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时节，长江畔的小城江津，轻雾蒙蒙，细雨霏霏。陈独秀在这座秀丽又冷清的江城度过最后一个春天。
自从一九三八年春天来到江津，已经住了四年。江城景色宜人，青山隐隐，绿水迢迢，能不能让颠踬大半生，八次遭通缉、四次被逮捕的这颗疲惫而又颓倦的心灵得到安息呢?
邻里间只看到一位衣衫朴素且有点褴褛，瘦骨嶙峋又时时卧病，讲一口听不太懂的下江话的老人，有谁知道他是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又有多少人能理解他那颗如江水激荡跳动的灵魂?他那隐士心情，他那书生本色，他那哲人襟怀，谁能知晓?
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
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这首在江津的《赠友》诗，大约可以表明陈独秀入川后的心境。
抗日炮火声中从南京走出监狱，到武汉，到重庆，又到江津，他一次次拒绝高官厚禄的钓饵，誓不与国民党政权合作。有人想拉他参加国防参议会，他严词拒绝：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我不反对他就是了。老友胡适劝他去美国做学问，他答以“不去美国，也烦见生人”。有人劝说他出山，在国共两大政党之外成立第三党，他明确表示“无此意”。他对国民党最高层派来江津的说客表明自己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闻政治，更不曾有何公开活动。”礼节性地劝来人回重庆复命：“请蒋先生好自为之。”
共产党领导人表示过希望他去延安、回到党内的愿望，希望他公开承认错误，因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作出过开除他党籍的决议。他不是没有考虑过，但又认为自己无错可改，无罪可认。王明、康生等人在《解放》周刊、《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一再污蔑诬陷，强加给他的“汉奸”、“领取日本津贴的间谍”罪名，更使他勃然大怒。曾对一位老朋友说：他们不会欢迎我，我也犯不着找他们。自此断绝了同共产党的任何联系。他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也就与曾经拥立他担任总书记却又反对国共合作，坚持打倒国民党的托派组织彻底决裂了。
从此，孑然一身，举家到江津，如同一个隐士了。
一九四一年七月，他听到几位老友于端阳节屈原忌日聚饮大醉，不觉兴起感慨，遥寄一绝：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实凄凉。
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寥寥二十八字，凝聚了满腹的酸甜苦辣，千言万语又无处可以尽情宣泄。
江城诗笔，都是这般潇洒清淡吗?并不，也有金刚怒目、壮怀激烈的时候。一九三九年八月，他听到苏联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认为一个共产党当政的政府同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携手言和是不能容忍的。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这件事的观点：“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他可能并不清楚，或许根本不同意。
一个星期以后，也就是上面这个“谈话”发表的同一天，希特勒军队大举由西线侵入波兰，接着，苏联红军也从东部开进波兰，瓜分了这个中欧古国。这个举动举世震惊，世人瞠目不知所措。陈独秀拍案而起，义愤填膺，挥笔写了一首题为《少年行》的五言古风，七十行，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是他晚年诗作中最长的一首。他用了古代传说中“伯强大厉疫鬼，所至伤人”(《楚辞王逸注》)的典故。字里行间，充塞着对时局的悲愤，对帝国主义集团的声讨和对苏联参与瓜分波兰行为的谴责。这样的诗句，哪里还有孤标傲世的隐士心情呢?
他一生保持书生本色，一天都没有离开书本，放弃治学。他在南京狱中看透了生死大限，将铁窗当书斋，反倒安下心来进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文字学和音韵学的研究，从而撰写了《实庵字说》和《中国古代有重声母说》这样的文字学和音韵学专著，意图解决汉字难学难认难定的问题，想从根源入手，为向中国民众普及教育而扫除拦路虎。他曾告诉友人：“我研究文字学，就是要从发展的观点出发，我主张语言文字都大众化，由繁入简，最终目的是拉丁化即拼音文字。”
江津五载，即使贫病交加，常常要为衣食奔波，仍然清苦自持，继续从事在南京没有做完的研究，也就是他说的“《新青年》未竟之功”。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五日给当时在重庆的老友台静农的信上说：
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上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未竟之功。文字方面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更未有一字……史较之字更难……
十一月二十三日信中说到撰写中的《小学识字教本》：
拙稿经建功兄校正，有所修改或加注，为益实多，惟后半尚未见有疑问示下，想尚未校竟，甚望能早日校竟，以便早日交陈馆长寄出付印。下篇写成时，字数略与上篇相等，甚或稍多，然亦相差不甚远，望告陈馆长。弟写此书用意本在便利现代高初小学教育，非以考古，人们视为普通读物，那便最好，衡以古义，识字本属小学，亦可通也。弟现仍暂住仲纯兄处，新租之屋尚未大定，但必移入城也，下月兄等倘能来谈，至乐也。
《小学识字教本》是陈独秀最后一部文字学专著，几乎耗费了十年心血。他在自叙中说：本书取习用之字三千余，综以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字，是为一切字之基本形义，熟悉此五百数十字，其余三千字乃至数万字，皆可迎及而能，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结合而孳乳者也。他认为这是认识和理解一切汉字的根本。此书是为小学教师向儿童讲解文字所用，所以他拒绝当时考虑为他出版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改书名为具有学术著作意味的《中国文字基本形义》的建议，而坚持用比较通俗易懂的《小学识字教本》原名，这样才与写书的宗旨相符。身处缧绁之中和衣食艰难之日，不时而又并非自愿地成为毁誉交加的新闻人物，仍在静心地踏踏实实做学问，一心想着为大众普及教育，普及文化知识，潜心治学，皓首穷经，不辞心力交瘁。春蚕到死，蜡炬成灰，无怨无悔，不知举世学人能有几个?
《小学识字教本》只完成了上篇十章。上篇完成后，他一直企求公开出版，终未能如愿，只油印几十本，分送友人征求意见。同时，抱病继续写下篇。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上午，正写到“合体字”一章的“抛”字时，猝然病倒，就此搁笔。
这个“抛”字，成为他一生笔耕写了无数字的最后一个字，写了这个“抛”字，也从此抛下了笔。是巧合还是预示?他并没有抛弃毕生追求民主和科学的信念，没有抛弃多灾多难的人民，没有抛弃为之呕心沥血的学问，而自己却被这个世界无情抛弃了。
这位最早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在古老土地上的漫漫长夜里点燃了先进文明火炬的人，一生执著地追求和实践这个救国救民的根本信念，从未动摇。即使十年前在监狱中，他那哲人的深透襟怀，也仍然关注着人类的命运。一九四〇年三月他给朋友信上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就是说，六七年前他尚被羁囚南京老虎桥监狱中，就已经考虑这一问题了。他有感于斯大林时代苏联缺乏民主政治和民主空气的状况，从狱中写信对友人表达明确的看法：
列宁说过，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民主；而苏维埃民主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民主，后者要比前者广泛得多扩大得多……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
他又说：
资产阶级政权，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他们能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统治少数，竟怕这怕那，强调一党专政不允许言论自由，焉有是理。
一九四二年三月，他给朋友西流的信中，又详细叙述了对民主的思考：认为“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专政)必然流为史(斯)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克格勃)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斯)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认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俄、德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无意地助成这一进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认为“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内容……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也，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认为“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即已经死亡了”。
这封信写于逝世前两个月，表明这位民主斗士执著的追求，至死不渝。至于他的观点，未必没有偏颇和错误。他曾经表明自己“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他的“最后见解”里，无论在当时和现在看来，未必没有“极错误的话”，会引起非议和批评。但是，冷静审视和思考，也未必没有“极正确的话”，值得后来人严肃认真地借鉴和警惕。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晚九时四十分，陈独秀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
一切功过是非，都留与后人评说。
历史永远是公正的。它终将拂尽尘埃，涤除污垢，表露出一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身傲骨、满腔正气的一代伟人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