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红学家、古典文学家

　　我与“红楼”有夙缘

　　我家与姥姥家都是“海下”养船的人家，母亲姓李，纯粹旧时家庭妇女，没有名字。母亲为独生女，当时她还没有赶上有“女学校”的时代，自幼深慕读书的堂兄弟们，偷听他们念书的声音，能仿效当时学生朗诵唐诗圣杜甫的五言律诗的声调——北方特色的抑扬顿挫的“美读”法。她因此发奋自学，竟能阅读一般的小说、唱本，也能学戏台上的唱腔。一句话，她是个酷爱文学艺术的村女。

　　重要的是，她有一部《红楼梦》。

　　奇怪的是，她的这部书（还叫《石头记》的版本）竟是日本版！

　　我第一次看《红楼梦》，就是看母亲的《石头记》。

　　怎么是日本版？原来，这书是她的堂兄（我的大舅）在她出阁之后前来看她时，给她带来的礼物。那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母亲年方二十。那书后面印着“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三日”，绿色布面精装上下两册，带批语，绣像。

　　我那时太小，看不懂，就丢下了。

　　母亲却津津乐道，常提《红楼梦》的名字，讲给我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向我追述早先我家盛时的一些往事。我家曾有一个傍河依水的小花园，有小楼，有花木，大树很古老，百花竞放。爷爷很爱惜，也很得意，春秋花盛时节，各院年轻的女儿、少妇们，盛装打扮，花团锦簇，到园中去看花。母亲追述这些，就是为了一句话：“那时家里的姑娘媳妇们，穿的戴的，打扮的，真是好看极了！我们一群，一齐来到园子里，那真像《红楼梦》里的那么好，那么热闹……”

　　我听得很神往——可又似懂非懂。

　　但是，这种追述，对我来说，也就是一种熏陶。从此种下了很深的“缘”源因子。

　　我长大了，家境比母亲追述盛时的那年代更败落了，园子也被族中败家子弟拆毁卖了“材料”。

　　我上大学了……沦陷了……重返学校了……我在校学西语，志向是精通外语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华文化、文学名著——我在南开高中时，英文成绩就过得去了，英译冰心女士的小说……暗自立下一个志愿：准备英译《红楼梦》。我和黄裳是同屋同窗，每晚墙子河边散步，两人热烈讨论的主题不是别的——就是《红楼梦》。

　　经历沧桑，重返燕京大学，我已年龄“老大”，心情十分抑郁，落落寡合。这时，四哥祜昌在家乡读三哥泽昌的旧书，因三哥少年时是个小说迷，当然也就有《红楼梦》等有关的“闲书”。四哥因而重看起《红楼梦》来了，对作者曹雪芹之为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与求知欲，就写信给我，希望我对他（雪芹）作一番考察。

　　这一封信不打紧，却一下子引发了我这个早先读不懂芹书的人的极大兴致，一头扎进了“红学”的无边乾坤世界里去了！

　　从那以后，我与四哥两个人在四十几年中，无有一时一刻不在为“考芹研红”而努力。什么困难险阻、挫折中伤，都没能使我们两人改变初衷，失去信念。

　　我与《红楼梦》的夙缘，始于家庭母教与手足之情，但更始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极深至厚的培育灌溉。

　　再说我的母校燕京大学，没有那样的学术环境我是无法做“红学”功夫的，特别是那座了不起的图书馆，凡是我想用的书，那儿几乎一索即得，那藏书太富了！可是，只没有《红楼梦》的好版本。后来，经过我的提议与张伯驹先生的努力，使得珍贵的“庚辰本”成为馆中珍笈——彼时的情况，那种古钞本无一人重视，任其流落湮没，如不得入此名馆宝库，其命运真是不堪设想，难以揣量了。

　　“庚辰本”我得见的先是一部珍秘的照相本，已在我得见“甲戌本”之后。“甲戌本”是胡适先生的珍藏，世间首次复现的乾隆精钞朱批、未经高鹗等篡改的《石头记》原本，中华无价之宝。我与胡先生素昧平生，斗胆借阅，他竟立即托小说专家孙楷第先生捎给了我，报纸包着，上以浓朱笔写我的姓名和“燕京大学四楼”。那年暑假，我与四哥拿定主意，为保护纸已黄脆的原本，全力经营，钞出了一部副本。

　　后来，北平和平解放之前，情势不可预卜之际，我想把这珍本交还物主，因为人家胡先生自从借与我，从未催询过一字，这种对一个陌生的学生的信任，世上少有，我不能做不道德的“攘为己有”的昧心之事，就专程送还。到了东城东厂胡同一号，出来的是他的长公子，将书收到手中，我不入门而告辞。事后很多年方知：那时胡先生正要坐南京派来的专机飞离北平，临走只携带两部书，而这部古钞“甲戌本”竟是其中之一！

　　以后，台湾首先影印了它。这年适逢甲戌年，“甲戌本”诞生两百四十周年，台北寄来请柬，方知高校学府将于六月举行甲戌年纪念研讨大会。这不禁使我忆起了上述的种种事情。

　　我与四哥为了大汇校，写定一部真本，聚集了一些历年搜得的比较难得的本子，也包括胡适惠借的大字“戚序本”。未及“文革”，大约是“破四旧”时，四哥正在运用的那些本子全部被“抄”走了，至今不知被谁“中饱私囊”。母亲的那部“启蒙”的《石头记》，因为存在我处，却得以幸存，但是总不忍翻阅了。

　　我与《红楼梦》有夙缘。真是三生之幸。

　　本文来源：《少年书剑在津门》，百花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