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忆兵：教授

摘要：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有三个阶段，分别为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以及从隋唐绵延至清代的科举制。总体来看，历代的选官制度对古代文人乃至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文学创作，作为文人思想特征、精神面貌的形象体现，集中地表现了特定时代文人的思维与行为的特点。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们普遍认为，人生价值就是出仕做官，即“学而优则仕”。为实现此人生目标，古代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与行为、思考与思想，往往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围绕着那个时代的选官制度展开。

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有三个阶段，分别为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以及从隋唐绵延至清代的科举制。总体来看，历代的选官制度对古代文人乃至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两汉的察举制与游子思妇题材的联系

两汉推行的察举制，其主要内容为：地方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被荐人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推荐是其中的关键，考核常常是走个过场。汉高祖刘邦的《高帝求贤诏》说：“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这里面的“义”一般被认为通“仪”字，表明被推荐者的品行、仪表、健康状况等受到重视，而没有推荐贤才的地方官则会因未尽责而被免职。《汉书》载：“（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一般认为，至此，西汉察举制基本完备，成为当时士人入仕的最重要途径。

两汉的察举制下，士人需要让世人熟知自己的声名或才能，方有机会获得举荐。因此，游历与拜谒成为士人弘扬名声、引起关注的主要手段。东汉以后，此风愈炽。《后汉书》载：“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东汉末年“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有言：“……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路，饥不暇餐，倦不获已。”两汉文人游宦的辛苦跃然纸上。

在当时，察举制下，受到推荐的多少已经成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而推荐也逐渐异化。东汉桓帝时民谣有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兼之古代交通落后，舟车劳顿之下，此时文人的思念、追求、痛苦等感情因此表现于文学之上，就成了当时文学的主题之一。《古诗十九首》的核心主题“游子思妇”也正是六朝文人游宦奔波劳顿的心路历程之展现。“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是对家庭的想念；“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是对家乡的思念，是奔波的劳累；“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是对功名的追求，对游宦的坚守；“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反映了文人的心态；“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则反映了文人对游宦的失望与游宦失败后的反叛和淡然。

我们再将视野拓展到两汉其他文学创作，“游子思妇”也是最为常见的主题。比如，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主题与《古诗十九首》的《行行重行行》完全一致，开篇即云：“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又如汉乐府《悲歌》云：“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游子的悲苦情绪郁积到无法抑制、倾泻而出的地步，感情极为强烈。游子长期离家，对家人与家乡的思念无日不萦绕于心头。思念已极，只能以远望来排解，但是，远望永远不能“当归”，引起的是更多的苦痛。思乡泪已流尽，只能以悲歌倾诉内心情感。《文选》所载七首所谓李陵、苏武诗，主题皆为游子思妇，所谓“请为游子吟，泠泠一何悲。”

游国恩等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中这样描述《古诗十九首》：“为了寻求出路，不得不远离乡里，奔走权门，或游京师，或谒州郡，以博一官半职。”如果从两汉察举制的角度来思考，也就能挖掘出《古诗十九首》的游子思妇题材更深刻的内涵。两汉历经数百年的时间，而诗歌的主题却如此一致，可见察举制对文学的影响之深远。

六朝九品中正制度与玄言山水题材的关联

东汉末年，察举制走向穷途末路，后继的当政者不得不有所改变。翻检《汉书》《后汉书》相关列传，我们很容易发现，两汉时期获得荐举进入官场的大都是官宦子弟。有学者曾经通过统计，得出过如下结论：东汉察举“几乎全被上述的士族集团所垄断，一般寒族进身之望微乎其微”。这在先秦贵族世卿世禄制下发展而来，且始终是“官本位”的两汉专制社会体制中，上述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不同级别官员的子弟，获得荐举的机会和力度也是不一样的。东汉末年，察举制的话语权实际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察举制中，已经有了九品中正制的大致轮廓。

曹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确立九品中正制。朝廷设中正官，负责品评人物。主要标准为“家世”和“德才”，门阀和品评成为选官的两大要点。门阀是确定的，品评却有高低优劣之分。《世说新语》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品评人物，反映了六朝人们以当代盛行的世风和士风来品评人物。六朝士人由此趋同当代世风与士风，形成所谓的魏晋名士风度。文学创作也随之转移。

六朝时期盛行玄言清谈，擅长者易得美官。《文心雕龙·明诗》有言：“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从竹林七贤开始，“名流”的标准是“清谈”，即“谈玄”。“玄学主要只是一种沿袭的文化行为方式和士大夫的时髦风气。……魏末玄学家谈玄重在辨析‘玄’；西晋玄学家则偏于表现‘谈’，通过谈玄表现名士风采。”文学创作的代表为玄言诗。如孙绰《赠温峤诗》：“大朴无像，钻之者鲜。玄风虽存，微言靡演。邈矣哲人，测深钩缅。谁谓道辽，得之无远。”然而玄言诗既无哲理思辨的深度，又无文学审美的愉悦，其得以流行，足以见出九品中正制下重门阀和品评，已经将当时的文学创作导入歧路。

玄学家推崇老庄，老庄的志趣乃清静无为、回归自然，故其倡言隐逸，偏重山水。于是，山水风景在玄言和士人生活中就占有相当的位置。况且，玄学家认为自然界的现象和变化都能体现“道”和“理”，或者干脆就是“道”和“理”的衍化派生。所以，两晋士人谈玄时，往往借助山水说明理趣。《世说新语·赏誉》载：“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孙绰认为山水与作文关系最为直接，才有此评说。孙绰《赠谢安诗》云：“幽源散流，玄风吐芳。芳扇则歇，流引则远。朴以凋残，实由英翦。……青松负雪，白玉经飚。鲜藻弥映，素质逾昭。”便有借景说理之意。孙绰《兰亭诗》其二云：“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创作重心完全转移到山水风景，“微言剖纤毫”“忘味在闻韶”略有玄言之意。许询存今诗只有三残句，残句一云：“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当为玄言中之写景。

南朝钟嵘在《诗品序》中说，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其中言山水风景的句子颇值得吟咏回味，故六朝士人酷爱山水。而且，“散怀山水，萧然忘羁”，正是魏晋名士风流之一种。六朝士人几乎所有的审美热情，都在山水之间得到了释放。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山水诗应运而生。六朝山水诗，何尝不是以山水来印证玄言。谢灵运山水诗大都以玄言结束，前文的山水景色都成了最后玄言之印证。谢灵运诸多山水诗都具备这样的特征。其《登池上楼》结云：“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其《登江中孤屿》结云：“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结云：“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甚至陶渊明部分田园诗，也不脱此种模式。《饮酒》其五结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归园田居》其四结云：“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连雨独饮》结云：“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

玄言为主体，山水为点缀，即是玄言诗；山水为主体，玄言为点缀，即是山水诗。玄言与山水，乃一奶同胞，都可以追溯到世风士风、人物品评、九品中正。

科举制与唐代诗歌题材的全面拓展

唐朝选官制度发生了巨大转变，逐步形成了“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唐朝科举制下形成的纳卷、行卷制度，最大限度地推动了诗歌创作之繁荣。唐朝科举考试没有弥封制度，考官直接面对考生。同时，仅靠考场短暂比试而决定考生前程的方式确实也存在不合理性。在规定的地点、规定的时间，以命题的方式写诗，天才与庸才的表现相差无几。

为了弥补科举考试过程中此种不足，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礼部侍郎韦陟知贡举，针对性地采取了“纳卷”的措施。《旧唐书·韦陟传》载：“陟先责旧（文），仍令举人自通所工诗笔，先试一日，知其所长，然后依常式考核。片善无遗，美声盈路。”此后，朝廷效仿这种做法，大约在天宝年间形成制度。所谓“纳卷”，就是指唐朝考生应省试之前，选择自己的优秀作品交纳给主试部门，由主试官们先行过目。

“纳卷”制度依然有两个不可避免的弊病。第一，唐朝进士科“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每人选优秀作品十多首，总共就有一万多首作品。让主试官在有限的时间里，认真读完这么多作品，并加以甄别，是一件艰难的工作。第二，如韦陟这样“尤鉴于文”的主试官毕竟不多。考生因此自寻出路，“行卷”应运而生。所谓行卷，就是考生将自己的优秀作品选在考前送呈当时社会上各界名流，请求他们向主考官推荐，从而增加及第的希望。

与纳卷、行卷等相关，唐代形成了相应的“公荐”“通榜”等做法。即：在进士科考试之前，向主考官公开推荐考生，考前就决定录取名次。如《唐摭言》卷六记载，太常博士吴武陵持杜牧的《阿房宫赋》向知贡举崔郾举荐其为状元，崔郾答曰“已有人”“不得已，即第五人”，意思就是此时状元至前四名的人选都已经内定，这时候只能内定许杜牧为第五名了。可见，行卷制度下科举考试的名次在考前往往就已确定。

在如此科举选官制度背景下，唐人不会写诗，没有优秀作品选，便是自绝前程。况且，唐朝进士科考试录取名额极少，《唐摭言》中也提到彼时“五十少进士。”唐朝学子既需年年投考，就要不断纳卷和行卷，也就是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优秀作品选。所以，唐人需要不断写诗，乃至终生殚精竭虑，努力推陈出新，打磨出精品。他们不仅仅需要超越自我，更需要与周边考生比较，努力做到出类拔萃。

中唐“苦吟”诗风之形成，即得力于纳卷与行卷之风。唐人日常生活中，孜孜不倦地寻觅诗材和写诗的灵感。李贺“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贾岛“当其苦吟，虽逢值公卿贵人，皆不之觉也。”唐人如此醉心迷恋诗歌写作，从盛唐以来已经形成风气。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又说：“晚节渐于诗律细”。中唐以后，诗人于苦吟一途上变本加厉。孟郊《夜感自遣》说：“夜学晓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卢延让《苦吟》说：“吟安一个字，拈断数根茎。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此类事例或诗句，举不胜举。

综上所述，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唐代士人必须经历四个阶段：第一，苦读。此阶段同时大量创作诗歌，打磨优秀作品选。第二，漫游。携带优秀作品选，到各大都市或名山大川游历，寻找行卷的对象。第三，拜谒。这是漫游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行卷了。第四，科举考试。前三阶段如果功夫做足，科举考试通过也就顺理成章。总之，由于唐代考前的“纳卷”“行卷”成为登科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当时优秀的诗歌成了“纳卷”“行卷”的必备利器。

宋代科举改制与文学转型

宋朝沿袭唐制，以科举取士，独重进士科。然而，与唐朝相比，宋朝的科举制度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科举制度是由宋朝建立的。宋代科举改制对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的有两个方面：其一，建立起弥封、誊录、编排、锁院等制度，确保以考试卷面成绩为录取依据，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考场公平公正原则之落实。其二，考试内容由重诗赋转向重策论。

宋朝的考官无法知晓考生姓名，因此纳卷、行卷、公荐等制度或方式立即失去所有的效用。宋代科场考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努力摒除考场外对录取工作的种种影响，较大地改变了考生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宋代士人由此转向两耳不闻窗外事之闭门苦读，反复揣摩试题类型，模拟写作。“苦读才疲即伏枕”“知有人家夜读书”“闭门读书声琅琅”“闻向秋山苦读书”等等，此类叙说，时时可见。据说是北宋真宗皇帝创作的《劝学文》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所倡导的就是闭门苦读。

学子长年闭门不出，自然缺少生活和情感的阅历，也缺乏创作的激情。模拟省题诗之作，随之与性灵、性情无关。宋人再也不需要时时面对现实生活去寻觅佳篇佳句，作诗的热情和投入时间因此锐减。从后世角度观之，宋诗的总体质量不如唐诗，首先就是因为当时科举制度的演变，导致宋人并未将更多的聪明才智投向诗歌创作。

此外，北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殿试废除诗赋，改试对策。而后，士人逐渐将更多的学习热情转移到策问的写作上。凡此种种，最终形成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色。宋代江西诗派创作强调“无一字无来历”“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就是转向闭门苦读的一种必然结果。换言之，唐宋诗风的巨大差异是由科举制度的变革带来的。

唐宋科举考试制度的巨大转变与唐宋文学创作的差异

首先是在创作源泉方面，唐朝士人多有游宦经历，为唐诗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宋人闭门读书，缺少生活与情感的阅历和创作的激情。与此同时，宋代漫游衰歇，相关的创作随之消失。如，苏轼兄弟，北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随父赴京赶考，途径成都、剑门、横渠、扶风、长安、华清宫、关中、渑池等地，其间却没有一首诗歌创作流传至今。到了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三苏再度离乡赴京，沿途就有大量的诗作，后来汇为《南行前集》，苏轼序云：“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

其次，是创作动力和创作心境上的不同。唐朝以诗取士，行卷需要携带自己的优秀作品选集，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为唐人持续进行诗歌创作提供了推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唐诗苦吟的形成。宋代科举考试中诗歌的地位有所下降，故宋朝士人寻觅佳篇佳句，作诗的热情和投入时间都锐减。

以风景诗为例，唐人每每将求仕漫游途中所见山山水水写入诗篇，精心打造，既写出千姿百态的风光景物，又融入求仕过程中喜怒哀乐之复杂情感，是唐诗中最绚丽多彩的篇章之一。而宋人在苦读和应试阶段无暇浏览风景，故宋人欣赏山光水色之风景诗，大都作于登第入仕之后，身份不同，境遇不同，心情也就不一样。展现在诗歌中的人物风貌，以及表现出来的整体诗风，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如苏轼《江上看山》：“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舟中举手欲与语，孤帆南去如飞鸟。”其中的从容平和之心境显而易见。尤其是宋代士人在出任地方郡守之后，往往就有较多的休闲时间览景赏物，怡情悦心。如北宋文同《野径》有云：“山圃饶秋色，林亭近晚晴。禽虫依月令，药草带人名。排石铺衣坐，看云缓带行。官闲惟此乐，与世欲无营。”出任地方郡守的宋人多数都已在中年之后，他们看待世间万物的心态，相对淡定宁静，于是将这一份淡定宁静转移到风景诗中，就表现为与苏轼兄弟相同的从容平和作风。

与唐人相比，宋人的这些诗歌少了对仕途功名的热望渴求，少了求仕艰辛带来的落寞凄苦。值得注意的是，宋人的部分风景诗写于贬官期间，些许不平或愁苦的情绪会转移到山川风物之上。但由于生活境况尚可，诗人愁绪并不浓烈，这与中唐苦吟诗人的表现有很大的差异。总而言之，由于身份与境遇的改变，宋人风景诗的情感强烈度远不如唐人，诗歌的艺术感染力也就不如唐人。

 

本文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12月4日。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