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学者。著有《明清史散论》《明朝酒文化》《古今集》《看了明朝就明白》等作品。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名不见经传的民间人士写作的史书时有出版。近年来影响最大的，当数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已经出了好几本，发行量很大。毛佩琦教授作序并大力推荐。有明史专家告诉我，书中有不少硬伤；也有明史学者说，这书写得还不错，至少作者认真读了《明史》。在我看来，这类历史作品，就当野史看好了，对普通民众普及历史知识，还是有益的；更何况闲来读这样的书，总比打麻将通宵达旦，甚至做更无聊的不良消遣，要好得多。我敢说，这样的通俗历史作品，比有的电视媒体炒作出来的学术超男、超女强多了！
事物的发展往往呈现出多样性。历史也是如此。有官修的正史，有民间写的野史；而且野史的资格，比正史还要老。乾隆皇帝钦定的二十四史，把司马迁的《史记》列在其中。其实，《史记》就是司马迁写的野史，所以才能把汉高祖的流氓嘴脸，刻画得活灵活现；把吕后的残暴行径，揭露得体无完肤。鲁迅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看《史记》是中国史学的喜马拉雅山，后人只能高山仰止，叹为观止。官修正史是为改朝换代的胜利者唱赞歌的，甚至就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一脸的假正经。而野史常常拆穿假面具，露其原形。例如，南宋偏安一方、在残山剩水间作威作福、悍然杀害民族英雄岳飞的宋高宗，及当过塾师、一脸仁义道德的秦桧，人们只有读了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王明清的《挥麈录》、明朝才子文征明的咏史词、清代陈玉澍《后乐堂集》的史论，才会认识到南宋有个以宋高宗为首的“五人帮”。文征明的词说得好：“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也就是宋高宗之欲：如打败金人，迎回徽、钦二帝，他的“九五之尊”就没了。又如朱元璋，坐上皇帝交椅后，马屁精们把他塑造成神，但到了明中叶，《翦胜野闻》、《闲中今古录》等野史蜂起，让朱元璋走下神坛，还原成人：他有剥人皮的国家恐怖行径，也有给出版书籍免税的大智之举，更有承认自己好色、将犯有小过的美丽妓女当庭释放的菩萨行为。大体说来，历代王朝的中叶及末年——易代之际，是野史的两个高潮时期。前者因为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老皇帝去世多年。正如高尔基所说，说掌故，道野史，有好事者或有心人笔录成书，便成了一本又一本的野史。在朝代行将更迭或更迭后之际，皇权衰弱，具有忧患意识传统的知识界，不甘陆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纷纷著书，力求记录历史真相。翻翻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先生的《晚明史籍考》，就可以知道，明末清初的野史，简直多得不可胜数，成了今天史家研究明清史的珍贵史料。野史还包括通俗的讲史之作，如近代蔡东藩的历史演义，《明宫十六朝演义》、《清宫十三朝演义》等等，因其通俗易懂，拥有广大读者，直至今日仍一版再版。当然，在专业历史学家看来，这些通俗史书，往往把传说当成真史，甚至添油加醋，编造历史情节。不过，普通读者不过是拿它休闲，像嗑瓜子、剥花生一样，哪里管那么多，历史学家不必大惊小怪。
我从刘基被神化来谈谈野史与历史研究。
明朝弘治年后，朱元璋的影响越来越小。随着明朝的灭亡，关于他的一些不同说法越来越多。人们把他的不得人心处放大，从神坛上拉了下来。而对他身边的大臣谋士，却给予了拔高到神的待遇。在这种背景下，帮助皇帝打胜仗的刘基，地位自然抬高了，民间的传说也越来越向神仙靠拢。
从史料看，这一时期刘基的后代，开始神化刘基，民间野史更不断编造故事，越说越玄。真正把刘基形象从人抬高到神的，是小说《大明英烈传》（又名《英烈传》、《皇明英烈传》等）以及《烧饼歌》。《大明英烈传》虽是小说，但以朱元璋建国立业为蓝本，以史实为依据写成，因此在民间影响极大，很多地方还改编成戏剧上演，直到现在还有被改编成电视剧。但此书对刘基过分渲染，把他描写成奇人奇才，对后世认识刘基作了很大误导。刘伯温神话化，就从此书开始。
到了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很大变化，饱尝内忧外患，百姓生活穷困潦倒。这种情势下，迷信活动、民间神话渐渐占据社会地位，成为日常生活的部分，百姓借助这些活动和故事寄托个人的愿望。也可以说，社会格局的变化，为这种民间活动提供温床。因此，刘伯温的《烧饼歌》在民间渐渐出名。这是用隐语写成的“预言”歌谣，向朱元璋暗示大明日后发生的事，甚至明亡后数百年的事。在民间流传很广，影响极深。
《烧饼歌》开篇这样写道：明太祖一日身居内殿，食烧饼，方啖一口，内监忽报国师刘基进见，太祖以碗覆之，始召基入。礼毕，帝问曰：“先生深明数理，可知碗中是何物件？”基乃捏指轮算，对曰：“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龙咬一缺，此食物也。”开视果然。
但陈学霖教授考订，刘伯温的《烧饼歌》并非刘伯温作，而是光绪年间的假冒之作；北京建城与刘基毫无关系，刘基也从未到过北京。
刘基从人到神的演变很耐人寻味。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经济的改变，政治的腐败，独特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促使产生神话的土壤，出现迷信活动，从而产生比如刘伯温这样的神话故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历史变迁的侧影。
关于刘基的研究，我认为要把握两点：第一，刘基从人到神的过程，有什么样的轨迹？历史的、社会的改变，对他这种演变有什么影响？第二，要关注海外人文学者的研究，包括港台的、美国的，注意吸收人家的成果。有学者对外面的情况不太清楚，有的人云亦云，导致研究出现误区或浪费精力。在温州的一个关于刘基的研讨会上，一学者说要对《烧饼歌》进行考证，我说你不必研究了。为什么？因为早有人在做，并写成精详的论文，他是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陈学霖，一直研究宋元明三朝历史，是资深的专家，他的考证是可信的。历史研究最关键的是尊重历史，广泛地、充分地占有资料。
鲁迅说：“石在，火种就不会熄灭。”民间野史揭露历史真相的传统，一直薪火相传，奋勇前行。当前民间研究国史，如三年“自然灾害”史、“文革史”、告密史、剽窃史、政治风波史等，成果斐然。历史将证明这些研究成果的可贵。由我主编的《中国的脊梁——历史上的一百个老百姓丛书》，现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在史学界第一次为从汉代到抗战时期的近八百个普通老百姓树碑立传，弘扬他们的崇高品格，天地正气。事实上，这套书也是主要取材于历代野史而写的一部大型野史。
不要轻视野史！大浪淘沙，那些有价值的野史著作，终将与历史同在，成为祖国文化遗产中的珍珠，熠熠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