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历史学者
我们为什么写历史——史景迁对话人民大学师生
谢谢大家今天下午光临，我很高兴终于来到了人民大学。我认识很多人大的老师，但是一直没有来过。我想跟大家谈一谈，我为什么热爱中国历史。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文本，但是我的中国话说的不好，所以我需要一个翻译。今天下午，按我的理解是一个非正式的见面，在这么一个晴朗的天气里，我很开心。另外，我很感谢梁涛老师，邀请我过来。梁涛老师最近有本书出版了，恭喜他。在我讲完以后，我们会有一个简短的时间供大家提问，梁涛老师会主持。下面我们就开始演讲。
我可否认为今天下午来这里的诸位，都是对历史很感兴趣的人？所以，我们的见面是一个跟历史有关的见面。我将在北京停留几天，接下来我会去中国的其他城市。这是我第一次做这种图书发布的巡游，这回出版的我的著作都是中译本，而有趣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中国的史料并将它们译为英文。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的书出版了三本。第一本是《曹寅与康熙》，跟17至18世纪清政府的官僚制度有关。这是我的博士论文，所以它还是有生命的。四十多年了，它终于以书的形式出现了。第二本书是《胡若望的困惑之旅》，讲的18世纪的一个中国人旅居法国，经历过法国的宗教生活，而他的生活变得很困难，我们会在后面谈到这本书。第三本书就不是一个人了，它关涉到很多人，它的名字叫《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从出版社得到的消息是它即将出版。这三本书的写作年代都不一样，《曹寅与康熙》写于1966年，《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是1969年写的，而《胡若望的困惑之旅》写于1988年。
在我的研究过程当中，我对清朝征服明朝这段历史比较感兴趣。我对这段时期的变化，尤其是地理位置上的变化、文化中心上的变化尤为感兴趣。所以，我有一个重心就是明朝晚期到清朝初期。我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导致明朝出现了政策上的失误，以至于清朝成功地征服了明朝。结构上是一种什么错误导致了明朝的这种毁灭？我有一本书的名字叫《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我用一种很友好的方式，内含一些批评也有一些嘲讽。那么，有人问我，我有什么资格去给一个中国的皇帝作一个“自画像”呢？但是，很多的资料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可以触摸到那种本质。所以，这种“自画像”就成为了一种主题。它能帮我们去探索清政府的统治，以及当时的知识分子内在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研究历史会有比较强烈的动机，比如说不同的历史会给我们不同的细节。在你的研究中，经常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东西。这也关系到你去寻找相关的资源以及选择什么样的材料。比方说，我在研究了康熙六七年以后，我对他非常感兴趣的一点就是，如果所有的事情倒过来看会怎么样呢？我觉得从康熙的反面去研究康熙的话，很可能是一种新的方法。20世纪70年代，我读过一些历史资料，并写了一部书叫《王氏之死》，研究18世纪后期的一位中国妇人。清朝有一个制度，它对死亡是有登记的，尤其是一些暴死的人。而且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个细节的问题，康熙所做的是一个皇帝要做的工作，王氏所做的是作为一个女人应尽的义务。王氏生活在自己的社区中，通过王氏我们能看到康熙的一个反面，这个妇人在地震之后死于山东的南部。我的写作都是在一些很可靠的证据之下写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对康熙的兴趣就变得更为广阔了。康熙之后的皇帝是雍正，但历史学家好像故意把他略过去了。雍正看上去是一个很短暂的历史时期，在历史学家的眼中，雍正是一个滥用权力、疑心病很重的皇帝。而雍正与康熙是有相似处的，正是他们的结合很好地建立了中国的文化和军事力量。
另外一个侧重点就是通过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来看它的本质。1600年以后，不少外国人开始在中国定居，很多人认为那时候的外国人对中国人一无所知，但是我们从一些回忆录和当时的记载来看并不是这样的，这就是我的那本书《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里的主要内容。在康熙的统治时代，天主教会有一个很强的传教时期，本书研究了康熙是如何调整他们与天主教士之间的关系的一些问题。那些西方来的知识分子非常的聪明，比如说利玛窦，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学习中文，他是西方第一个能用中文独立写作、出书的人。当时有很多文献可以看到。我研究的另外一个侧重点就是太平天国。从太平天国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外国人一些不可推却的责任。我的这本书的名字叫《上帝的中国儿子》，因为洪秀全笃信他就是上帝的儿子。这个研究让我进入了中国的19世纪中期，从那时起一直到清朝灭亡，这种社会政治、经济大变化的时期不仅仅是中国的变化，而且是全球性的一个变化，呈现为人们的恐惧、希望、调整。所以从那时开始，中国人就开始了对中国现代化的追寻，直到推翻清政府，一直延续到新政府的建立、推广。那时的人们希望建立一个更加长久、更加智慧的政府。所以，我的书中就把它称为“革命的全景以及振兴”。
这一切都不是偶然，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一种探索，看看自己写的一些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写的东西都与中国有关，这是一种让我非常着迷的东西。我们可以利用一些资源，从这些资源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更多的是得到一些亮光和反思。我很敬佩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特别是那些亲身经历了明朝灭亡和清朝入关的史家，他们由对当时社会某些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一些深刻的历史认识。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今天讲座的题目——我们为什么要思考历史、写历史？因为历史能够给我们一种区域，一种不同的眼光，让我们看到过去，以及我们现在的处境和生活。历史总是给我们一些影响，也警醒我们，让我们注意一些细节，一些个人的悲剧。也许做历史是一个比较悲伤的学科，因为我们总是在研究过去的事情，有些故事还很困难，或者说令人很伤心。但是这些故事却在构成着一些事情，比如说中国人的身份。而那这样的东西就能够鼓励我们进一步反思。我上次在北京大学与同学们的交流中，发现有很多学生对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很感兴趣，这就给了我更多的鼓励。
接下来，我们改变一下我们谈论的主题，我想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及与北大学生的交流，来总结一下我演讲中的讲三个主题。我的第一个主题是一种跨文化的追寻、一种兴趣。我很感兴趣的就是他们是如何跨文化的？跨文化的价值在哪里？文化的跨越与宗教冲突之间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区别？这种跨文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规模？在历史被阅读及重写的过程当中又是怎么被重构的？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和一些中国学者都很感兴趣的一个人叫沈福宗。他于1687年去过欧洲，见过英王和法王，而且很积极地进行文化的交流。比如说，他曾经和教皇教庭人员谈过话。在他短短的生命中，留下了一些东西，他是一个能说拉丁文的中国人，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他利用自己通晓拉丁文的能力与当时的英法官员、宗教人员进行交流。所以，这样让我想到了一种通用语言的价值。由于这种语言的工具，他能接触到很多的科学、工厂、图书馆等等。耶稣教会在中国一直在探索如何把中国的经典翻译过去，沈福宗参与了把中国经典翻译成拉丁文的活动。1687年，拉丁文的《论语》已经出版了，而且翻译得很好。同时，他还和当时的很多学者进行过交流，这些学者多是那个时代的启蒙学者。他曾受到英王和法王的接见。他们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沈福宗在欧洲的业余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关于他的业余生活的记録。我们从中发现了一个“通用语言”，那就是——弈棋。他经常和那些欧洲的学者们一起下棋。总之这样一个中国人的旅欧生活是十分生动有趣的。然而不幸的是，在返回中国的途上，沈福宗突然发烧，并很快就去世了。这真的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他回到了中国，向康熙皇帝介绍一下英法的历史，那么对中国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和改变呢？
我想再说一个细节，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每当有西方人想去中国，如果你问到他们想知道什么？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中国人的想法、心理和中国文化，而是需要知道多少汉字，才能够去中国。然后会问如果他不懂汉字该怎么办？所以，从17世纪到现在你都会发现会有一些广告，他们会卖给你一个秘诀或者一个套餐，在五周之内帮你掌握汉字，让你熟练使用汉语。他们会声称掌握了拥有中国这把锁的钥匙，但是其实没有一个是管用的，因为学习没有捷径可走。17至18世纪的时候，那些学者会告诉外国人，需要掌握一万两千个汉字，还不包括那些历史、科学等其他的，还有官府上面用的一些术语。
我研究的第二个主题与经济有关。特别是1783年美国独立时期，英美对中国市场的开发特别感兴趣。他们很想来中国做生意。而那个时期，清政府对他们的权利做了许多限制，特别是外国人的居留问题，这造成了外国人和清政府之间的一些矛盾。中国人总是觉得他们要抗拒西方人，他们不需要西方做的东西，认为西方人把一些东西强加在中国人身上。这一系列的问题导致了一些争端，但是西方人还是通过一些协议、建议以及在中国开展的贸易，建立了自己的居住区，建了他们自己的房子、建了他们自己的学校，并在妇女和儿童问题上多有参与，但历史上记录最多的还是关于鸦片的战争。
第三个主题，我把它称之为中国——世界。在这里，关于一个国家政权上的资料是不会造假的，如政府秩序、阶级结构和政治体制。我们可以回到雍正时期，如果你们细读雍正时期的材料的话，这些材料会告诉我们很多的信息。在中国大陆，如果你四处旅行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材料都没有人研究，比如河流的情况、道路的情况、水域的情况，以及商人与旅人之间如何互相帮助？考试作弊的事情、各种各样宣传的张贴画、语系的问题、人们到哪里及如何找医生，还有寺庙的情况以及如何祭祀，等等。
下面稍作总结，我为什么写历史？历史能够让我更加深入地探索过去，没有一个历史时期是不可以去探索的。也许我们会搜集很多资料，这些资料也可能让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我们总是与过去相连，历史对我来说，让我有一种亲切感。而历史资料有其脆弱性，我想说的是，如果你非常喜欢研究历史的话，就应该保持清醒，因为这些资料无论看起来多么地可靠、有趣，它都有可能是编造的、假的，是谎话。另外，这些资料告诉我们，假故事这种形式是如何切入我们的生活的。历史总会让我们去反省，让我们看到未来，而在历史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国家、社会、个人、孩子和夫妻关系，历史会告诉我们一些普通人的生活。总的来说，研究历史一定要保持清醒，注意到一些边缘性的地方，来保持一种好奇心。此外，我还在不断地反思，不断地思考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及全球文化传承。
人大师生提问与史景迁先生回答：
问题1：写历史方面的论文与其他方面的论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答：写论文要求有历史的方法，这也是增长知识的一种方式。写论文很难说有一个标准。如果说你对自己的研究领域是非常有兴趣的话，写论文是一个给人非常多启迪的训练，它能够唤醒你的心灵，发现一些老师都没有发现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写论文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能够帮助我们的学生从他们的研究兴趣更上层楼，总是让人非常振奋。
问题2：历史是艺术还是科学？
答：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了，这首先关涉到科学的定义是什么。历史在我看来，它的确是艺术，但它也的确是有很多规则的。
问题3：您是否努力通过研究昨天，来解释今天和明天？
答：我们发现，通过阅读和研究，人们希望历史能够“有点用”，但是，实际上却总是失败。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总是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人们总是忘了历史，并没有为了的明天汲取已得到的经验和技巧。至于今天呢，它真的不确定，而且总是在移动，总是在发展。当然，过了许多年以后，我们的今天也就成为了历史。我很喜欢这个同学的问题。
问题4：我是一个国际新闻专业的学生，我们被告知，今天的新闻将会成为明天的历史。但是我觉得，一些客观性和主观性总是困扰着我，不知道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是怎么看待新闻的？
答：确实是，今天注定要走到明天。明天总会到来，我们无法阻止它。老师本科的时候也是学习新闻的，这种新闻的训练对后来做历史是很有帮助的。新闻的确是着眼于今天和明天，可是我们的记忆总是很短。在今天的世界，变化总是很多，规则的变化也是很大，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通过对昨天的研究，尽可能抓住些东西。这个问题非常好。
问题5：历史总是循环的，就像日出日落一样，为什么？
答：确实是，每个政府、每个国家都是从其前身发展而来，有成长期也有衰弱期。像17世纪的英国和现在的英国，真的是风水轮流转，深不可测。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曾经做过一些研究，希望能够找到这些循环的决定因素，从技术或者科学上面去做一些解释，但是要是去找到一个简单的规则是非常困难的。比如：乾隆皇帝受《易经》的影响，认为这是一个不可以改变的循环，也不会想去改变它。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避免这种最终的衰弱，只是长短而已。比如说中国的文化很长寿，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发展中间不断地吸取外来的东西，而且中国人不论在哪里都有一种国土和情感上的归属感。对于你的问题，首先要说的是“Yes”，就本质而言，发展是一种消耗，是一种军事及知识、经济上的消耗。当然遇到一个比较好的政府或比较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有时是可以改变这些的。
问题6：康熙写了一些布道诗，这些诗流传很广，您真的以为康熙慕道吗？如果不是，如何评价这些事？他对基督教的态度是崇拜还仅仅是一种包容？洪秀全作为“上帝的中国儿子”，与基督教到底是怎么一种关系？如果太平天国的确与基督教有关，作为同样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与太平天国之间的冲突怎么解释？谢谢。
答：现在的材料确实可以证明，康熙与当时的天主教有一些联系。康熙作为一位帝王，非常地有技巧，他不会让与外国人的冲突出现，所以他对外国人的崇敬是非常谨慎的。他要求他们遵守清朝的规矩，很多时候他是支持基督徒的，但是如果把他惹恼的话，他会非常愤怒，而且他会对他们非常苛刻、非常严厉。康熙还嘲讽过那些外国的资深传教士，认为他们不懂中国的《易经》和中国的其他经典，而不懂中国的东西，他们是没有资格在中国进行判断的。在中国有很多伟大的传教士，他们翻译了《论语》，这就回到了我刚才谈论的。很多时候，康熙对外国人是很有耐心的，他总是很想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证明些什么。但是不能去惹他，被惹火了的话，他还是很难相与的。
洪秀全的宗教其实是一个很个人的宗教，他就像一首诗一样，他没有什么规矩可言，他把自己放到上帝和天之间的关系上，他的自信心是非常地有意思的。他创造了与上帝之间的这种关系，还把自己称为上帝的小儿子，围绕着这个，他创造了一些自己的祷文和规矩。如果把康熙时期的基督徒与宗教思想和洪秀全的这种基督教实践两者相比较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术训练。谢谢大家今天下午如此专注地参加这次座谈会。非常感谢。
本文来源：《国学学刊》2014年第2期。
摘要：我们为什么要思考历史、写历史？因为历史能够给我们一种区域，一种不同的眼光，让我们看到过去，以及我们现在的处境和生活。