横”。柳塞，西北三边关塞名，数见唐人诗中。花门，即花门堡，西北更远处关塞，《新唐书·地理志》载，属甘州张掖郡，在居延海以北三百里，地近回纥。颔联说不但花门一带早就被胡人所占，如今连柳塞也要丢了。中苏《条约》正与宋金之盟相似，如今日本战败投降，我国却要失去北方大片国土。所以陈先生听说中苏《条约》之内容，便作此诗以抒其慨。
更为明显的一首是《漫成》：
北漠西番远不通，前朝多事耀边功。
如今万里成瓯脱，笑煞当年左企弓。
这首绝句以反语抒怀，前两句说早知不肖子孙将北方大片领土割给别人，我们的祖先何必多事地为了保住北漠西番等地区而多次出兵远征。瓯脱，语出《史记·匈奴列传》：“（东胡）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馀里，各居其边为瓯脱。”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两国各守其境，中间留千里之“弃地”以为缓冲地带。想不到如今却将我们的万里之地划出去作为中、苏两国间的缓冲国，真是笑煞当年的左企弓了。左企弓，金人。金太祖占取燕地后，依当初与宋的约定，要将燕地还给宋，左企弓谏阻，太祖不听，还是还给了宋，事见《金史》本传。左企弓地下应笑道：当年我不让把北方土地还给宋人，太祖不听；现在不是又将更大的一块从中国划出来了吗？这首绝句写得极深沉痛切，极能打动人心，长令后人读之感慨无限。二十八字之力，胜过多少长篇大文。
同时的另一首诗为《余昔寓北平清华园尝取唐代突厥回纥土蕃石刻补正史事今闻时议感赋一诗》：
唐碑墨本手摩挲，回忆当时感慨多。
逻逤不烦飞驿鸟，和林还别贡峰驼。
赐秦鹑首天仍醉，受虏狼头世敢诃。
自古长安如弈戏，收枰一着奈君何！
“时议”，亦即“闻客谈近事”的“近事”。从题中即可看出当时人们都在议论《条约》及北方领土这件事。陈先生因自己曾据以补正史事的唐代碑碣而想到唐朝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感慨颇多。逻逤，地名，即今拉萨，唐时为吐蕃之都。和林，也是地名，即喀喇和林，元太祖曾都于此，后改和林路为和宁路，故又名和宁，即外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东岸之哈尔和林。这一联说唐时外蒙古和西藏一样，都为接受唐中央控制之地。第三联则谈到眼前之事，即题中所说的“时议”。“赐秦”用天帝喝醉了酒而将鹑首（星宿）所主之野赐给了秦君之典，说仍醉着的天帝竟不合情理地将我北方大片领土划了出去。狼头，古时传说突厥君长阿史那为人与狼交后所生，故牙门所树大纛绣有狼头，后世因以“狼头”代称突厥，陈先生这里即用以指外蒙古。受虏，当为接受外蒙古之地为其属国之意，显然对苏联而言也。这句是责中国当局为什么对苏联夺我领土之行径不敢表示反对。尾联说，虽说自古世事多变而如弈棋，但如今这收枰一着棋（指最终将历史上属我国之地的外蒙古从祖国版图划出去），教人说什么好呢！结句感慨何深。
二、忧内战将起
1945年秋，浴血奋战八年的中国军民，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日本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因抗战烽起而随校迁至西南的陈寅恪先生，自然也同全国人民一样，不胜欢喜。陈先生此时有《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和《连日庆贺胜利……》等诗记其喜悦之情，诗中有“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国仇已雪南迁耻”、“大酺三日乐无穷”等句。
在这举国狂欢之时，陈寅恪先生却又有着深深的忧虑。他的这种忧虑，同样可以从最能传达其心声的诗作中看出。
陈先生抗战胜利之际作有《报载某至重庆距西安事变将十年矣》一首绝句，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因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事而作。诗为：
铁骑飞空京洛收，会盟赞普散边愁。
十年一觉长安梦，不识何人是楚囚。
《读书》杂志曾有文章阐释此诗，作者因不懂诗词中一些词语的习惯用法，竟然将“铁骑”释作毛泽东乘坐的飞机（殊不知毛泽东是因日寇投降而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而不是因毛泽东去了重庆而使日寇投降的），将“边愁”释作国共两党的分裂（殊不知若作两党合作而不再分裂，正与陈先生本意相反），于诗意的阐释当然是不得要领。其实，这首绝句的前两句是说失地收复，不再有外族入侵之忧，指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铁骑”，指中国军队。京洛，本指洛阳，这里用以代指当时作为都城的南京，“京洛收”意为收复了日寇侵占地区。第一句是说抗战形势发展迅速，沦陷之地很快收复。会盟赞普，用唐朝与吐蕃关系之典。唐时，吐蕃数与内地发生战争，属近邻小国对大国的侵扰。后来迫于唐军的反击，吐蕃君长赞普“乞盟”（亦即求和、乞降）于唐。唐于是与之“会盟”，边患得息。第二句以吐蕃乞盟喻日本投降，说从此可息边患。此诗的主旨，亦即作者的深忧，在后两句。“十年一觉长安梦”，套用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说转眼已十年，十年，指西安事变至抗战胜利。“不知何人是楚囚”，似是说当年蒋介石在西安曾被扣押，如今去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或有可能被蒋介石扣押。或是说两党反目又打起来后，还不知蒋、毛二人最终谁败于对方之手，成为阶下囚。总之其意是忧内战将起。西安事变是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共同对外的开始，而今日本投降，毛泽东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许多人对此抱有光明的希望，以为和平就要实现。陈先生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冷静眼光，看到和平不可能实现，担心内战将起。
陈先生此时所作庆祝抗战胜利的《新清平调》，第三联为“青骨成神端可信，白头如故莫相疑”。青骨，指死后可成神者之骨，五代韦庄诗有“建业城边蒋帝祠，素髯青骨旧风姿”句，陈先生其它诗中又有“青骨成神二十秋”句，所以这“青骨成神”当是用来指共产党已成一有势力之大党，而非抗战开始时的共产党了。“白头如故”系翻用《史记》“白头如新”（交往很久而交谊却浅）语，希望蒋介石与毛泽东（实即国共两党）能像当日共同抗战一样继续合作，而不要复又“相疑”。从陈先生这一联可以看出，与抗战胜利的喜悦俱来的是他对国内和平的忧虑。
与上两诗同时的另一首《乙酉九月三日日本签订降约于江陵感赋》，前两联说日本侵华事，后两联为：“来日更忧新世局，众生谁忏旧因缘。石头城上降幡出，回首春帆一慨然！”“更忧新世局”者，担心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又打起来，中国人民仍将陷于战乱灾难中。“谁忏旧因缘”，指国共两党的许多人士，有谁肯检讨以前两党关系的对与错，而有所改变其主张与做法。春帆，马关的春帆楼，当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即签于该楼。结句的“一慨然”，应是既有回顾日本侵华历史的感慨，也有“日本侵华结束了而自己人又要打起来”的殷忧与慨叹。
随后的事实证明，陈寅恪先生的忧虑和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不出陈先生所料，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谈判尚未结束，内战的枪声便已在山西响起。事过半个多世纪，回想陈先生当时的担心和忧虑，我们不能不佩服诗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
三、忧个人崇拜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开始新生活的喜悦中。陈先生极熟悉我国历史，又亲身体察过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以此时头脑异常清醒。他看到人们只是沉醉于胜利中，尽情唱颂歌，缺乏清醒，因前人诗中的“曾闻醉汉称祥瑞，何况千秋翰墨林”而成诗一首，其中有句 “而今举国皆沉醉”对“举国沉醉”而共称祥瑞的可怕局面表示了自己的忧虑。
1952年诗作《春秋》中后两句为：“春秋旧说今皆废，独讳尊贤信是真。”春秋旧说，指《春秋》所记春秋时代统治阶级人士一些为人所称道的品质和行为，其中自然包括臣下的直言进谏和国君的虚心纳谏。从对“独讳尊贤”的批评，不难看出诗人对当时举国只是一味歌颂领袖而没有批评声音的非正常局面的不满，对未能考虑建立一种真正民主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而忧虑。
1953年所作《癸巳六月十六夜月食时广州苦热再次前韵》中有：“屯戍尚闻连浿水，文章唯是颂陶唐。”浿水，古水名，《史记》所记为朝鲜清川江，《隋书》所记为朝鲜大同江，陈先生这里指朝鲜。陶唐，上古帝尧氏，始封于陶，后徙于唐。上首诗的“独讳尊贤”说不许说坏话，这里的“唯是颂陶唐”说只许说好话。这一联说边患尚未了（其时朝鲜战场虽已停战，但并未撤军，故云“屯戍”），便只许歌颂领袖而不许有批评，对国内已显得极不正常、有可能造成严重个人崇拜的政治生活表示担心。
1954年所作《闻歌》为：“江安淮晏海澄波，共唱凉州乐世歌。座客善讴君莫讶，主人端要和声多。”善讴，善于赞美、吹捧以讨好也。大家都在唱颂歌，是因为主人要“和声多”的缘故。此时已在毛泽东亲自出马严厉批判梁漱溟之后，陈先生对只能歌颂不能批评、全国只有一种声音表示了更深的忧虑。
可惜陈寅恪先生的清醒之见和忧虑，在当时不能向高层人士表达。他若讲出来，不但不会被采纳，而且必为又一梁漱溟，因此“唯是颂陶唐”那首诗中又有“闭口休谈作哑羊”句。可见此时的陈先生，心情是多么沉重，只能将其心声发于诗中。我们现在读陈先生新中国初期的这几首诗，回顾新中国后社会发展的历程，更加感到陈先生的伟大，感到诗人的洞见与远虑对国家和民族来说是多么重要，其意义是多么深远。
陈寅恪先生的远见与深忧，他的爱国情怀融入诗中，为当代和后世的诗人们树立了榜样，他的忧国诗篇也成为泽及后人的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