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全国进行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由沙滩搬到了西郊原燕京大学的校址。父亲身为副校长当然得随校搬迁。但据我了解，他和我母亲一样不想搬迁，他们都喜欢独门独户的小院，宁静、安详。可父亲一向“明哲保身”，逆来顺受。学校要他搬到新址北大燕南园，他就只身先搬去了，但我们全家仍然留在了靠近北海公园的小石作胡同。父亲想着也许等迁校完成，我们可以再回到小石作。是年暑假后，北大派两辆卡车来小石作帮忙搬家，我父亲没有同来。派来的人要我母亲爬上后车厢，母亲大哭道：“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爬上去，你们还有心肝吗?”来人和司机无法，只得让她坐在卡车的驾驶座。这件事给我父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知道，不搬到西郊是不可能的，不能违背组织的决定；但对母亲亲手修缮的房子和院子的情感能无动于衷吗?父亲在两者之间选择了服从组织的决定，而心中一直对母亲抱有歉意。
搬到燕园后，校长要分工，当然作为“资产阶级学者”的父亲是不适宜主持教学、科研和人事等方面工作的，父亲既然还有副校长的头衔，总得分个工作，于是组织上就让他管基建。父亲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接受了。于是，人们每天上午常见他拄着拐杖，或由他的副手化学家张龙翔教授或秘书、工友陪着，到处走走看看。然后回家吃中饭，小睡一下，又出发。这样的生活似是悠哉，但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想的也许是能不能写完他的“隋唐佛教史”？能不能完成他的“魏晋玄学”一书？或者是希望免去他的“副校长”职务？父亲没有对我说过他内心所想，都是我今天无根据的猜测。因为他一生都是奉行“明哲保身”，不想让组织上认为他想“索取”什么。但我从他每日沉默寡言、无所事事的状态，感到他内心的矛盾与苦恼。
话又说回来了，在一九四八年底，他本有两种选择。一是南下。二是留在北平。父亲深知贪污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根本不可能把中国治理好，但对中国共产党并不了解。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事实使他思想有了转变：一是毛泽东主席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深深打动了他的心，觉得中国有希望了；二是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的清廉自律，使他颇敬佩；三是他读了一点马列的书，特别是英文本的《反杜林论》。他曾对我说：“这本书讨论了许多哲学问题，值得深思。”此前，他也许读过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日丹诺夫的《在西方哲学史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觉得这两本书把哲学问题简单化了。这些他亲身感受到的事情或许使他的为人为事发生了变化。
事情往往不是直线的，总会有曲折。一九五一年，在中国大地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父亲作为旧北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一自然要被置于“洗澡”、“割掉资产阶级的尾巴”、“脱胎换骨”的批判中。平时，父亲很少和我谈话，有一天他参加了一场批判会，回来后他沉默着，思考着，忽然他对我说：“不应这样对待一位老教授。今天我去太庙参加批判工学院的老教授，大家围成一圈让这位老教授站在中间，在各种辱骂的批判声中，大家把老教授推来推去，推倒在地。我看着，心里十分难过，中国人的‘不忍之心’还有没有了？”正因为这种极“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我父亲又陷入矛盾之中。但他为人很少臧否人物、议论时事，以“明哲保身”为重。
自一九五〇年下半年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一波一波地进行，起初对他还没有什么大影响，但直到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适，对他震动颇大。
父亲一向对政治无兴趣，和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们很少来往。梁漱溟先生曾邀请父亲参加“民盟”，他一口拒绝，并说：“教授只是应该教好书，政治是政客的事。”但是批判胡适，他是躲不掉的。一日由《人民日报》召集一些学者参加批判胡适的会，父亲也被邀请与会。据张岱年先生说，父亲的发言较长，但忽然他把桌上的杯子打泼了，就没再发言下去，并由郑昕教授送他回家。我们把他送上床睡觉，但母亲觉得他神情不对，就请校医院的医生来看。医生来时他已昏迷不醒，次日一早送入协和医院，诊断为重度脑“中风”。经过一个月治疗，终于清醒。此次重病或可谓为“不幸”之“大幸”。“不幸”是自此以后，由于身体原因，他所念念的《隋唐佛教史》最终没有完成；所幸的是他在此之后可以不再参加各种受到折磨和痛苦的“运动”和“会议”。此后，他连一次“政协”和“人大”的会议都未出席过。这样他反而可以有点时间看看书，写点短小的“札记”。
“批判胡适”为什么会使父亲有如此大的反应，我的猜想或与应该如何办好北大有关。父亲的办学理念大体上是继承着严复、蔡元培和胡适的路子。但新中国成立后，经院系调整，全盘学习苏联，他自知能力有限，要想维持北大传统是根本无望。对于“明哲保身”的父亲，他乐得大事都听从党的安排，小事有时也说点“违心”或“半违心”的话，但有时也说点“真心话”，如一九五七年在科学院学部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会议，父亲因身体原因没有参加，但他有一书面发言。此发言全文已找不到，只是在《光明日报》(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上有一发言摘要。《光明日报》以《改善科学院与高等学校的关系》作为书面发言的标题。内容主要谈不应把“教学”与“科研”分开，认为科学院是搞“科研”的机构，高等院校只是搞“教学”的机构。这样不仅不能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也不利于为“科研”的后续力量培养合格人才。用彤先生特别提出把原来稍具规模的高校，经过院系调整、学习苏联高校的一套，东扯西拉地拆散了，实际上对大学教育是有害无益的。对这一点，我认为用彤先生是想到北大。因为北大自蔡元培，经过蒋梦麟到胡适确实已“稍具规模”，并形成一定的“教学”与“科研”并重的传统。因而就如何办好北京大学问题上，在院系调整后有职无权的副校长的位置，如何把北大办下去，内心总觉得很可惜。故其心态常处于矛盾之中，对应如何办教育他是有些想法的，但时机不对，无力回天，真可谓“虽不能尔，心向往之”。
偶然我读到于光远同志的一篇短文，文中说：“怀念母校是个普遍现象。人老了更觉得青年时代之可贵。不过现在我怀念清华，是同自己的教育观点有关。我是一个‘今不如昔’论者，但坦白说，如果我是一个要上大学的学生，要我在旧时和现时的清华中进行选择，我亳不迟疑地选择前者。”我为什么写那篇《我在沙滩的北大和未名湖的北大》？和光远同志一样，我更喜欢沙滩北大。即认为“大学”应是引导学生追求真理的地方，也不应是什么为“政治”服务的地方。我想，这也许是众多知识分子对现实教育不满的根本原因。逝者长已矣，来者不可追!我们得有耐心等待着教育春天的到来，那时用彤先生心中的矛盾或可释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